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卿是我少年时的玩伴。他随家人搬到我们大院时,没几天就和我混熟了。缘由很简单:我俩都在北肖墙小学上学,他转学正好分到我们那个班。
德卿的学习不好,虽不是倒数第一,也差不多,各门功课只是勉强跟得上,没退过班。我俩从三年级直到小学毕业都在一起。学习上我和他在班里排名都靠后,算是差等生,就没能早点加入少先队,属于“非队员”。“非队员”和“非队员”到了一块有共同语言。只是,都三年级了,连个红领巾都戴不上,在当家长的眼里,是很没面子的事。
德卿的父亲在一家规模不大的砂布工厂当书记,平时见人一脸的严肃,看着令人生畏。他对德卿到三年级都入不了个队,很是着急。他对德卿的教育只有一个字“打”。平时打也打过,骂也骂过,却总也不见效果,最后老张妥协了,说,你只要给我入了队,定有奖励。
第二天德卿就把他爸爸的许诺告诉了我。仿佛是在炫耀,同时,他也真是想认真努力一下,争取早点入队,好享受那诱人已久“奖励”!只是,直到五年级,这个宏大的目标才勉强实现。他爸爸兑现的只是一根油麻花(当时的市价是:一毛五分钱加一两粮票)。
德卿很怕他的父亲,因屡屡犯错被叫家长,每次他爸爸从学校一回来,绷着脸,什么话也不说。而德卿心里却明白,今晚又没好事。他爸“修理”他的方式也特别,白天没事,晚上才正式开始动手“修理”他,那时间常在后半夜。待院里人家全都入睡后,冷不丁就听到西厢房(德卿家)发出的一声声的哭嚎,就知道是德卿又挨打了。开始,邻居们还去劝劝,只因他家的门早已插紧,任凭谁敲门劝说都不理会,邻居只好作罢。
他父亲对德卿的管教理论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每天一顿,喜欢不尽。对自己的挨打,德卿也习以为常,前晚刚挨过揍,第二天就忘,该干啥干啥,这是他的特性。而他的狡猾胆大,却为我所佩服。一次他从衣兜摸出一块钱对我说,下午别去学校了,我请你去看小人书。我看他手里那张票子,知道他是偷了家里的钱,有些不敢,就说,不怕你爸发现了揍你小子?他嘻嘻一笑,让发现了还了得吗?原来他爸每月的工资领回来就放在抽屉里锁好,那时,十元的大票子很少用,常用的都是一元两元五元的票子摞在一起,德卿从那一摞里抽一张出来,即使有些疑问,他父亲也会以为是记错了。基于这种心理,德卿居然屡次得手。
在那个愉快的下午,我们用二角钱买了糖豆吃,然后,来到街上一家租小人书(连环画)的铺面前,找个地儿一坐,小人书一分钱可借一本,厚的要两分钱,一边吃着糖豆,一边看小人书……整整一下午,直到把余下的钱全部花光。那次的旷课,居然没被老师叫家长,而他爸爸张书记也没觉察到抽屉里短了钱。
用今天时尚的来说,德卿在我们班男生里算个美男子,头大,眼大、耳大、鼻子也大,却天生了一小嘴,说话还甜,整天嘻嘻哈哈,很招班里的女生喜欢,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小学毕业时,他居然收到满满一相框的女生照片,一有空,他就很骄傲地向我展示,仿佛他拥有了这些,自己就成了君王,而那些女生们则成了他的后宫王妃?
文革大串连德卿跟他的同学一块到了大都市上海,回来说有位上海姑娘喜欢他,临别时,俩人海誓山盟有个什么约定,之后,还常拿出那上海女生的照片煊耀。我看过那照片,长得很一般。只是那段时间,他常哼哼的一首歌叫《边疆处处赛江南》:“人人(啊)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处处赛江南……”听得出,他唱得是边疆,想得是上海。想来,也算是他朦胧懵懂的初恋吧。
转眼之间,我们渐渐长大,六八年德卿去了长治防爆电机厂,当了一名翻砂工。工作是他爸爸托人给找的。临行时,我骑车赶到省一招送他,德卿身穿一身劳动布工服,脚蹬一双翻毛皮鞋,俨然是一副工人阶级样子了。记得当时他们乘坐的客运车还是老式的大鼻子客车,当汽车一溜烟开出省一招时,我茫然地想,我们的友谊到此告一段落。
十几年后,再见德卿,他已为人父。他在长治工作先后经历几场恋爱,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一位本地娘看上了他,起初德卿于心不甘,还想再等等,不曾想那姑娘却执着着爱情不放,追着他死缠烂打。后来德卿想,就这吧,我就这命!于是就跟那女子登记结婚。
我见到他媳妇时,那女人说的一口长治话,据说,还是个回民。于是,德卿嘴馋想吃猪肉时,还得背过媳妇上外面偷着吃。
原载于2010年9月2日《太原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