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酷爱读书由来已久，上中学时，便因上课偷看《红岩》、《青春之歌》等书藉，几遭老师呵斥，即便如此，读书之兴趣也丝毫未减。
文革初期，学校图书阅览室被红卫兵当“四旧”砸了，后又贴了封条，将“封资修”密封在里面，严禁借书。这无疑断了读书的捷径。爱书而无书可读，那种心情自然苦不堪言。
有一次，在去学校时碰上一位校友，他骑车拎着一个木箱，摇摇晃晃迎面而来，赶巧在碰上我的当儿，不留神将手里的木箱摔在地上。凑近一看，箱子里装了满满的图书，都是名著。逐问他从哪儿弄的？他只笑不答。便明白这些书的来路不正，不好再问。后来我特意到校图书室去看了看，门上的封条早已荡然无存，门窗也破得只是个形式，抬脚便可以进出。室内遍地狼藉，好一些的书早被人拿光了。我随手捡了几本，也只是《战斗的青春》、《烈火金刚》之类，且也破损的不成样子。自己拿了书，心里不免有些惴惴不安，转念一想，古人云：偷书不为窃嘛，反正你不拿别人也会拿的，也就释然了。
这算头一回干这种勾当。算不算偷，暂且不论，但过后多年想起，总有些不安。
还有一回，闲得无事，我同街上一同学到附近的育英小学去玩，偶然发现院内有一处平房正搞“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展览”，里面陈列着许多文革前出的被封为“毒草”书藉，那是我省几位著名的作家如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等老前辈的作品。当时展厅里没有观众，也不见管理人员，于是趁四下无人，我俩便掀开展柜拿了一本，记得是一本马烽、孙谦合著的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这算一次真正的“偷”了，但偷的又是一本禁书。当时那心情真可谓是又喜欢又紧张。回家后，我俩轮着传阅了几遍。后来那本书被人借去，一去不复返。这事一想起来，就让人感到惋惜。
以后的数年，自己也开始涉足文学创作这一行当，对书的喜爱自不待言，只是每每想到少年时期的这些幼稚之举，委实感到可笑。
据说，新华书店实行开架售书后，也曾发生过图书被偷的现象，以至弄的售货员在读者欲挑书时，那些售货员的眼光便格外明亮，并且不充许把书包之类的物件带进去。我想，现在政通人和，经济也越来越好，对那些真正爱书的君子来说，大约不会在这种场合去干那种“偷书不为窃”的勾当吧？
原载于1989年11月14日《太原晚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