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忽必烈的统治下，蒙古帝国扩张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从俄国东部，直到中国东海的海岸，大约330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几乎是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忽必烈的行动表明，他十分清楚蒙古统治中所隐藏的秘密——这些游牧部落的勇猛战士和好斗的可汗们需要向外扩张，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转向内部混战，导致统一帝国的崩溃，而这种情况确实在忽必烈死后的一个世纪内发生了。因此，忽必烈的战士们总是需要有新的目标，以及征服对手的新手段。
中国自身就提供了用于未来征服行动中所需的装备。并非所有的宋朝水军都在沿长江进行的战斗中被焚毁了，而剩余的水军已被蒙古人用于征服南宋最后一批抵抗者。除了这些船只之外，还有抵抗蒙古人达30年之久，最终仍和朝鲜半岛的城堡与铸造厂一同成为大汗财产的朝鲜大船。日本人在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方面表现迟钝。源氏家族在坛浦战役胜利后建立了幕府，并通过天皇的名义来拓展对日本诸岛的控制。其中一个用意，就是占领日本海岸的港口，打击海盗，以显示与朝鲜进行贸易和两国相互间的良好关系。
1268年，当忽必烈仍在中国大陆扫荡南宋的最后抵抗时，大汗朝廷的使者就到达了九州，并带来了中国皇帝给日本“国王”的一封信。对于位于镰仓的日本统治者而言，他们在残酷的内战中早已熟悉了外交辞令的真正含义。因此，信中的措辞对日本的凌辱以及提到的对朝鲜的“解放”，都引起了他们的警觉。但他们对此没有做任何正式答复。
幕府以天皇的名义敦促武士们保卫家园和日本的心脏地带，但是除了动员他们的战士和等待蒙古人的杀戮外，日本人什么也做不了。他们消灭海盗的行动，使自己失去了可能对入侵舰队行动进行预警的一支非常规力量，而这支力量至少可以对蒙古人的补给船只和运输物品进行突袭。
庞大的中国舰队沿着海岸线行驶，最后在朝鲜南部的港口集结。早先数十年的抵抗早已耗尽了朝鲜半岛的资源，因而这支蒙古人的先头部队已无法在朝鲜获得补给，只好撤回到中国，直到能够建立补给站来保障如此庞大的舰队。当蒙古人的部队蜂拥渡过鸭绿江并向南推进的同时，还要平定朝鲜人最后的抵抗。
到1274年12月，蒙古人已经做好了入侵的准备。大约200艘宋朝遗留下来的舰船加入了700艘被强占的朝鲜战船，其共运送了大约1．5万名蒙古人和8000名朝鲜士兵和船员，穿越了约200公里的朝鲜海峡。助国——这个在坛浦已经消失了的平氏家族最后的后代之一，则坚定地防卫着自己孤立的封地。因此，蒙古人在胜利后采取了连日本人都视为残忍的报复。在另一个更靠近日本本土的壹岐岛上，百姓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两个岛屿上的守卫者至少用他们的生命赢得了时间，让日本50年内最大规模的军队得以运动到海岸来迎战蒙古人。有关陆上战斗的细节，可以在本卷中其他章节找到。那些颂扬自己血统、在海滩上作战的武士们却发现，他们自己还有战马都被从蒙古舰队上用投石机抛过来，并从他们头顶上飞过的炸弹给弄懵了，而此时，蒙古人则以紧密阵形将组织有序的部队大规模运动到海岸上。现代的学者们指出，忽必烈派往海上的部队规模相对较小是个错误。可蒙古人的目标是占领滩头，而不是整个日本。在他们顺利实施这个计划时，大自然却出来干涉了。
日本人的抵抗迫使蒙古军队指挥官们让登陆部队靠近舰队，部分原因是蒙古弓箭手们射出大部分箭支对自己部队也造成了危险。舰队中有经验的航海者们知道，一场可怕的风暴将要袭来。由于害怕可能会被遗弃在敌方的海岸上，入侵者又返回船上。
持续两天的台风在席卷远海的时候袭击了舰队。根据朝鲜人的估测，绝大多数更为陈旧的原宋朝船只倾覆，而伤亡总计达到了13500人。幸存的舰船只得返航。伟大的可汗却并不气馁。毕竟，忽必烈的兴趣在于指引他的战士们向外去寻找敌人；对于他的指挥官们来说，在其他人失败的地方就能获得成功的，也是值得一试的诱惑。
忽必烈的再次努力
在1279年最终完结了对中国的统治后，忽必烈开始重新积蓄力量，准备第二次进攻日本。日本人在这期间处死了蒙古使者，在博多湾加固了防御工事，并建造了他们自己设计的、更小型的帆船用于近战。以他们的情报和分析，加上又有蒙古使者前来劝降这件事，他们知道入侵者还要回来的。
忽必烈7年后针对日本的计划，是建立在两个坚实基础之上的：从朝鲜征募来的舰队，加上从长江强征而来的商船和沿岸商贸人员，规模大约是前一次进攻的5倍。1281年5月，900艘朝鲜战船驶向大海，1．7万名水手运送着1万名朝鲜士兵、3万名蒙古人，还有他们的给养。
