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简单，也喜欢对人物轻易地定性，仿佛只有把各色各样的人分门别类，划归到事先设定好的几个类型中去才能读懂历史人物和事件，把握历史的真谛。于是，在这种简单的二元思维模式下，是与非被绝对对立起来了，功和过也永远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英雄人物总是十全十美的高大全形象，而坏人则被描述成一无是处、毫无人性、十恶不赦之徒。明君永远是明君，昏君永远是昏君。忧国忧民，废寝忘食的永远是圣贤，整天荒淫无度，吃喝玩乐。所以，如果我们要真实地了解人类的过去，就必须打破这种二元思维模式，把是非功过辩证统一起来，透彻地解析那些记述历史的文本，纠正历史人物在人们脑海中符号般的印迹。
殷纣王是暴君吗
殷纣王是中国暴君的典型，这似乎已成千古定案。早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将他的人品列为下下。
在正史、笔记、戏曲、小说中，随处可见殷纣王荒淫残虐的记载。
如“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观其心”，“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读之令人毛骨悚然。近年出现的舞剧《凤鸣岐山》，再现了殷纣王的暴君形象。
在人们眼里，殷纣王的暴君形象，主要表现在骄奢淫逸和无情凶残两个方面。他造酒池肉林，筑豪华宫殿，大肆挥霍；他宠幸狐狸精妲己，夜夜笙歌，荒废朝政；他残暴无情，擅杀大臣，用“炮烙”之刑。因而搞得天怒人怨，诸侯造反。牧野一战，全军溃败。殷纣王最后众叛亲离，落得个在摘星楼自焚。
实际上殷纣王又是怎样的呢？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中，有一篇周武王伐纣的誓师词叫《牧誓》，那里面列举了殷纣王的三条罪状：
1.听信妇人之言；
2.对祭祀这样的大事不闻不问；
3.对自己的族人亲戚不加重用，反而对那些周边获罪逃亡过来的人予以重任，扰乱了商朝的政治。
这第一条罪状，恐怕就是宠爱妲己了。在《封神演义》里把妲己描写成一个狐狸精，把纣王迷得神魂颠倒，不理朝政，还害死了一批大臣，最后被姜子牙斩首。今天，如果反过来看，妲己肯定是商朝的第一美人，她不但迷倒了殷纣王，而且迷倒了一批大臣。不然，那些大臣怎么尽往后宫里跑？就连道行高深莫测的云中子，也想看看妲己究竟有多美。
殷纣王不但被迷住了，而且还言听计从。那些大臣心里不平衡了，我们这些朝廷栋梁还比不过你这小狐狸精啊？他们因妒生恨，就编出一些妖魔鬼怪要祸害国家的谎言，说自从妲己来了，宫廷的上空总是妖雾弥漫，非要置妲己于死地不可。他们一个个地来兴师问罪，咄咄逼人，最后连退了休的老丞相商容也被他们硬拉回来了。面对大臣们的这种咄咄逼人的阵势，妲己尽想出一些坏主意，让纣王去残害这帮大臣。纣王这样荒淫残暴，这些大臣就天天说他是暴君，并鼓动诸侯造反。诸侯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实现自己的野心。特别是那个西岐的周文王，秘密训练军队那么多年，就等这个时刻的到来。纣王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在大臣和诸侯们的围攻下，最后的结局只有失败。
殷纣王的第二条罪状，是说他对那些纲常礼义全然不顾，也不相信那些神仙鬼怪，只相信人的力量。这就犯了大忌。古代的人们大多生活在梦里，君主靠梦来愚弄百姓，百姓靠梦来安慰自己。而在人类的童年时代这个梦就更加强烈，几乎每个人都在梦里蒙着一层面纱。殷纣王想撕开这层面纱谈何容易？君王要杀人可以，要挥霍可以，要胡作非为也可以，唯独不能撕破这层面纱。你要撕破这层面纱，上上下下的统治者就会向你扑来。他们的命都可以不要，但这层面纱却要保住。殷纣王逆大势而行，失败是必然的。偏偏那时黄河发大水，沿岸百姓的家园被毁。诸侯们更认为是纣王得罪了上天和神灵。于是，各地诸侯借着天意这个晃子来联合征讨殷纣王。
殷纣王的第三条罪状，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夏朝以来实行“家天下”。君王一家的人，封侯的封侯，进爵的进爵，没有一个闲着的。纣王竟然不重用自己家的内亲，却重用别国逃亡来的罪犯。纣王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其实，只要仔细想想那时的罪犯是一些怎样的罪犯，就明白纣王的意图何在了。在奴隶社会，奴隶就等于罪犯，他们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他们永远也没有翻身的机会。那些“胸中有丘壑”的奴隶是不甘心做一辈子奴隶的，于是想尽一切办法逃出去，而且还要逃出本国，因为在本国被抓回来就要被割鼻断腿。奴隶主日夜派人看着，想逃出来也决非易事。所以，能逃到别的国家去的奴隶，在智慧、胆略、毅力上都有些过人之处。这些人一旦被重用，便能发出十二分的光和热。殷纣王看中这些人的才能，才予以重任。而那些王室的贵族，殷纣王当然要把他们搁置在一边。这就触怒了那些王亲贵族，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权力，有时还要受那些原本是奴隶的官员所掣肘。《牧誓》里说的“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指的就是这些从逃犯提拔起来的官员秉公执法，惩治贪赃枉法之徒。那时候的“百姓”指的是达官贵族，平民是连姓也没有的。
