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研究人员来说，远东的海战研究包含了太多的未知之处、太多的迷人之处和太多的奇异之处。有3个普遍的恒定因素，帮助人们理解那些面孔陌生但不断流传的名字、日期和战场的含义。亚洲人看待战争的目标和态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西方，但是，若加以更详尽的考察，人们会发现，那些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制约希腊人、在康士坦丁堡战役中主宰拜占庭人的因素，同样出现在鄱阳湖水面上，或出现在朝鲜的鲜血四溅的海岸上。
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战术、技术和地势决定着海上冲突的本质与方向，无论在远东还是世界其他地区。在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所分析的1274～1842年的4场战役中，所有这3个决定性因素的作用都是清晰可见的。亚洲海军将领发现，他们使用的船只和武器都是东方工匠们制造的，而在大海、湖泊和江河这些地方，风力可能就会决定武器的优劣。在我们所要探讨的战役中，尽管参战各方的意图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所做的都不超过3个普遍的恒定因素，即战术、技术和地势。
海军战术
关于从最早明文记载到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所有战争中，无论孙子（公元前544～公元前496年）还是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都会认同那个无需赘言而极其明确的目标——胜利。发动战争的一方，总是要压倒抵抗一方，达成己方目标。这些目标可能会因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那些诉诸暴力手段的不同部族、民族、部落和集团而有所不同。对中国人而言，中国长久以来就是“中央王国”，是普天之下所有国家的中心。因此，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关注和忙于内部事务要多于外部。因此，战争——中国曾经发生无数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要么是为了防御，要么是打破既定的秩序。恢复中国内部的和平，始终是那些试图维护或颠覆现状或从现状中获利的人的共同目的。
相应地，在中国，海战始终涉及通过水陆运送军队，或竭尽所能地阻碍部队机动，其目的是夺取城市、支持中央政权、防御敌对的外来部族的入侵或粉碎某个军阀的企图。在本文讨论的数个世纪里，侵略者并未对这些时代的中国统治者抵抗外部势力的努力有过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外部势力很少是来自海上的。
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状态，同样促使这个国家趋于关注内部事务，造成了一种民族自恋情结，从而在将来面对一种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中猛然觉醒。朝鲜情况则有所不同。朝鲜人居住在一个半岛上，他们数个世纪以来遭受的入侵和海盗袭扰，迫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认识到其海岸线是一片漫长而且充满潜在弱点的地区，因而需要有组织的专门防御。中国和日本两国免受海上的威胁，意味着那些发生在水域上的战役（发生过许多次）将按照近似于陆战的方式和风格来进行，而两国在陆战方面是能够从容应付的。
日本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也许是1185年的坛浦战役，但在这次战斗中，如同1363年中国鄱阳湖战役一样，舰船机动的主要目的是把士兵用船运送到可以进行战斗的地点。
在江河、湖泊和海岸进行战役吸引了那些即使最注重陆战的统帅们。在理想的环境下，平静的湖面或海面能够让一个决断的统帅极为清楚地观察到己方和敌方的部队，这样就会发现施展战术的有利机会，或亲眼证实最终的灾难。与车辆和牲畜相比，风和水能够把巨大数量的人力与物资以最快的速度运送到更远的地方，这样就有了达成战术突袭性的可能。当朝鲜人和英国人在他们的战船上装备大炮后，就给海上和陆上的防守者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与水面上的敌人作战，方式多种多样，需要考虑到因地势和军事技术运用而产生的影响，需要进行足够细致的战术安排。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有预先确定的战术阵形，在军事著作中都用“鹤翼”这样有诗意的名字来描述它们。有关这类阵形的记载颇为负责地指出，阵形只是理想化的，它们的实际运用以及各种船只如何成功地应对那些复杂的变化，是需要加以细致研究的问题。
在我们考察的4场战役中，只有朝鲜海军拥有经验丰富的职业化水兵。在中国和日本两国，作战人员向舰船上的平民船员下达命令，以此完成战斗任务。渔夫们如何做到突然之间投身于同战舰作战，其间的作战能力差异相当悬殊。
