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纳里斯不负重托，一上任就立即着手两方面工作，一是积极网络人才，扩大队伍，在国内外建立一个严密的间谍网，重整谍报队伍。二是与盖世太保党卫军达成协议，划分职能权限、明确情报的权利和义务。情报局的职能是：“一、间谍和军事反间谍活动；二、国防军及其所属机构的情报；三、监督并执行对间谍活动采取的一切措施；四、控制和监督武装部队军官的招募工作；五、指导并规定与国防有关的政策。盖世太保则执行政治警察的一切职能，同一切公开的敌人作斗争。
“千面人”阿贝尔
苏联间谍阿贝尔精通6国语言，其中包括德语、波兰语、希伯来语等，他还对摄影艺术、绘画、音乐、文学感兴趣，尤其在摄影和绘画方面造诣颇深。1939年，他潜入被德军占领的波兰，把自己打扮成狂热崇拜纳粹主义的德国侨民，成功地加入德军与纳粹党，不久又进入了德军最高统帅部情报局，当了司机，并随德军来到苏联战场。
苏联超级间谍阿贝尔。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获得过潜入国德国的“铁十字”勋章。
1941年，阿贝尔所在的部队包围了一支苏军部队。苏军拼死抵抗，但寡不敌众，伤亡惨重。突然，战场上出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苏军用全部剩余火力，不顾一切地掩护一辆重型坦克突围。德军指挥官意识到坦克中必有异乎寻常的人物或文件，立刻命令选派优秀官兵组织突击队，冲上去拦截。
然而，在苏军雨点般的火力前，突击队员一批批倒下了。德军指挥官气得直跺脚。阿贝尔在一旁一直密切关注着战场。忽然他发现坦克挣扎不动了，马上意识到里面的人可能牺牲了。当时正值最后一批突击队已溃退、新的突击队尚未组建之际，他立即端枪抱炸药挺
身请战：“请允许我用生命效忠元首！”德军指挥官对他投以赞许与期待的目光，立即批准。他猫下腰神速前进，接近坦克时，又巧妙地利用苏军的射击死角，爬上坦克，飞快钻进坦克里，果然里面
已无人能动了，确实有一包高度机密的文件。他立即烧掉密件，又迅速跃起，炸毁坦克。愤怒的苏军子弹一齐射向他。他身负重伤，失去了知觉。醒来时，他已躺在医院里。德军司令为他的英勇所折服，奖给他一枚“铁十字”勋章，并将他升任为情报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这同时，他被克里姆林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颁发勋章。因为阿贝尔充分利用纳粹给予的权力与信任，窃取了大量核心机密。他曾窃取极端机密的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的代表同美国间谍头子杜勒斯在瑞士的密谈内容。敌对双方同时给予最高奖赏，这在世界间谍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48年，他绕道加拿大潜入美国，负责克格勃在美国和北美洲的谍报活动。1950年，在美国纽约建立了苏联间谍组织秘密指挥部。间谍的生涯是充满各种危险的。1957年，阿贝尔的新助手海赫伦突然背叛，出卖了他，而他却全然不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喜过望，阿贝尔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巨谍。中央情报局首脑决定秘密逮捕，争取让他成为暗中为美国效力的双重间谍。
当中央情报局便衣闯进阿贝尔的寓所时，他处变不惊，语气坚定。此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最重要的超微密码本，于是立即设法分散对方的注意，将密码本变魔术一般捏在手心，平静地请求上厕所。他在抽水的瞬间，将密码本抛入翻滚的水花中冲走，身后的特工竟毫无察觉。接着，他想到抄写的电报收录纸还放在一团白纸下，于是不露声色，突然看到了画板上的那幅他还没有画完的油画，灵机一动，以遗憾的口气说：“留着它还有什么用呢。”随手将那团白纸连同电报纸揉成一团，用它将油画全部抹掉。这团纸很快被颜料浸透。最后，他想到了胸前领带别针里还有一粒超微胶片，上面有总部的重要指示。这时他已被押上轿车。阿贝尔装作漫不经心地按动别针。身边的特工发现了，取下别针，却什么也没发现，又还给了他。阿贝尔一摸别针，心中大喜，胶片已无声无息地掉在昏暗的车内。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密件此时已经全部安全处理掉了。
1957年11月15日，53岁的阿贝尔在美国因间谍罪被判30年监禁。阿贝尔在听到实际上对他来说等于终身监禁的判决时，表现出“出奇的镇定”。他的律师对此十分惊讶：“这名镇定的职业间谍的自控能力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阿贝尔只在监狱里待了4年多。1962年2月10日，苏联在连接西柏林和波茨坦的格利尼克大桥上用被苏联击落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驾驶员鲍尔斯，将阿贝尔交换了回来。
博士间谍佐尔格
理查德·佐尔格是毕业于柏林大学的博士，对外公开身份是记者和大使，实际上是苏联间谍。他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他的胆识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理查德·佐尔格博士曾在上海为几家德国报纸工作过，以中国通著名。1933年9月他到达东京，持有德国高级外交官分别写给东京使馆和日本外务省的介绍信。他因精通日本政治而名噪一时，令人艳羡，凡持有与他来日本时同样介绍信的德国访日官员、记者竞相前来登门拜访。
欧战爆发以来，佐尔格受大使馆聘用，负责编新闻简报。因而他在使馆内设有办公室，在那里阅读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为这份差使，他在使馆里正式领薪俸。身为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又是立过汗马功劳的退伍军人，佐尔格与陆海军武官打得火热、交往很深，他们常在一起交换情报资料，就技术问题交换意见。
