1939年是令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紧张而又愤慨的一年。3月15日，德国军队如潮水般开进了希特勒称之为“乌捷克邦”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个国家割让了苏台德地区后，希特勒又在斯洛伐克和罗塞尼亚两个地区煽动民族分裂活动。
捷克政府要么制止分裂主义者的活动，要么听任民主制度的灭亡。而且谁都能看出德国真正的意图，只要捷政府采取行动，就会给希特勒制造入侵的口实。但是为了民族的尊严和荣誉，年迈的哈查总统终于鼓起勇气，宣布解散分裂主义者组成的政府。
这个决定正中希特勒的下怀。这个德国独裁者按照早已拟定好的计划，穷凶极恶地扑向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各地。不到一天的时间，这个国家就被纳入了德意志帝国的版图。
德国的入侵，使一些具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十分担心，他们预感到世界和平的危机已经降临，而且这次危机似乎非同寻常，如果把目前的科学发现与战争紧密结合，将会给世界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怎么办？是科学家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玻尔和他研究所的许多成员正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搞研究，听到德国入侵捷克的消息，玻尔义愤填膺，迅速和同事们商量对策。这时西拉德也火速赶到普林斯顿，了解玻尔在这种突发的严峻形势下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看法。
普林斯顿高层物理研究人员的会议紧张地进行着。参加会议的有玻尔、西拉德、罗森菲尔德、惠勒、维格纳和特勒等人，他们都曾在哥本哈根研究所工作过。
西拉德谈到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进行的中子实验，充满恐怖地谈道：
说不定德国人也在进行这种实验，如果希特勒手中掌握了一枚原子弹的话，这个战争狂人不知要制造出多少惨剧。
西拉德的话就像是末日的钟声一样，响彻每个人的耳边。
在场的人都不怀疑这样一点：
德国人将会与他们一样，知道有关可怕的核裂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可能性，希特勒也一定会尝试制造原子弹。德国有这样的科学能力。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中，有四个是在德国受的教育，而另外两个人——玻尔和惠勒也曾多年与德国科学家密切合作过，他们知道德国人的才干。尽管希特勒赶走了一批最优秀的科学家，但毕竟还有一批为数可观的人留在德国。如哈恩、海森堡和魏扎克，他们的科研水平是无可否认的。
玻尔与西拉德的意见不大一致。他坚持说链式反应是不会产生的，除非把铀235从铀238中分离出来，但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这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资源。
不过，在这些重大的事情面前，不可掉以轻心，科学史上偶然的例外也不是没有的。
到了午夜时分，普林斯顿万籁俱寂。睡梦正酣，而科学家们的思想却在翻江倒海。最后，在西拉德的敦促下达成如下共识：
第一，科学家们必须与美国总统和军界进行接触，以便使科学实验在国家的直接关注下进行。
第二，必须动员我们所有的力量，加快对裂变中子的研究，争取抢在德国人的前头。
第三，他建议保持缄默。说服所有的物理学家，不要在公开场合谈论裂变。
对第三点建议，玻尔和其他科学家均持反对态度。玻尔认为，对科学发现进行压制，物理学将无法发挥它的作用。而且自然定律是不能加以遮蔽的，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位科学家都可能在任何时候得到自然科学中的真理。
玻尔多次问大家，封锁消息的办法能行得通吗？
就在1939年下半年，《自然》杂志发表了近二十篇有关裂变的长短文章，美国出版界也有类似的文章大量刊出，自愿封锁消息的初步尝试失败了。
战争的危机更加速了人们对铀的研究。虽然玻尔不太相信能从大量铀238中分离出微量的铀235，而他的弟子们却在加紧这方面的实验工作。
首先意识到哈恩等实验为铀核裂变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弗利什在丹麦被占领后来到英国，和佩厄斯一起工作。他们计算出，1公斤左右的铀235球体，就是一枚“大小合适的炸弹”。
在生产铀235可能性的问题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用气体扩散法可以取得成功。让铀变为气态，就会在高温物体表面附近收集到铀235.
这两个人还算出，用大约10万根管子进行收集，每天可生产出大约100克纯度为90%的铀235.
他们认为，只要有一座比现有的火药厂大不了多少的工厂，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们在备忘录中写道：
“这种炸弹除了爆炸过程本身毁灭性的效果外，全部裂变产物会处于具有高度放射性的状态中……放射性对于生命仍有致命的危险……数小时后，放射性造成的后果才表现出来……成立专门机构，以判断危险区域的准确范围，警告人们不要进入，是十分重要的。”
备忘录里的大部分内容是美国后来拼命保守的“秘密”。美国生产的原子弹是按照他们的路子进行的。
虽然玻尔本人并没有将原子能用于战争的意图，甚至在这件事成为事实时，玻尔仍极力反对，他只是为着理解自然中的真理，为着使世界上的物理学家相互启发与合作，以便共同探究真理而努力工作，但是玻尔的发现和他领导的这个集体的智慧，却使结果向着另一个方向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