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说完，带兵开向朔州。
在率军开拔时，杨业老泪横流。他对潘仁美说：“我此去必定失利。我杨业本是太原的降将，本来早就该处死了，但皇上不杀我，反而让我带兵。我不是故意放着敌军不去出击，而是想找战机，争取立尺寸之功以报国恩。今天诸位却指责我有意避敌，我杨业一定先死于敌人手中。”
接着，他又指着陈家谷口说：“请你们在这里布置步兵强弩，分左右两翼准备救援。等待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用步兵两面夹击相救，否则的话，就会全军覆灭。”
潘仁美当面答应了杨业的要求，在陈家谷口布下了阵，以备救援。
可是，在杨业出发仅仅四个时辰，王侁见杨业没有回来，以为杨业把契丹兵击败了，怕自己在陈家谷口争不到功劳，就不顾原约，领兵离开谷口，想去争一份功劳，潘仁美作为主帅，不仅听任王侁擅自行动，自己也跟着离开了。
当潘仁美、王侁率军离开陈家谷口二十里的时候，就听到了杨业战败的消息。但他们不仅没有回师去救援杨业，反而率军迅速退走。
杨业率部同优势的契丹兵作战，且战且退，自中午一直战斗到天黑，终于转战到陈家谷口。这时，他看到陈家谷口已经空无一人，潘仁美等人早已违约把宋军全部开走了。杨业知道摆在面前的已经是全军覆没的命运，不由得抱头痛哭。
当契丹兵又峰拥而至时，杨业看着身边仅存的一百多个宋军将兵，对他们说：“你们都各自有父母妻子，如果同我一起战死，没有益处”。他叫这些将兵各自逃生，待敌军散去，回去把这次战斗的情况向宋太宗报告，但是，由于杨业平时很爱护部下将士，能同士卒共甘苦，将士对他很有感情，他们都不愿丢下杨业逃生。
于是，杨业又率领这些残兵继续奋力抗敌，杨业在战斗中身受数十处伤，在身边的士卒几乎全部战死，还亲自杀死了许多契丹追兵，到最后，终因所骑战马受了重伤不能行动而被契丹兵所俘，部下将官和士兵全部壮烈殉难，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在这次战役中战死。
杨业被俘后，不肯向契丹低头投降。他想到自己对宋朝一片忠心，却遭到奸臣陷害，以致兵败被俘，无限悲愤，决心用绝食而死表白自己的一片赤诚，这位威震敌胆的抗辽宿将，在绝食三天后，死于被押往燕京的途中。
辽代在长城古北口有个祭祀杨业的庙宇，可能古北口就是杨业殉难的地方。
杨业之死，使北宋失去了一位智勇双全、深受部下爱戴而又震威契丹的名将，他受陷害和部下一起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当时许多人听了都为之落泪。人们为杨业的无辜被害而惋惜与悲恨，实际上也是对潘仁美、王侁及刘文裕等人忌贤妒能、逼害忠良的恶劣行为的谴责。潘仁美、王侁等人因此分别受到降官及除名发配的处罚。这伙置民族利益和许多将士生命于不顾的妒贤忌能之辈，后来还一直受到人们的谴责。而受陷致死的杨业，却受到后人不绝于耳的赞扬。
以上是杨业牺牲的经过。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写的批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眉批，更多的是联系中外历史现实，再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进行分析、综合，然后进行评论、引伸，借以阐述自己的见解。
在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大量批语中，对历史人物研究的评价占了相当多的份量，毛泽东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非常注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评价。
作为一个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几十年革命战争的领袖，毛泽东非常赏识历史上那些耿直刚正的人物。相反，对于无所作为，苟且偷安，无勇无智，品行不正的人，毛泽东都持批评态度。
所以，当毛泽东看到描写杨业“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时，批下了“杨业战死”四个字。
在毛泽东眼里，杨业是战斗而死的。虽说杨业不是死在兵刀相戈的战场，然而杨业却是在被俘后不肯投降，绝食而死的。在绝食中的杨业，依旧保持着那种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依旧在用生命与契丹人抗争。他仍然是个战将，不屈不挠的战将，因而，毛泽东说杨业是战死的。
用“战死”二字评价杨业，表现了毛泽东对杨业这样的战将的欣赏、喜爱与肯定，相信毛泽东当年读到有关杨业的这段史实时，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
十六、英名不朽风范长存
——北宋参政知事范仲淹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是在朝中春风得意时，还是遭贬黜失意时，他都不因自己的处境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他时刻都想着为国家社稷尽忠，为天下苍生尽力。
【范仲淹小传】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为唐朝宰相范履冰之后，祖籍陕西邠州（今陕西彬县），后迁江南定居，成了苏州吴县人。父亲范墉，博学多才，但官运并不亨通，只做了宋武宁军节度掌书记便去世了，此时，范仲淹才两岁。母亲谢氏贫苦无依，只好带着两岁的范仲淹远嫁给山东淄州长山县的朱文瀚，范仲淹因此改名朱说。
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辞别母亲，独自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进入思慕已久的应天府书院，拜在名儒戚同文门下。戚同文无意仕进，不积私财，不营居室，终身教授，常常告诫学生“人当以行义为贵”。戚同文言传身教，对后来范仲淹节俭奉公、居职清廉的政风有很大影响。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经过八栽寒窗苦读的范仲淹赴京赶考，终获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不久，范仲淹出任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专管狱讼。广德是个地僻人穷的山区，官吏多横行不法，民间讼狱甚多。范仲淹到任后，立即将那些陈年积案一一加以清理，审查复核。