一个受德国器重的人，怎么就成了苏联间谍呢？这还得从1924年说起。这年10月，经过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佐尔格持合法的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偕妻子途经柏林前往莫斯科。佐尔格一到莫斯科就受到了上等的礼遇。他们被安排在卢克斯饭店住下，苏联红军四局局长别尔津将军亲自登门造访。初次见面，别尔津就被这位精明、富有活力的德国人所吸引。他们还一起讨论共产国际的情报来源和军事情报与政治情报的关系等问题。
在佐尔格看来，苏联共产党富有生气，是世界各国进步组织的中坚力量，能为这样一个组织贡献一份力量，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业。很快，他便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被安排在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
1929年，佐尔格曾随共产国际间谍小组到中国工作。小组成员有苏联人，也有德国人。他们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资料。佐尔格有在国外可以作为很好的护身符的记者身份，到达上海的最初几个月里，虽然表面上显得不露声色，但在暗地里却立即以上海为基地，着手建立情报组织网。他先持外交部的介绍信拜访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通过领事馆又结识了德国农业报的编辑以及许多上海的德国商人和德国外交官。
这是博士间谍左尔格使用过的一把手枪，现珍藏在俄罗斯军事博物馆。
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莱特女士。通过她，佐尔格物色到不少中国“助手”，也正是通过她，佐尔格结识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华记者、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专家大崎保积。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他与佐尔格对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较一致，以后，他成为佐尔格的主要搭档和最合适的合作者。
佐尔格除了靠中国和日本的情报员外，还利用欧洲人给他提供情报。这主要是德国商人、领事馆官员、南京的军事顾问小组和欧洲记者。他作为一位记者，常周旋于总领事馆的社交圈子和记者联谊会之中。直到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接着派往日本。
佐尔格经常给德国外交官奥特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有用情报，或者是关于日本形势的精辟见解，这充实了奥特交给柏林的汇报，增加了他的份量。由于他的帮助，奥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并从名古屋调到了东京。奥特在东京落户后，佐尔格便成了他家里的常客。佐尔格与大使及使馆武官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与使馆人员的交往和大使馆的关系更进一层。
一天，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大使和他本人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得知，德日谈判正在柏林进行，德国外事局根本未参加谈判，谈判负责人是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小岛及德国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奥特让他帮忙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报，他还让佐尔格发誓，决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佐尔格同意。很快，一封军用密码写成的电报便发往柏林。
1937年近卫出任日本首相，这对佐尔格他们是极为有利的，因为佐尔格的朋友大崎也是近卫的密友和谋士。像大崎这样一位有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正是新首相所需要的。果然，近卫上台后组织了一个“科学协会”作为他的智囊团：特邀大崎参加，并要他担任中国部的领导人。这样，大崎得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并可对首相直接施加影响。从此，佐尔格便可因此而获得更多的重要机密材料，如政府同军部政策的统一问题、军需物资生产计划和对华行动计划等。根据对所获情报的分析，佐尔格得出结论：近期内日本不会对苏作战，但它正准备全面进攻中国。他将这一结论报告了莫斯科。
1938年3月柏林来电，提升尤金·奥特为少将，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从此，佐尔格就公开在大使馆办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对他敞开了，有时他干脆把材料带回自己办公室拍照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1940年，佐尔格终于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入会的。在此之前，他还应德国《法兰克福日报》之邀，正式成为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表面上他是个忠实的纳粹党记者。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当时，欧洲处于战争的密云之中，纳粹德国已占领了波兰和法国。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经过几星期的谈判后已在东京签署。苏联处在腹背受敌的恐惧之中。佐尔格知道，虽然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中没有提到缔约国同苏联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几个国家不发动对苏战争。