由于日本人有时间在对马两个岛屿上备战，因而在对马岛和壹岐岛上的战斗要比前一次战争要激烈得多，但是最终蒙古攻击力量中的朝鲜部队还是于6月21日达到了九州。
日本人要比前一次更有经验，人数也更多。所以，朝鲜舰队只能撤离，并在平户岛和第二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入侵舰队会合。
这支中国人组成的“江南”部队，包括了南宋残留的海军和长江上的水军，有约3500艘战船，搭载着10万名中国士兵。联合舰队压向位于前一次入侵时登陆点博多湾约48公里的高岛。
与前一次相比，这次入侵的季节不同，人数也不同，而且入侵者还发现，这次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海上岛屿的堡垒，以及一支海岸防御部队。也许是精心设计，也许是好运气使然，日本人最后以他们传统的一对一的作战方式来与蒙古人交战。武士们趁黑夜，乘坐着小型的桨划船悄悄靠近每艘入侵船只，使他们最为致命的武士刀和单兵重甲就能够发挥最佳作用。
攻击舰队的所有船员们现在都倒在了日本武士们闪亮的刀剑下，到了早晨时，船只都漂散和遗弃在了高岛海岸外的海面上。
蒙古人展开了典型中国式的反击，但同时又使用了700多年后诺曼底登陆时的一些手段。日本的武士们发现，自己要面对的并不是单个孤立的战船，而是在今利湾内由舰船连接起来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漂浮着的海上堡垒，蒙古投石机和弓箭手可以从那里向更小的日本船只开火，而士兵可以通过船只间的厚木板来回移动。这样的战斗持续了两周，但没有出现任何一方要撤退的迹象。
结果，被后来称为“神风”的风暴像前一次那样向蒙古舰队袭来。1281年7月30日，一次台风袭向日本沿海。日本武士们撤回内陆，但无情的风暴却袭击了连接在一起的蒙古舰队，并摧毁了密集的舰只。直到今天，海洋考古学者们还能从那时的沉船中不断地发掘出有用的东西。如果风力小一些的话，海湾就可能成为这些舰只的保护伞，但是风暴的力量却把这里变成了大约4000艘舰船的致命陷阱。
从猛烈风暴下沉没的舰船骨架中，可以了解到比战役本身传递出来的更多的历史信息。被勘测过的约1170艘沉船都是大型的平底帆船战舰，长约73米，这些舰只要么是宋朝残留的，要么就是朝鲜的战船。这些舰船每艘都需要60名水兵，每只都拖拽着一只被称为“巴图鲁”可以一次搭载20名步兵的小型平底船。到目前为止，被发现的大多数沉船都是长江上使用的舢板，它们在到达日本海域后，就已显示出其海上航行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散布在这些船只周围的是约300艘两桅朝鲜战舰。在历史资料记载中，蒙古人及其臣属联军溺亡和在岸上被杀的总人数大约在10万人。
忽必烈在1291年去世前，他还在计划对日本的第三次进攻。
鄱阳湖战役（1363年）
在日本沿海灾难发生之后的200年间，中国的造船厂和舰队都置于了元朝的统治之下。忽必烈的继承者们以相对宽松的政策实施着有效的统治，他们仍认为自己有别于其中国属民，而其属民则抱有同样的情绪，反叛的情绪逐渐传播开来。
激化元朝属民不满情绪的原因之一，其实就源于对日本的入侵行动。元朝的中央政府突然而且随意就撤销了忽必烈时期允许沿着河流和海岸线运输谷物的许可。对于从事这一类行业的人，他们以叛国和海盗行径来进行指控，并粗暴地结束了他们这项极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不仅是商人，百姓也因此而深受其害，而且突然之间，这一大批无业且心存怨恨的水手就被推到了蒙古政权的对立行列中。
曾经有过两艘元朝时期的沉船船骸。一艘是在泉州发掘的，这里是马可·波罗曾经到访并描述过一艘中国海船建造的地方。另一艘是由水下考古学者在朝鲜海岸线之外的新安发现的。泉州沉船长34米，船梁为11米，由隔舱板分为13个密封隔舱，使用无数铁钉把多层木质船壳连接在一起，这证实了马可·波罗的描述。和新安沉船相同，泉州沉船也拥有只有远洋船只才有的深“V”形船体。
忽必烈及随后的继承者知道，海外贸易甚至可以从无法征服的地方都能带来财富。但后来忽必烈的继承者们则未能对这种贸易予以足够重视和保护，特别是倭寇对中国南部沿海进行袭击更是如此。再加上元朝政府的废弃，沿海贸易崩溃了。在中国内河上，元朝开始建造像宋朝那样的几个世纪都保留在海湾的舰队。
但元朝的统治者的目的有所不同。新的强大的内河舰队，不是用来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一种防御手段，而是要维持中央政权对全国的控制。这种在内部加强统治的企图，最终被1351年的一场洪水冲垮了。当时黄河和淮河流域洪水泛滥，形成了许多洪泛区，也引发了元朝已无力法控制的混乱局面。当蒙古将领们互相对抗，或与中央政权为敌，或被征服的汉族人开始重新获取自己的权利时，中央政权的统治崩溃。
