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问题往往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东施永远也比不上西施，反而会落得个被人耻笑的下场。许多如党怀英一样的汉族知识分子将金人带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让他们越走越远，而自己也渐渐地跟在了这些人的背后。
学术观点上来讲，任何一种文学，倘若要使它有价值，其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基础在于思想的解放，如果思想上存在着自我封闭和不思进取的问日，那么，僵化就会趁虚而入，成为文学创新的大敌。
其实可以具体来谈，在中土，以诗词古文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至唐宋时代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范本”。在这种情况下，金国不可能改变文学史的发展规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攀过颠峰。
那么，只能模仿。统治这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模仿，上有好焉，下必从之。与此相呼应，整个金国文人阶层也将目光指向了中土，学习和模仿形成了风气。也正因为如此，诸如北宋时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在北地有增无减。甚至有金人将其与理学在南宋的地位相提并论，金国社会上层对中土文化的渴求和汲纳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形成学习和模仿的文学风气。他们已经不敢创新，甚至是想不到创新了。
我们现在知道，对前代和传统进行学习是必要的，但盲目崇拜以至极力摹仿却只能导致文学创作走向反面。
在当时，金国人是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的，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也弄不明白，从诗经及汉乐府到唐宋边塞诗词，有关这方面题材在汉族文学中已经得到了比较深入完美的表现，几乎没有给他们留有任何余地，即使是后来元好问这样有才华的名作家也难以改变这种现状。他们一直在北宋文学的圈子里左转右转，直到转得不知道北，然后坐下来写上点文字，他们以为这种文字是最好的，其实是古人嚼剩下的甘蔗。
刺激，终是无奈
“愤怒出诗人”，这是一句西方谚语，它道出了一个真谛：文人境遇恶劣很有可能刺激文学创作的爆发力，从而客观上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我们所知道的司马迁被弄成太监，才有《史记》的诞生，屈原的《离骚》也是对身处环境的不满才牢骚出来的。按这种规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金人对汉人压迫，必能产生出优秀作品来？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即使如党怀英这样的优秀文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拿出一件可以超越前人的作品。的确，他的境遇很好，物质条件优厚，精神生活也非常让他知足。可是，我一直认为生活在异邦，眼见自己的同胞受到屈辱时，会表现出一副狼心狗肺的样子来。
和他有所不同的是，金人统治下的汉族文人，虽然被授予高官，可终究是在异邦，况且，这些人与南宋政府和南宋人不是没有往来，他们的精神境遇好不到哪里去。然而，没有整个金代，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与前代的作品媲美。我觉得，应该为那个金朝感到悲哀。至少从文学上来讲，他们输得太惨了。
任何一个王朝的文学成就之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统治范围广狭、拥有文士多寡，和敢于打破传统积极创新与否。可是，最为关键的仍旧是打破传统积极创新这一条。我们知道，南唐面积很小，但出了李煜那样着名的词人。可是几乎统治了中国北方的金国，却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人。当我们今天翻开中国文学史的金朝一页，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的文人，写下了无数的文字，乏善可陈。
原因很简单，当整个社会沉闷压抑，思想禁锢时，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文人群体来讲，他们注定要默默无闻，包括他们自己。如果一个社会对前代已经取得的成就只会顶礼膜拜，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怀疑，即使读书人的地位再优越，作家作品再多，也不会导致文学的繁荣。只不过所谓的垃圾作品数量多一点而已。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到了元朝时，会有元曲的出现呢？
是什么刺激了中国汉族文人的敏感神经，使得他们打破了唐诗宋词的垄断，创新出元曲来的呢。
归根结底，蒙古人并没有对中土文学表现出无限敬仰和向往，而是始终把中土文学与之境内其他思想文化并列，没有给予独尊的地位。对于那些一直“厚古薄今”的汉族文人既利用又防范，最终取消了他们“学而优则仕”和治国平天下的当然资格。
这些被“流放”出文化专属领域的文人，没有了晋身渠道，就没有了对文化的发言权，他们最终要走上的一条路就是，放下自己的身段，去重新找一条路来走。
由于没有了中规中矩的马路，他们就转向了小道，或者说是偏门。
倘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就该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让许多士大夫高兴的是，儒家向来都是一本正经的样子，那么，遵从传统文化，诗歌散文为文学创作则被看作是最高境界。但是有一点必须要知道，中国古代诗歌独具的短篇抒情性质和以言志抒情为目的的文艺理论，不但不利于以叙事长篇为主要特征的戏曲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反而还是一个阻碍。
在中国传统士大夫心里，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是他们的人生规范，更是将具有创作才能的文人和演唱艺术完全割裂开来的一把刀。
可是，在唐诗、宋词以及唐宋散文出现之后，诗文领域已经到头了。没有人有那个能力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创辉煌，要想有所突破，必须要转过头来，或者是俯下身去，把之前的高峰放过，从高峰旁边另起一座。
元朝的读书人有这个条件。首先是科举的废除到后来的名不副实，原来的汉族文化精英一下子由“白衣卿相”降到了同娼妓、乞丐为伍的地步（八娼九儒十丐），作诗填词和具有“经天纬地”功能的散文现在已不是那么神圣和高不可攀，等于说，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成了累赘或是杂草了。
没有人愿意继续留在这堆杂草旁边，因为草不能当饭吃。生计所迫，读书人对于从前不屑一顾的讲唱和表演艺术慢慢地看重了，不但看重，这仿佛是手不能抬，肩不能扛的知识分子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富有创作才能的汉族文人士大夫和表演艺术之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结合，元曲出现了。作为继唐诗、宋词之后文学一代新高峰的元曲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即由此前短篇抒情的诗歌散文占优势，转变为长篇叙事的戏曲小说占了主流地位。
元朝统治者对中原正统文化的漠视，客观上造成了全社会文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促进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创新，而在完全推尊汉人文化传统的金代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仿佛是由高山到低谷，我们今天读元曲，很难读出隽永的意味来，就是因为书生们放下了身段，把本不应该烦琐的东西塌实地简化了。
唐诗中规中矩，宋词开始转变，到了元曲，我们就看到了略识字的人都能读懂的“民间文学”了。
真的很难想象，倘若不是蒙古人的进入中原，宋词之后会是什么，或者是什么都没有。
正是这种刺激，才让知识分子开辟出了另一条路，这条路在他们看来，虽然非常艰难，可对于中国文学，他们立了大功。
从党怀英身上，我们知道到了金国的读书人为什么一无所成，也让我们看到了元曲出现的根本原因。
当一个传统士人“学得文武艺”后，“货卖帝王家”就是他的理想。可当正统所谓的帝王已不存在家，那么，他是敝帚自珍，还是卖给另一位帝王呢？这当然谈不上是两难，对于生活在金人统治区内，早已经没有了帝王家的党怀英而言，选择前一者是对自己与人类的不负责，选择后者则是正道。我谈党怀英，真正的目的不是想写他的亡国岁月，而是想告诉人们，金代文学在拥有党怀英这样的大家的前提下，都没有所成就，其原因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那样。看来，崇拜如果过于盲目，真的不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