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无边际的黑夜里，志摩心头亮起两炷火星——英国的达廷顿庄和印度的苏鲁。在恩厚之夫妇雄厚的财源支援下，志摩又造起了一个绿色的梦，他与张彭春、瞿世英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在江苏、浙江物色开发基地，考察农民生活。
早在1924年志摩就到浙江农村里去考察农民的生活，他戴一顶阔边的“面盆帽”，拿一根手杖，还带了一个随从陆炳生，志摩叫他鲁滨孙。那“鲁滨孙”是个会说会讲会乐的农民，他讲起故事来就像田里的瓜蔓，又细又长又曲折又绵延。他会骑牛，会爬树，会上绝壁，碰到被恶犬包围的时候，他还会念降狗咒，但他的降狗咒常常失灵，不得不借助志摩手中的手杖。那时志摩下乡是带着诗人的浪漫气息的，采几张红枫，捡几块浮石，与池塘边村姑话家常，与在凉亭里歇脚的老农话麻桑。他在《青年运动》中说：“我这一时在乡下，时常揣摩农民的生活，他们表面看来虽则是继续的劳瘁［？］，但内里却有一种涵养的乐趣。生活是原始的，朴素的，但这原始性就是他们的健康，朴素是他们幸福的保障，现代所谓文明人的文明与他们隔着一个相传达的气圈。”所以他认为：“需要改良与教育的是我们过分文明的文明人，不是他们。需要急救，也需要根本调理的是我们的文明，20世纪的文明，不是洪荒太古的风俗，人生从没有受过这样普遍的诅咒，从不曾经历过现代这样荒凉的恐怖，从不曾尝味过现代这样恶毒的痛苦，从不曾发现过现代这样的厌世与怀疑。这是一个重候，医生说的。”志摩这样说显然是受着德国青年运动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青年苦闷彷徨，成群结队地走向森林，走向农村。用来“反抗现代的堕落与物质主义”。志摩曾引用浮士德博士的一句话：“西方文明的堕落只有一法可以挽救，就在继起的时代产生新的精神的与生命的势力。”
时隔五年多以后，志摩原来向往的“原始的”“朴素的”农民生活，在他心目中已变了颜色。由于战祸连着天灾，北方已是赤地千里的灾区，几千万已死将死和未死的人民，“在不可名状的苦难中为造物主的地面上留下永久的羞耻”。1928年12月23****在去北京途中给小曼写了一封长信，录下了他在淮北河南一带见闻，雪花乱飘，风寒如刀，百姓所居土屋断墙，苇席作顶，仅可聊避风雨，农民袖手寒战，面有菜色，原来他所标榜的农村生活，早已渗进了苦水。同车的人告诉他，因冻饿而死者，不知有多少人。所以他告诉小曼：“回想我辈穿棉食肉，居处奢华，尚嫌不足，这是何处说起。我每当感情动时，每每自觉惭愧，总有一天我也到苦难的人生中间去尝一分甘苦。”
自从他构筑起一个绿色梦想之后，他确实到过离他家乡仅二十里之遥的南北湖去考察过，那里在不大的方圆之内，萃聚着江、河、湖、海，高山、丘陵、平原，林木苍郁，花果遍野，在南北湖的鹰窠顶上，还可看到日月并升的奇观，一经开发，完全可以和恩厚之的达廷顿庄媲美。
那时南方虽已无战乱，但人身安全却失去了保障，抢劫、绑票之风蔓延，志摩亲戚张君劢被绑走了，受尽折磨。志摩的父亲为此也惶惶不可终日，想举家迁到上海或青岛避险。整个社会机能失调了。而当地农民狭隘的保守思想，像是一座密封的碉堡，外来的春风不易吹入，所以志摩的绿色之梦，难于在中国的大地上变为现实。1929年3月5日志摩给恩厚之的信中说：“我有幸在达廷顿以及山迪尼基顿，从你和泰戈尔把灵感和鼓舞带回中国，这些都是伟大的事物，但可惜都在毫无希望的时日和人事推移中渐渐黯然无光了。我痴心的梦想还是没有什么实现的机会。”志摩与恩厚之的通信到1929年6月29日中止，他的绿色之梦也就烟消云散了，有了理想之花，却找不到安插理想的净瓶，寻不到供养理想之花的净水。
1930年的上半年他仍在南京中大、上海光华任教，每周三次奔波于沪宁之间。“忙到倦，忙到厌”，到了秋季他不得不辞去南京中央大学的教职。但同年冬天光华大学学生为反对当局的黑暗统治，发生了学潮，学校组成教职员会，徐志摩是七个执行委员之一，支持学生的斗争。结果学潮被压下去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给光华下达了正式公文，内列四点要求：（一）恢复闹事被斥党员学生杨树春；（二）辞退教职员会所选出之执行委员七人；（三）斥退共产党学生三人；（四）整理学报。就这样志摩被光华辞退了，在同一年里，他失去了两份教职。生活一度又陷入了困境。
但小曼的开支一点也不减少，那时她吸鸦片已成瘾，被一群人包围着，牵制着，有时腾云驾雾，有时消沉颓丧。志摩爱她，恨她，痛她，劝她，大多时候又迁就她，耗费了很大精力。志摩与小曼未婚前之诗文的产量是惊人的，但自从婚后到了销形蚀骨的上海之后，一年也写不了十首诗。一般人写作都喜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那时灵感才能大胆地闯门而入，志摩却能在说笑中写作，照样有神仙似的句子飞来。志摩在上海这几年，晚上喜欢赖在小曼床边的梳妆台上写作，小曼像只顽皮的猫，在一旁趣闹。《别拧我，疼》这类闺房趣闹诗就这样产生了，他的爱情诗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志摩把写好的诗读给小曼听，小曼说声“好”，志摩就拿去发表，小曼说声“臭美”，志摩就把诗撕了。从志摩来说原是无可厚非的，他不愿让不是艺术的东西流传出去，但他忽视了他所持的小曼这根尺子是否符合标准，因此志摩后期的诗，多少渗进了小曼的意念。
由于小曼在社交场中养成了惰性，对东西不肯好好收捡，因此志摩有些已写好的诗，放在房内，过几天就不翼而飞了，为此志摩暗自生过气，却从不肯责备小曼。志摩出国时曾寄给小曼一百多封蓝皮信，这里面不仅有他俩感情的印痕，也有志摩在国外的不少见闻和人事往来，志摩说这是他出国期间的主要成绩，却被小曼东掷西丢所剩无几了，甚至带着中印友谊的泰戈尔来信也被小曼弄失了。小曼确有很高天分，志摩对她曾寄以莫大希望，但到后来志摩的理想渐渐地幻灭了。“生活逼成一条甬道”，他简直在魔鬼的内脏里挣扎：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国事，家事，理想，事业，爱情，件件不使他遂意。1929年秋季，上海暨南大学请他作演讲，他一口答应了下来，他要说出一些对时局有关的话来，他要把他胸中的积郁发泄出来。那次暨南大学礼堂里挤满了人，他以《秋》为题，慷慨激昂地说：“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有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了去，我们只能在无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了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给震成无可收拾的断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表现。”他在苏州女子中学演讲时，把当时的生活归纳为“穷、窘、枯、乾”四个字。志摩那时确实也到了“穷、窘、枯、乾”的地步。
志摩的理想是美丽的，但它是一个脆弱的肥皂泡；现实的生活是严酷的，它却是一块坚硬的磐石，两者一经碰撞，理想就碎为齑粉，他的悲剧也正在于常将希望之网撒向天际银河，怎能期望网起鲜美的鱼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