其中两个对立的政权是大汉和吴，而朱元璋领导的军队则支持重新复兴的、此时定都于南昌的吴国。
楼船
在一开始受到一些挫折之后，大汉的统治者陈友谅决定要在自己主力部队尚在南昌外围与吴国（南昌以及长江下游名义上的统治者）纠缠时就进攻朱元璋。陈友谅可能回忆起了宋朝的往事，为此，他建造了一支以巨大的楼船为核心的舰队，可以攻陷一座城市或是摧毁一支规模要小些的舰队。
我们很幸运，能看到对于这些庞然大物的描绘。它们拥有3层甲板，按照推测，楼船在吃水线以上的构造是呈塔状，上面设有枪眼用于向外开火。在甲板以及轻甲板周围是用来保护弩手和长矛兵的垛墙，而这些战船的尺寸足以搭载像投石机这样的武器，还有防御靠近之敌的重吊杆之类的装备，甚至可能有带屋顶的马厩用来搭载马匹，它们能在向开阔的海滩发起进攻时用得上。
根据对这次特殊战役的更为详尽的描述，学者们估计，陈友谅的楼船有可能装载多达3000名的水手和士兵。记载中也提及了这些船是“铁甲”，这样的描述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十分难以理解。
“铁甲”这样的术语让人想起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时的早期铁甲船，诸如“监视者”号这样在炮台上覆盖了180毫米厚的铁片的舰船。这种战船只可以抵挡住当时刚刚制造的300毫米或是更大口径大炮的炮火，但对于更早几百年的战船来说，肯定不是这样的。美国内战中其他那些装甲类似于中国和朝鲜战船（只能抵御步兵和野战炮的火力）的舰船，则有着“轻装甲炮艇”的叫法，这样的概念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要比其他误导性的描述语言要更有帮助。
一位坐镇这样一艘旗舰的水军统帅，会拥有再小一些但更轻便的船只上没有的安全和视野。从这样庞然大物高耸的上层甲板上发射火器，能投射的距离要比规模小一些的船只更远。但是，即使是最原始的著作中也提到，这些船只在暴风袭击时不堪一击。即便如此，最终的结果证明，抗风性能差却不是这些汉国庞然大物最不利的因素。
南昌以前曾一度濒临湖畔，到1363年时距离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直线距离为24公里，经赣江的航行距离是80公里。它的周围是鄱阳湖水位退却后留下的众多沼泽地和大片湿地。陈友谅的舰队从长江上游经鄱阳湖而下，兵力包括了大约30万名水手和士兵。陈友谅作出了一个明智的军事决定，把所能集结的最大限度的兵力和资源都用在了他的首要目标上，意图要夺取对手的经济和统治中心，然后再“以不可战胜的力量”取得一连串的后续胜利。
这样的计划应该奏效。在陈友谅军队于4月15日到达南昌城下后，第一次考验降临了。两栖作战中的一条基本原理是，从更具稳定性的固定阵地发射的火器，必然要比从哪怕是最大的舰船上发射的投射火器都要更加精确。进行机动，还有拥有更大型的重炮才可以抵消这种优势。但对于楼船而言，进行快速敏捷的机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汉的庞然大物是不能用自己的投射火器来攻陷这座城市的。
朱元璋的侄子、南昌守军统帅朱文正，在大汉军队的大炮和投石机打开的缺口上构筑了栅栏墙，抵抗着大汉军队突进。试图在河岸登陆的汉军遭遇到的是凶猛的南昌长枪攻击，而2000名精锐部队则守卫着南昌的防线。
朱元璋发动反击
围城进入第六个月时，大汉军得到消息说朱元璋陆军和水军正顺着鄱阳湖来解南昌之围，而鄱阳湖就位于汉军及其在长江上游控制地域的中间位置。
陈友谅决定于7月16日把舰船从围城战斗中撤离出来，迎战来援的朱元璋的军队，希望可以避免战略上的失利。朱元璋亲自指挥着袭向陈友谅军队的救援部队，如果杀死陈友谅本人，就完全有可能打垮整个大汉军队。陈友谅也有同样的想法。他留下了足够的舰船来防止吴军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发动进攻。在8月29日，迎击陈友谅大汉军的朱元璋军队的规模是大约20万人，舰船规模比对手要小，数量不详，但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其他部队沿着朱元璋控制的水道来增援时，船只数量还会逐步增加。以参战的人数而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面战役的舞台已经搭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