从中国历史上有最早的文字记载开始，火攻的作用就受到重视，而西方直到很晚之后才开始使用。孙子之后的兵家们均提到了作战中使用火的威力和可能性，强调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比烧毁敌人的舰队和船上的军士们更具有毁灭性。
在中国和日本，遭到火攻的危险制约了把水战转变为陆战的强烈愿望。弓箭手和军士们会把船只用铁链连在一起，以拥有更平稳的平台，而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建造了“楼船”——实际上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堡。厚实的舷墙和高耸的箭台作用突出，除非是它们使得船只过于笨拙而无法躲避敌方的火攻。
海军技术
对于西方观察家来说，亚洲海战中包括了与亚洲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存在着让人熟悉而又令人费解的迷雾。那些声称东方或西方在某个特定时间拥有最先进的或更先进的技术的笼统说法，只会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无论进行怎样的研究，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内，东方战争中的特有的技术所带来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舰船本身，数个世纪以来，江河的舢板和深海的平底帆船已经演变成最重要的两种基本战舰，它们可以搭载人员、货物、武器和士兵。无龙骨的“三板”式舢板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浅水和人力，而“V”形高船尾舢板则自然地演变成在海上航行的平底帆船。这两种舰船都能被快速地拖拽上岸和卸载，而这一点对于商人和指挥官来说同样重要。对造船者和航行者来说，在长江2700多公里可航行的航道，以及更长距离的支流中，有他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所有困难。从亚洲舰船的一些特征上，就不难看出南中国海的暗礁、深沟和浅滩对它们的影响。
亚洲舰船的那种敏捷的平衡艉舵非常重要，它是用来充当活动龙骨，在浅水区可以扯起来，舵手虽然远离海面，但仍可安全地继续操作。甚至是更小一些的平底帆船都拥有5根桅杆，桅杆上有坚固的竹子斜撑起来的帆，可以快速移动，拥有惊人的机动能力。更大一些的中国舰船则有自我防护的双层独立船体。这种设计，即使是像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博学之人虽苦苦探求也没想到，西方直到数个世纪后才得以仿造。第一批有如此装备的英国舰船中的一艘，最后是在吴淞江与清朝水军相遇了。
舢板特别是平底帆船，能够演化成比它们那些新石器时代的原型船只可能发展到最大程度还要大得多的船只。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记载中提及了巨型的航海平底帆船，长度达到90米，用横向隔断的隔水壁使船身更加坚固有力。船上使用了中国的冶金技术，包括坚固的铁螺栓、铁钉和其他配件，还有铁锚，有时候还会使用本土的或是改进了的欧洲式样的大炮。
中国人还十分明了如何使用绞盘和卷扬机把人力转化为机械力。绞盘可以用来扯起锚或帆，而汉朝时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实际上把一位4世纪罗马作家的想法变为现实——用卷扬机来带动转轮推动船只。曾有记载说，装备了多达7个这样装置的汉朝船只平稳地一路疾驶。
桨也能够推动船只，但在这方面西方的技术和东方的精巧显然分道扬镳。长长的、平行的坐凳呈笔直、分层或是角状分布，这些从萨拉米斯一直到勒班陀的西方大帆船的特征却没有在亚洲的舰船中出现过。推动舢板甚至是划桨战船的，是与今天的“刚朵拉”的橹相似的长橹。多排桨手旋转地推动船桨而使舰船前进。亚洲海军历史上从未有过古希腊那种具有速度、机动和撞力的三排桨，但是与他们那些固定在座位上的西方同行相比，亚洲桨手却能更从容地徒步作战，而且不大容易遭到投掷火力的伤害。朝鲜人能够将亚洲工匠建造的、使用这种“多排”体系的最有杀伤力的舰船投入作战。
当然，与人力相比，风力虽然不能随意的使用，但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推动重量更大的物体。在所有的文明史中，战船都要面临着长久以来的困境，即如果建造一艘较大的船只，它要么在没风的情况下一无是处，要么就像在1363年鄱阳湖战役中那样，无法在浅水中与体积更小的战舰抗衡。要解决这些问题，把大量的舰船连成平台也是一个办法，这样就可以方便地运送攻城武器或是其他特殊装备。
火和火药
在武器方面，能把人类智慧运用的炉火纯青，亚洲的设计者是无可匹敌。中国的军事著作对火攻的战术一直很重视，其中提到了快速和慢速燃烧的火球或是手雷，以及与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作战时使用的与“炸药枪”相似的“火枪”。在长柄前端的炸药管最后就演变为中国以及欧洲的“火砲”。
舰船连接在一起，可以运用诸如装备了重物的长吊杆来击碎任何企图靠近的敌人，或是运用像古代罗马人登船板那样的钩子来阻碍和控制企图登船的任何敌人。传统的宽梁式船只也可以运用这样毁灭性的武器，但航行速度就要慢得多。
