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5日，国共两党代表再次在重庆举行谈判。林伯渠将中共12条转交张治中、王世杰，主要内容有：关于全国政治者3条：实行民主政治，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实行名副其实的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者9条：对中共军队编16个军47个师，每师1万人，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在物质上充分接济八路军新四军；同盟国援助中国之物资，八路军新四军应获得一份；取消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与经济封锁；停止对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边区办党报。对于中共的12条意见，张治中、王世杰仍坚持拒收，同时却提出《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之提示案》。该案主要内容为：关于军事问题7条：八路军及各地一切部队共编为4个军10个师，番号以命令定之；八路军不得在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9条：陕甘宁边区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公署，直隶行政院，主席由中央任免，所辖专员、县长等由主席提请中央委派；其他各地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关于党的问题共两条：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共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中共应再次表示忠实实行四项诺言。由于双方提案相差太大，故谈判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几经争执后，张治中、王世杰同意将中共中央12条留下参考，林伯渠也同意转达国民党的提案。随后，双方进行了一场宣传战。
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举行记者招待会，故意发布关于国共谈判的乐观消息，声称国共问题已经有了一部分解决；国共关系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他们说的话相反。针对梁寒操的造谣，周恩来于8月12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予以驳斥，强调国共谈判的根本障碍在国民党固执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必须团结。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就国共谈判的分歧所在作了分析：中共所领导的军队本应全部编成47个师才是合理的，在西安谈判时提出暂编6个军18个师，后又提出先给5个军16个师的番号，而国民政府只答应给4个军10个师，并要限期集中，将编余人员限期取消；我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民选的抗日政权，而国民政府却要取消；关于要求给我党和各党派以公开合法地位，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释放叶挺等政治犯，国民政府都未能做到。林伯渠明确提出，挽救时局的惟一办法，就是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至此，西安、重庆谈判宣告失败。
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战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回中国境内的远征军在怒江东岸与日军对峙。1943年4月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以陈诚为司令长官（后以卫立煌继任）。所辖部队有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直属部队及第一九八师，驻祥云。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辖第七十一军（军长钟彬），在滇缅路正面，除一部扼守怒江外，大部集结在保山；第六军（军长黄杰），新三十九师驻永平、下关一带，第三十六师驻大理、邓川一带。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辖第二军（军长王凌云），驻顺宁、镇康、三江口一带；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驻弥渡一带。
为策应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打通中印公路，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决定发起滇西反攻战役。1944年4月17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拟定怒江反攻作战计划：（1）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军，由栗柴坎、双虹桥间渡江，以腾冲为攻击目标；（2）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负责怒江东岸之防守；另以该集团军之新编第三十九师、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六师、新编第三十三师各派一加强团渡江攻击，策应第二十集团军之作战；（3）攻击准备限4月底以前完成。蒋介石对这次作战十分重视，于4月25日分电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指出，此战之胜负，为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务须各级将领达成使命。为使作战顺利进行，美第十四航空队担任在怒江以西地区直接协助地面作战，对腾冲、龙陵、芒市之敌攻击；间接轰炸敌后交通线及八莫、腊戍、滚弄要点之仓库，并担任第一线作战军之空投补给。4月底5月初，中国远征军做好了反攻的准备。1944年5月5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发出攻击滇西龙陵的命令：令第二十集团军为右翼军，攻击高黎贡山及腾冲；令第十一集团军为左翼军，担负龙陵、芒市攻击；命第七十一军攻击龙陵，并配属第五军山炮一营。5月9日，担任攻击的第二十集团军下达反攻怒江的作战命令，要求攻击军及防守军之加强团一律于5月11日开始渡河攻击，开始时间为白昼或夜间、拂晓。
年5月11日，滇西中国远征军发起反攻怒江作战。当天11时，第二十集团军以第五军第五九四团于栗柴坎、孙足渡口渡过怒江，与原在怒江西岸之预备第二师游击营配合，攻击那瓦营，并向北斋公房之日军警戒。19时，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主力由勐古渡、水井渡，第三十六师由康郎渡、勐獭渡、缅戛渡、大沙坎、龙潭渡，在强大空、炮火力和工兵支援下，分别强渡怒江。至12日拂晓，各部均已渡过怒江。为策应第二十集团军作战，第十一集团军以新编第三十九师加强团由惠仁渡、第八十八师加强团由打黑渡、第七十六师和第九师联合编成之加强团由罕拐渡分别渡江。14日，第五十三军对怒江西岸大尖山、唐习山发起攻击，并于15日攻克两地。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5月22日，第十一集团军制定了渡江攻击的计划，以主力由惠仁桥、迄七道河问地区各渡口渡过怒江，重点置于右翼，向龙陵、芒市包围攻击，并以第七十一军为右翼攻击军，第二军（欠新三十三师）为左翼攻击军。6月1日，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各部向怒江西岸发动攻击。至3日，各部分别由惠通桥、毕寨渡、三江口渡过怒江。
中国远征军渡江后，以第二十集团军为右集团，向腾冲方向攻击；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左集团，向龙陵、芒市攻击。6月份，左、右集团军与日军在腊勐、平戛、桥头、瓦甸一带激战，左集团军在右集团军一部配合下，占领龙陵附近各高地要点；右集团军则突破江苴、瓦甸日军防线，分路向腾冲挺进，7月中旬攻占腾冲外围据点。8月26日，左集团军主力突人龙陵市区。9月14日，第二十集团军攻占腾冲，并以部分兵力增援龙陵。11月3日克复龙陵。儿月20日攻克芒市，12月1日克遮放。1945年1月20日克畹町，自此中印公路畅通。