但广德太守刚愎自用，致使冤声遍地。范仲淹不畏权势，根据事实，援引法律，经常与太守争论，对太守徇情委屈之案。
必定要加以昭雪纠正。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范仲淹调任亳州节度推官。
亳州通判杨日为官清正，关心人民疾苦，多兴利除弊，深得百姓爱戴。范仲淹对杨日严十分敬重，两人成为至交。在亳州，范仲淹正式恢复范姓，并把母亲接到身边赡养。
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范仲淹又调任泰州（今江苏泰州）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西溪是苏北海边小镇，人穷地僻，范仲淹却不以为然。他发现泰州和附近的楚州（今江苏淮安）、通州（今江苏南通）经常受到海潮的侵袭，当地老百姓纷纷携家外逃。范仲淹决定修堤救民。尽管修堤不是他职权之内的事，但他还是越职向江淮漕运张伦上书。张伦十分赞成，并举荐范仲淹为兴化（今福建莆田北）县令，全面负责修治海堤。
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秋，范仲淹率领通、楚、泰、海（今连云港西南）四川民工四万余人，正式开始动工。但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暴风雪，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此时反对之声骤起，不少人认为“堤不可复”。
但也有些官员力主范仲淹之议，于是决定继续开支修堤。而恰在此时，范仲淹的老母去世，他不得不离职居家守丧。但范仲淹人在家中，心系海堤，他不断写信给张伦，申明筑堤利害。终于，在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春，一道长达一百五十余里的海堤竣工，横亘于黄海滩头。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千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都感激范仲淹，都把这道海堤称作“范公堤”。
范仲淹在南京（今河南商丘）丁忧期间，当时应天知府晏殊很赏识范仲淹，让他主持府学。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并且颇有法度。他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总是解囊相助，资助其完成学业。而自己家人衣履不整，孩子们外出不得不轮流更换一件像样的衣服。
范仲淹也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他向朝廷上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建议书。他建议朝廷能选择贤明之人做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担任县令，排除社会上游闲懒惰势力，淘汰冗员，消除过度奢侈，严格选举制度，培养将帅以加强边防。他还提出一条十八字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这里包含了他整顿吏治，加强国力的改革思想。他的建议深得当时朝中执政者的重视。
天圣六年，时任副相的晏殊举荐范仲淹为秘书阁校理。
范仲淹入朝以后，勇于直谏，议论风发。当时仁宗皇帝年已二十岁，但朝中军政大事，却凭刘太后一手处置。满朝文武屈于太后的虎威，不敢有异议。范仲淹闻知后，立即上书批评这种现象，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晏殊闻知范仲淹此举，大为恐慌，他赶忙把范仲淹叫去，指责他轻狂无知，将祸及举荐者。范仲淹素来敬重晏殊，这次可当仁不让，“我正因为受了您的举荐，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晏殊无言以对。范仲淹因触怒太后，被贬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一带）通判，秘阁的僚友为他饯行：“范君此行，是极为光耀啊！”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师，任右司谏（谏官）。这时，干旱和蝗灾正蔓延山东半岛与淮河、长江流域。灾情越来越重。范仲淹上书要求采取措施拯救，仁宗一时尚无反映。范仲淹冒着杀头的危险当面质问仁宗：“如果宫中的人半天不吃饭，会怎样？江淮等地百姓吃不上饭，怎么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呢？”仁宗顿时醒悟，派范仲淹前往江淮安抚灾民。范仲淹一到灾区，便不顾旅途辛劳，立即开仓赈粮，治病救人，很快取得成效。救灾任务完成后，他还特意将当地饥民吃的一种名叫“鸟味草”的野草带回京师，呈献仁宗，并传示六宫贵戚，劝诫他们不要奢侈浪费。又呈上《救弊十事》疏，针砭时弊。不久，范仲淹的建议部分被朝廷采纳，收到了很好效果。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他因参劾宰相吕夷简荻罪，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
过了几年，他又由睦州转知苏州。范仲淹在苏州又积极治理苏州水患，兴办学校。景祐二年（公元1095年）范仲淹以苏州治水有功，被召回京，拜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并获天章阁侍制的荣衔。范仲淹回京后，吕夷简便派人警告他不要对军国大事妄加指点。或许此时范仲淹应该吸取上次被贬的教训，但范仲淹毫无畏惧，他宁可舍官弃命，也不姑息奸恶。
吕夷简知道范仲淹难对付，不久，便让他去做开封知府，使范仲淹缠身于繁琐事务之中，无暇他顾。但吕夷简万万没有想到范仲淹决事如神，仅几个月，就把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好了。当时开封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
