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评论家对D.H.劳伦斯的小说进行评论时，注意力均集中在劳氏作品的意蕴和哲学意味上，对其小说风格则很少问津，以致使其成为一块“几乎未被评论家完全探讨过的”领地。即使有人探讨，也是把它作为劳伦斯小说艺术的弊端来处理的，例如，批评家马克·斯科若对劳伦斯小说形式方面就有批评，他在《有所发现的技巧》一文中把劳伦斯写成是“一位忽视技巧的小说家，一位不‘允许’其技巧表现其主题全部意义”的作家。为了弥补劳伦斯小说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并匡正已有研究中像马克·斯科若这样的偏颇之见，印度学者、诗人比布胡·帕迪哈依经过潜心研究，于1989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劳伦斯小说风格的著作《劳伦斯小说风格模式》，作为对这方面的尝试性补偿。笔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时读了此书，认为很有新意。现根据比布胡·帕迪哈依博士这本书第一章内容，将其对劳伦斯小说风格模式的主要论点编译介绍如下，以飨读者。
比布胡·帕迪哈依在《劳伦斯小说风格模式》一书中指出：劳伦斯不仅是一位预言家、哲学家和天生的才子，而且还是一位不断对其小说风格进行实验探索并对其所作所为有清醒认识的作家。经过认真研究，比布胡·帕迪哈依认为，从广义而言，劳伦斯的小说风格有五种模式，即现实主义的、讽刺的、象征的、会话的和寓言式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手法并非彼此孤立，它们常常混为一体。这种混合体的最好例证就是《恋爱中的妇女》。它说明：劳伦斯小说风格实际所包含的内容远远多于它貌似要表达的东西。
帕迪哈依这里所谓的“风格”，是较为广义上的风格，是指“语言——叙事”的复合物，而不是指单纯的“语言”或“叙事”。所谓“小说风格”，并非仅仅指劳伦斯小说的一般叙事风格，而是指若干种复合叙事方法的并用。其侧重点并非在语言层面上，而在于叙事表现方式上，在于语言与表现手法的结合上。这正是劳伦斯小说风格的独到之处。因此，不能将语言与模式分开论述，否则就抓不住劳伦斯小说艺术的中心所在。故此，帕迪哈依在语言分析上的倾向是低调的。
在帕迪哈依看来，劳伦斯小说风格的现实主义模式最早见于短篇小说《草垛中的爱情》和长篇小说《白孔雀》中。这两部作品都有传统的情节和人物，语言也是透明的。劳伦斯第一次将其在早期小说阅读中学得并要在《恋爱中的妇女》中刻意尝试的小说构思观用于这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的语言是极具感觉的，风格基本上是视觉的，尽管没有劳伦斯后来形成的那种描写男女关系时的深刻性和透彻性。在《白孔雀》中，西里尔—埃米尔的故事在小说结尾时被舍弃了。劳伦斯避开不写西里尔—埃米尔故事中的亲密时刻，大概是由于他使用了不够有力的第一人称叙述，或许是由于他对经历体验把握不足所致，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现实主义的视觉手法不能反映一个人亲密经历的深度和强度。《白孔雀》中的一些段落充满了诗一般的激情，如描写猎场看守人安那贝葬礼的片段。在《虹》中，这种诗一般的激情是“完整统一的”，而在《白孔雀》中则看起来“仅仅是纵情的”。
现实主义视觉手法更适合于短篇小说，大概是因为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需要一种分明的叙述焦点。劳伦斯一些最优秀的短篇小说，诸如《草垛中的爱情》《落花生》《请买票啊》和《菊馨》等都是用这种模式写成的。《菊馨》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并夹杂一些象征模式创作的典范作品之一。早期读者，如《英语评论》杂志的编辑休弗尔，已经注意到劳伦斯这两种模式的结合使用了。根据写作年份来看，《菊馨》是劳伦斯现实主义和象征性风格模式的交合之作。劳伦斯早期现实主义模式的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对前景（foreground）的突出。随着写作的继续，劳氏的语言变得越来越带有隐喻和暗示性，对他要表达的现实的确切本质显得越来越含糊。