年1月28日，中美两军在云南畹町举行会师典礼，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索尔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等出席并检阅部队。当天，首批运输队循中印公路越过中缅边境进入中国，打开三年来之陆上封锁。1月2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战讯：自1943年10月底以来，缅北滇西部队共死伤79154人，除毙敌48858人及大量掳获品外，打通封锁数年之中印交通，扫清滇缅敌寇，歼灭日军第十八、第五十六两个精锐师团，击溃第五十三、第二、第四十七等师团及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等。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
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出席开幕式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邓发、陈云、博古、李维汉、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孔原、陈郁等17人；列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彭真、贺龙、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等14人。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由主席团处理会议期间日常工作。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全面的总结，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会议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时开时停，历时11个月，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具体情况是：1944年5月21日会议，除选出大会主席团外，会议听取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通过了党的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除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外，关于军事报告、修改党章、党的历史问题等分别成立4个委员会进行起草。6月5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强调不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逐渐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11月9日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谈判的问题。12月7日和1945年2月18日会议，周恩来两次报告了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1944年12月9日会议，讨论了成立解放委员会问题。1945年3月31日会议，讨论通过了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和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4月20日会议，通过了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军事报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党的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议日程。七大会议日程是：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以修改党章为中心讨论组织问题，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改选党的领导机关。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大成果。决议是以任弼时为召集人，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等7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改，最后经毛泽东精心修改而成的。
决议系统而深刻地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作了详细结论。充分肯定了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和党的六大路线的基本正确，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停止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决议着重分析批判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及其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阐明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决议指出，各次"左"右倾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要克服这些错误思想，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应该耐心地进行深入细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与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避免过去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于易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等缺点。决议强调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指出对那些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对这些同志应该热诚相待，团结共事。全会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决议还系统地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并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极重要的准备。
华莱士使华
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战场开始了抗战以来最大的溃败。这种形势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忧心忡忡，决定派副总统华莱士来中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促成国共两党达成一项联合抗日的协定，以利用中共军队牵制日军。华莱士来华还有意探讨中苏关系。1944年6月20日，华莱士由王世杰及美国驻华代办艾其森等陪同，由迪化抵重庆。蒋介石、孙科、何应钦、宋子文等国民政府要人30余人到机场迎接。随同华莱士来华的有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范宣德、战时隋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拉铁摩尔、对外经济处对苏供应科首席联络官查德等。
月21日，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与华莱士进行单独会谈，宋子文担任翻译。华莱士转达了罗斯福关于国共关系的意见。罗斯福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我们可以找出一个朋友来，并且表示他可能充当那个朋友。关于中苏关系，华莱士认为，任何足以造成中苏两国不睦的问题都不应悬而不决。蒋介石建议由罗斯福总统来担任中苏两国问的仲裁者或者中人，并表示愿意与苏联取得友好谅解。次晨，华莱士表示，美国很愿意调停苏联与中国间的关系取得一致，但美国不能在中苏谈判中担任中人角色，也不能成为中苏之间任何协议中的一方或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