佐尔格及时研究和分析了希特勒所采用的手法：秘密备战、声东击西、突然袭击等等。在计划进攻波兰时是这样，在侵占法国前也是这样。现在大家都知道德国准备大举入侵英国，而关于苏联则无声无息。很可能希特勒又在玩弄花招，进攻英国只是一个幌子，一种战略上的伪装。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佐尔格直接问大使，但奥特什么也不知道，反正他对希特勒是绝对相信的。这时从柏林来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佐尔格随便问了一句：“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信使耸了耸肩说道：“管他有什么反应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佐尔格的每一根神经都震动了。
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莫斯科马上回电，要他们提供确凿的证据，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信的。佐尔格尽一切可能搜集情报，并对它细加分析。这时，佐尔格与大使馆的关系充分地派上了用场，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柏林发来。佐尔格终于发现，原来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且3个月前，希特勒已把第四和第十二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尔格又发出如下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已集结了80个德国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
1941年3月5日，莫斯科收到佐尔格的密电：“德国已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以进攻苏联。”接下来的两个月间，德国信使及柏
林国防部的警卫人员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来到驻东京的德国使馆，开始仅是顺便提到，继而则频频谈论德国部队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的移动，还报道德国东线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等等。
日本反间谍机关也在行动。奥特说，这些日本人因为东京有一个外国间谍网而惶惶不安。佐尔格深知，如此频繁地向莫斯科发报，会加速暴露自己的组织，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但佐尔格还是继续向莫斯科发电报，5月30日，发出如下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飞返德国。战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
这种便是佐尔格在二战中使用的吉普车，他经常开着这部车在雨夜递送情报。
6月22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佐尔格向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文：“值此困难之际，谨向你们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我们全体人员将在这里坚持完成我们的任务。”毫无疑问，佐尔格就德国袭击苏联事先提出警告，是他的小组作出的最大贡献，它可能挽救了整个苏联的命运。
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德国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促使日本进攻苏联。莫斯科陷入极度的惶恐之中。6月26日他们电告佐尔格：“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做出的有关我们国家和德苏战争的决定，日本军方因苏德战争而进行动员，并调遣部队到大陆的资料，以及有关日本军队向我们边界移动的情况。”
在此之前，佐尔格和大崎一连好几个星期专心致志地研究了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他们就已收集到的日本军队的作战状态、军队的数目、驻扎地点、师长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报逐条加以核实，勾画出一张草图，由“艺术家”宫木描绘制成。在这张草图的基础上，他们还着手进一步收集和修正情报。佐尔格根据已掌握的情报和近来的形势分析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已进入完全作战状态，但向北方进攻的意图不明显。日本将采取措施保住它在北方的地位，而不是真向苏联进攻，但在南方向中国发动进攻是无疑的。佐尔格将此看法电告了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