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柱是他的乳名。真不知他这奇怪的小名是咋叫出来的，可能他爸在给他起名时没想太多，就随口就叫了个拉柱了。拉柱、拉柱——同伴们就这么叫他，从小学一直叫到中学。后来他本人嫌这名儿太俗气，上中学时就改叫李汝生，小名仍还叫拉柱。
小学一年级时，拉柱和我同班。除了上学，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玩。后来拉柱考入了九中，九中没有楼，只有一排排大平房，九中的正面有一很大的操场，场地虽大，却很破旧。当时的流行语是：臭七中，烂八中，将将就就到九中，七中八中和九中比不上人家五中十中，甚至连四中十八中（这两所中学都有楼）都不如，而我和德卿那年不幸双双落榜，居然连个九中都没能考上。
拉柱的脸上有两块疤，是小时被家里的炉子烫伤后留下的纪念。
拉柱遇事爱脸红，他人一着急，就显得脸上那疤更红了。那是拉柱心里一个很深的痛，用现在的话说，脸上有疤，就是“破相”了。
平时，我们除了在院子里玩，有时也到附近的儿童医院去，一到儿童医院，就在急诊室、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等处来来回回窜，再不然，就到后院住院部前那座不大的假山去钻洞，地假山下面的地洞很黑，也没有灯，不留神就会碰了头。每次一见我们来了，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就大声喝斥：新民二条的这帮孩子怎么又来啦，快出去，快出去，这医院是你们玩耍的地方吗？！
医院不让玩，就到军人俱乐部去蹭电影。
军人俱乐部每天下午五点左右放一场电影，蹭电影的本质是兜里没钱，就是有钱也不买。我们蹭票的办法很简单，在俱乐部的电影放映前赶到影院存车处去义务给前来存车的人挂车牌儿，待散场后再提前几分钟跑去帮着收车牌。我们用行动将那个看自行车的老头深深感化了，待电影开演后，看车的老头见我们那般辛苦地帮他，慈悲顿生，就说句：“快快，电影开啦半天啦，去看看吧，可不要让人家看见……”于是，不花一分钱去享受免费的一场或多半场电影，那感觉就跟捡了钱似的。
除了上军人俱乐部去蹭电影，想改善一下时，到省汽修去捡些废铜烂铁卖钱花，每有收获，便把那些捡来的破铜烂铁卖给一收破烂的老头，兜里有钱了，就去买冰棍糖豆吃。从十几岁起，我就清楚铁不值什么钱，而黄铜比红铜（紫铜）要便宜些，铅比铝贵。碰到铜线什么的还得先把外皮用火烧掉，再扔地上砸来砸去，直到砸成一团，那样分量也重些。
除此而外，玩洋片，弹蛋蛋（玻璃球），收集信封上盖过章的邮票，都属我们的业余爱好。而玩蛋蛋，我和拉柱都称得上高手，常把别人的蛋蛋赢过来，装到自己的兜里，然后再去换邮票或是洋片什么的。
某天起床后，突然发现自己嗓子开始变声了，照照镜子，再摸摸喉咙，都长喉结了哈，人生就是这样，昨天还当个孩子似的，一夜之间，我们就长大了。
文革期间，在经历了贴大字报，开批判会，上街发传单，以及红卫兵大串连后，才觉得干啥都没劲。于是，我、拉柱还有德卿就陆续回到家里，当起了逍遥派。
拉柱平时爱古捣些电器，辟如装个半导体什么的，一次，我拉柱约好到九中那几间早被洗劫多次的学校图书室去，企图在里面搜寻些书藉什么的，在隔壁的实验室，他见有丢在地上的真空管、二极管、电阻什么的，便很快收起来。回来后，就见他把捡到的电子管分分类，需要的留下，不用的就拿到鼓楼街对面的电器自由市场去卖，卖了钱，再去买回自己有用的东西。我常想，别看拉柱这人腼腆，可做事心眼儿还挺活泛的。
七零秋，拉柱报名去了铁建兵团，很幸运的是他被分到连里的炊事班，天天负责蒸窝头。第二年冬天他探亲回来，一见到我就说起在铁建的生活，几万铁建战士在山沟沟里战天斗地，天寒地冻的，苦累不说，伙食也不好，天天主食吃窝头，细粮很少，不过拉柱呆在炊事班还不错，经常跟着炊事班长偷偷开小灶，吃香喝辣的，连窝头也要用油炸过才吃，那日子过得也挺快活。
两年后铁建开始安排工作，拉柱被分到了太钢某厂，如愿当了一名电工，直到退休。
……
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南宫邮票市场碰见过拉住几回。他还那样，苍桑的脸，一说话那两块疤依旧会红上一阵，只是脑袋因谢顶早早便秃了。他说，每逢周末都到南宫邮市来捣腾邮票，挣俩辛苦钱。
原载于2010年11月11日《太原日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