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0年，我整十八岁。那一年，我刚参加工作，当时人们对参加工作的称谓很有趣，履历表上都必须加一个词：即“革命工作”。现在看来，所谓“革命工作”存在修辞上的缺陷。意思是说，你工作了，必估会与革命有关系，否则，就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这提法看起来荒唐，却并不可笑，因为几乎所有人全都一本正经地认定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与革命有关，除去工作，除去开会学习，吃喝拉撒睡，七情六欲，似乎都沾着“革命”的边，与“革命”有关联。
十八岁对每一个人来说都该是人生最美好最值得珍惜的时光。然我却生不逢时，与我同龄的那一代人都没有赶上今天这样的好时光。有时在看电视电影里出现戴了红袖章的红卫兵形象时，年轻人会发笑，而我却想哭。前不久接到一个中学同学的电话，听到他的声音，我脑子里浮现出他当年的模样，我记得上中学时他曾是班里的学习委员，长着一张机灵而又骄气的娃娃脸。现在，我想象不出他究竟改变了多少？我们有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试想，一个人从十几岁的少年到中年，这中间跨越了整整一个青年时代，那变化肯定是很大的。放下电话，我回想起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那段光阴……
记忆中的1970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当时全国亿万人正忙着几件事，一是文革欲演欲烈成一场空前的社会大动荡，到处都在搞运动。运动来运动去，许多原先运动别人的人一夜间成为被运动的人。学校停课又复课，复课也不上课，仍是运动着一些事事非非。于是在北京的那位伟人发话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老人家一句话顶一万句，谁敢不听？当时也许是随便说说，不知怎么就成了最高指示。于是演变成一场持续十年的上山下乡。时到今日，十年文革最长的运动莫过于上山下乡了。当时成千上万的学生拿着自己的户口薄到农村去报到，二十多年后，许多是曾是下乡知青的中年人终于得到了以“知青身份”将自己的工作和户口连同妻儿迁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政策。但时间已跨了二十年。二十年的光阴不过弹指之间，政策可以改变，可失去的岁月呢？上山下乡前后十几年，这其间发生或演绎了多少催人泪下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有谁统计过？第二件事是国际形势的严峻性，当年在中国的最北边的那个小小的珍宝岛，中国军队与曾是老大哥的苏联军队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小但影响极大的军事冲突，于是在以后的好些年，“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的标语口号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可见到，那一年，人北到南，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以至街道全都动员起来，人人参加挖防空洞。正是那一年秋天，我家的一位邻居大伯就是在一次参加单位挖防空洞时不幸遇到塌方事故，死于非命……
70年大事不断，偏偏我也长到了十八岁。十八岁按说也是人生的一大转折。这一年，我经历了两件事，一是逃避了上山下乡，街道干部到我家动员时，我正有市郊一个苗圃打零工，二是秋天时，我终于找到一份正式工作。那年好像事情就特别多。春天市里动员上山下乡，街道干部三天两头到家里来动员，这股风刚过，市里又开始组建铁路建设兵团，于是上上下下又开始一番动员号召，那次招工的成果是把全市近两万闲散的学生都集中起来去修铁路，简称“铁建”。三年后，这些只有十七八岁的铁路建设者在把自己一段青春年华奉献给长长铁路线后，精神疲惫又回到这座城市。当时我正在苗圃劳动，不然也同他们一样会参加到铁建去。
我在苗圃打零工半年，到秋天时回到家里又成了待业青年。这段时间里，无聊与苦闷开始相伴着每一天。那是没书可读，更无电视可看，有的只是广播匣子里的政论和样板戏。实在无聊时，便一人上街去闲逛，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浪费得实在可惜。苦闷时会想想人生之类的事，但当时对人生的理解竟是《红灯记》里鸠山劝降李玉和的一句话：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当时以为这十八岁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如同梦一般虚幻渺茫。那句话随手抄下来，丢在桌上。却被母亲看到，她严厉地责备我说：你小小年纪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当时顿觉羞愧难言，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十八岁的男子汉，每天无所事事呆在家里，还要父母养活，那种有劲没处使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事隔二十多年当我步入中年时，就想，如果我的女儿长到十八岁，到了如花似玉般的年纪，如她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也会毫不客气地训斥她。但当时在那种对前途和命运无着无落的情况下，我的无奈和绝望确实是无法言说的。
好在命运之神还没太偏心，那一年，在即将告别十八岁时，我终于被招进一家小工厂当了一名学徒工。第一次发薪水，工资单是20、60元。那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原载于1994年12月31日《广州晨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