以风力或是水流推动的火船或火筏是海军武器中的最令人恐惧的一种。没有记载显示，英国人会向敌人的甲板上投掷鸡蛋，但是中国的著作中却推介了这种战术，目的是让敌人站立不稳。中国船只上还会使用特殊的陶瓷涂料来防火，因为哪怕是最小的船只上也会发射出带有炸药和霰弹的火箭。当然，这种武器的精确度要比期望的差。
火药最初既用来点火，也用来作为炸药。但是那些冲向博多湾的武士们却发现，他们要面对的是从蒙古舰队的抛石机投掷来的炸弹。发明火药的人，却只能“无奈”地等到火药技术通过阿拉伯世界渗透到西方世界，然后再传回到东方。直到15世纪时，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才接触、购买、仿造，并开始在东方的水战中广泛地运用欧洲的大炮和小型武器。但是，朝鲜人对于大炮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正确评价，这也让日本人惊愕不已。
地势
太平洋的广袤可以说明，为什么远东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受到来自海上的可怕敌人的威胁。中国海军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深水战役发生在485年，该战役是两个相邻的国家意图实施或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因而对对方的陆地防御进行侧翼攻击。长期以来，中国人最为畏惧的入侵者，是越过北方和西方边境而来的，但是海战最终也成为了保卫帝国的一个关键战场。
当然，原因就在于河流阻挡了从北方大草原来的“野蛮人”，特别是在强大战船停在河流中，在阻挡他们渡河的各种企图时更是如此。南宋水军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1279年前阻挡了蒙古人，把长江变成了一条比长城的防御更加可怕的也是最有效的“护城河”。作为运输的动脉、补给的手段、机动的障碍或是便利条件，直到近代，中国的河流仍左右着水上战斗的进程。
日本多岛的地势和位置，同样也影响着这个岛国的海军史。内海相对平静，不仅使本州和九州之间的通行相当便利，同时也为陆上的士兵们在海上作战（如1185年坛浦战役）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地。相比之下，要前往北海道，困难只多了一点而已。因此，在日本独特的文化发展的历史形态下，日本人仍能够自由地进行贸易或交战。
另一片水域的地势也对亚洲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在冬天，日本海海域多风暴，难以航行；在夏天时，从东北方向西南方，强大的洋流和风几乎是不间断地流过或吹过日本的对马海峡。
由于这样的地势，几个世纪以来，使日本海盗能在朝鲜海岸快速登陆，并进行有利可图的掠夺。在证明了日本在军事方面领先于朝鲜人的同时，也迫使朝鲜人去建立一支强大而有效的海上力量。不仅如此，这样的条件也使得更加善于幻想的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可以轻易地大规模入侵中国和朝鲜，而对方却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在历史上，曾经记载过一次试图以实际行动来反驳这种地势决定论的海上入侵行动，而这也将作为我们所分析的4次战役中的第一个例子。
战术推动了技术的发展，而技术则允许或阻碍了传统战术的选择和变化。地势决定了某种战术或武器的功效，或是决定了两者的可能性。而这三者究竟在具体的战斗起了何种作用，可以从东方历史上4次伟大的水上战役得以佐证。
蒙古对日本的入侵（1274年和1281年）
中国在其历史上成为一波又一波外来入侵者目标的事实可并不值得羡慕，除了传统的关于丝绸、城市、茶叶和财富的吸引之外，还有另一个解释。中国的财富固然很好，但是蒙古人在1211年开始对中央政府无情打击时，他们脑海中所想的不仅仅是生活中享有柔软的丝绸。蒙古人的征战到1279年征服宋朝时达到了顶点。
技术因素不仅可以解释蒙古人征战的成功之处，而且还为他们的动机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要派遣两支庞大的舰队征服远方的日本武士。
关于蒙古人，早在成吉思汗出生前，他们毛发杂乱的矮马已在北方大草原存在了一千年。同样存在的，还有蒙古人的祖先和敌人，比如匈奴人和契丹人等。蒙古人得以迅速掌控和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正是蒙古人所掌控的前所未有的一种技术。12世纪时的大炮装填缓慢，而且容易伤害炮手。而配重式投石机却证明它能够拿下用城墙防卫起来的城池，而这些是来自大草原更早期的入侵者们所无法比拟的。
蒙古人究竟是如何获得这些武器的，并不清楚。中国人有一种“牵引式投石机”，在这种武器吊杆较短的一端施力撬动，能把投掷物抛掷出去。在吊杆上装上重物，并在长吊杆上施加牵引力，就使这种武器成为了攻城器械，它可以把重达140千克的投掷物抛出300米远。面对如此威力的杀伤武器，从巴格达到广东的城防都纷纷成为齑粉，相继被纳入到了蒙古帝国掌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