吕夷简在朝中任人唯亲，朋比为奸，范仲淹对此非常气愤。他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官图》，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呈给仁宗，指责吕夷简用人失度。吕夷简也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又连上《帝王尚好》、《选贤任能》、《近名》、《推诿》四论。斥责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篾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将范仲淹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许多朝臣不服，纷纷上书，为范仲淹说情。台官韩读为迎合宰相的旨意，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诛、欧阳修等人也被列为范仲淹同党，被流放到偏僻之地。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深秋，秋风瑟瑟。范仲淹乘船远赴饶州。临行时，十里长亭，只有几位正直大臣冒死为范仲淹饯别。范仲淹在饶州数月，又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
此时，宋朝西北的党项族崛起，元昊称帝。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元昊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因边城不修，兵无训练，被打得一败涂地。宋仁宗大为震惊，忙召集文武群臣商量对策，于是派复竦为陕西前线主帅，韩琦为副帅。韩琦极力举荐范仲淹，于是范仲淹由地方知州转为一名边关将领，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风尘仆仆赶至前线，立即巡视边防。
他制定了固守城池、出奇制胜的战略方针。于是范仲淹一面派人修筑大顺城、细腰城和葫芦泉诸寨，一面训练士卒，严明纪律，招抚羌民。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势力，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战报，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直追到西夏境内六盘山麓，在好水川口遭西夏兵伏击，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士卒惨死一万多人。
范仲淹的防守战略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也并非主张消极单纯的防守，而是积极做好战争的准备。庆历三年（公元1042年）三月的一天，他密令长子纯佑和番将赵明，率军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率部从其后。
当部队快要接近西夏军防地时，他下令就地筑城，由于准备充分，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了一座新城，成为西夏的一颗钉子。
元昊几次进攻，都无功而还，宋朝西北沿边人民争相传诵“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民谚。
自从元昊叛宋起，宋边患再起。军费开支急剧上升。为了扩大收入，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农民的反抗情绪越来越强。至宋仁宗时已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宋仁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广开言路，着手解决。庆历三年四月，范仲淹从西北前线被调回京师，与韩琦并任枢密院副使。七月，参与政事。范仲淹在欧阳修等支持下。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疏》，进呈仁宗。主要内容如下：
1．“明黜陟”：没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人，不能升任二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官职。京师内外的官员，必须任职满三年，才可升迁。
2．“抑侥幸”，即限制大官僚的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窃据密阁要职，正郎以下官，包括路一级官、边远地区官员，必须任职满两年，才可享受特权。
3．“精贡举”，为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应先考策问和议论文，后考诗赋；除考核艺业外，也参考实际表现；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记硬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明经书的字义和道理。
4．“择长官”，由中书省和枢密院选派各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大州部的知州。由三司、御史台荐举州的长官，再由州一级的长官推举县一级的长官。
5．“均公田”，对京师外为官的人员依等级提供相对应的职田，使他们有足够的衣食来养活自己，同时督其廉政，对违法人员予以严惩或撤职。
6．“厚农桑”，要各路转运使劝谕本地人民，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各地县官应对水利工程定期治理，并定奖励考核制度，保证落实。
7．“修武备”，在京师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保卫京师，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三季务农，一季训练，即可节省军费开支，又加强了京师的防卫。
8．“推恩信”，即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将朝廷实施的各种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并派官吏检查执行情况。
9．“重命令”，朝廷要取信于民，不能朝令夕改。要真正做到各项命令能够兑现。
10．“减徭役”，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衙署合并，减少杂役人员，还可派一些州城的士兵充任公役，将不应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