表面看来，劳伦斯的象征模式颇为有趣，因为它包含了能使人联想到有原型力量的各种事物。但象征模式的特点就在于其语言的一种特殊效果，而不在于立刻会被读者辨认出的“象征”的常见形式。正如F.R.利维斯所说，劳伦斯的象征效果是在诗歌与戏剧手法的有机结合中奇妙地表现出来的……它对作品所起到的帮助作用已不同于莎士比亚用于《麦克白斯》中那种象征主义的有限寓意作用。劳伦斯的象征性模式成熟于《儿子与情人》中。这部小说进一步表明了作者想象的必要性，表明作者需要一种手法或模式，以便有效地再现事物和环境中那些不显眼的、“隐性”的方方面面。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们会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作者是在运用语言帮助其探讨生活经历的本质，同时我们还意识到作者对这种经历的内涵尤为关注。这就需要一种手法，这种手法能使个人与社会处于相互理解得比较好的状态。这就是劳伦斯在一部又一部小说中不断探索，直到最后一部小说《死去的人》为止仍一直寻求探索的东西。
在《儿子与情人》中，从描写罗尔小山和莫瑞尔太太在温和美丽的月光下度过的夜晚开始，通过中间章节到倒数第二章，劳伦斯都很有把握地用了象征的风格手法。犹如在其他小说中一样，劳伦斯这部小说中的象征手法针对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那种充满生气的关系，恰似个人与周围宇宙之间的关系。在劳伦斯成功运用象征风格模式的作品中，我们都会感觉到每个行为和话语背后的那种暗示魅力。就读者而言，象征手法需要有一种极大的有同情心的想像力，一种能使读者意识到“未知事物”存在的想象力。象征模式是对给非人类和非文化事物施加明显属于普通人类处境的一种压力的认可；它指的是词语与其基本价值之间那种连续的但又不起眼的一致，指的是那种“减少我们对外在形式需求”的隐性示意。尽管劳伦斯本人不大满意地把《儿子与情人》中的风格称之为“充满感觉和描绘的生硬、粗暴的风格”，但就在这部小说中，他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模式，即象征的模式。也正是在部小说中，我们首次发现了劳伦斯后来所谓的“不被认可的”个人和“其他的节奏形式”。
象征手法并不仅仅表现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情景中。像其他许多形式和语言的构思设计一样（我们不妨以他众多的尝试性词语为例，诸如“似乎”“好像”“仿佛”和“有点儿”等，通过这些词语，劳伦斯能有条件地取舍情景，因而与读者建立起一种戏剧性关系），劳伦斯的象征性情景只不过是他对自然而有新意的日常生活素材私下所作取舍的公开表露。这种表露使人们明白了为何叙述中不断出现推测和犹豫的原因，也给《恋爱中的妇女》结尾中伯钦与厄秀拉最后对话的毫无结果提供了脚注，这是对所有传统小说结尾模式的挑战。象征的风格模式是从其与非人类和非个人中的神秘事物的联想中汲取力量的。使用这种模式时，劳伦斯的目的并非表现原始的经验，而在于表现那种神秘的特性和意义。
劳伦斯中期的大多数作品都是用象征的模式写成的。但人们发现，这种象征模式常常是与会话的模式结合使用的。劳伦斯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会话能手，会话形式有助于劳氏想法、理念的戏剧化。对话不仅是两人或更多人之间冗长、费力的对白，而且也是一个人讨论自己的独白。会话模式表现了劳氏的玄学特点，这方法表达起来如此流畅，以致使人感觉不到斧凿的痕迹。在会话模式运用的最佳时期——即在《虹》和《恋爱中的妇女》中，尤其是后者——会话的模式给人的印象是：一颗聪明、机警且极度敏感的头脑在运用各种各样的语言素材来创造一种以前似曾萌发过此念的新的小说。这种模式包括感情危机阶段小说人物之间范围扩大了的会话和叙事者冗长且常常精心调整了的反思。在会话模式运用的最糟时期（如贯穿于《阿伦的手杖》《袋鼠》和《羽蛇》中的部分章节以及他那颇显其远大抱负的最后一部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那冗长造作的对话），会话手法运用的结果给人的感觉是东拉西扯、争争吵吵，总想使读者有一种理想的感觉但又从未把他们带入那种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