不过，在一片骂倒声中，偶而也会听到一两声异音。两千余年前，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也许是受到先哲的启示，清人崔述认为纣的罪状只有五条。近人顾颉刚更撰《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顾颉刚为此作了详尽的考证，人们由此了解到，妲己的形象，原来得自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纣王淫暴，原来出于《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加工。于是，传说中的殷纣形象遭到了不小的冲击波。
确实，要为殷纣王翻案，谈何容易，然仍有人愿作一尝试。开始，翻案者是小心翼翼的，认为纣很有才能，在历史上是个值得肯定的人物。你看，《史记·殷本纪》中纣的形象——“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俨然是奴隶主中的英杰。纣曾平定东夷，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促进北方文化向南方的传播，对古代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定功劳。
有人提出为纣王彻底翻案，说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其地位在武丁、周武王之上。暴君的帽子是敌对派强加给他的，所谓罪恶的记载，多出于“寓言十九”的战国及以后人们的尽情夸大。有人还认为，要正确评价纣王，应当依据《尚书》，而《尚书》中所提出的六条罪状无一属实，乃周人为达到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所谓酗酒，无非殷人本好酒，而纣酒量或许特别大些。所谓不用贵戚旧臣，是以纣王兄微子启为首的反对派，因丧权失势而强加于纣王头上。所谓登用小人，是提拔奴隶小臣为大夫卿相，这正是进步措施。所谓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活跃，纣王妇可能是与武丁时代的妇好一样的杰出人物。所谓不留心祭祀，乃弥天大谎，出土卜辞证明，帝乙（纣父）、帝辛（纣）时期的祀典最为完备。那么，商朝何以亡于纣？有人认为，殷商覆灭主要有四条原因：（1）殷王族内部爆发了大分裂。帝乙把王位传给了次子纣而不传给长子微子启，朝廷遂分二派。微子启一派不断向纣发起进攻，他们进行了种种卑劣的活动，如造谣中伤、发动内讧、阴谋行刺、卖国求荣，等等；（2）纣王力克东夷后，兵力损耗大半，未及休息训练，即遭意外袭击。（3）大阴谋家周武王乘机起兵伐商。这支军队经过长期准备，强悍而有组织，并有杰出领导；（4）牧野一战，俘虏兵临阵倒戈，动摇分子一哄而散。
更有甚者，有人还为纣王戴上了千古英雄的桂冠。因为他平定东夷，开拓东南，用人唯才，重视俘虏，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积极提倡音乐工艺。这些进步措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
难道纣王果真不是暴君？难道史书记载都虚妄不实？人们开始深思，怀疑、辩驳。
多数人认为，纣王罪状确有其事，翻案文章缺乏依据。（1）纣王酗酒不容否定。纣王时奴隶主们酗酒成风，史料确凿，由此可见整个社会的腐败。事实上，武王伐纣，未举纣王酗酒之罪。纣王酗酒资料，见于周朝的内部文告，是周公在事后教育康叔和成王的，何必故意夸大纣的罪状呢？这又怎能说成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2）纣王登用小人亦非虚构。翻案者说费仲“善于理财”，以此证明纣王不是登用小人，而是“用人唯才”。但史实呢？费仲好利，接受周人的美女、九驷等大礼，在纣前为周美言，以致周人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纣还熟视无睹。因此，费仲之流恰恰是商朝的内奸。（3）“惟妇言是用”，是周武王列举的纣的第一条罪状，绝非毫无根据。据《尚书》，纣所作所为与妇言有关，而翻案者假设纣王妇是巾帼英雄，显然缺乏依据。（4）不用王族而重用四方罪人，加剧了纣统洽集团的内部矛盾，并造成亡国原因之一。显然，多罪逋逃绝非劳动人民，如何视为进步措施？总而言之，有关纣王暴虐的许多材料，见于周人内部文告，以此为鉴，追求长治久安，不能视此为周人宣传材料，而一笔否定。
反对翻案的人还认为，纣王根本未建立煌煌勋业。据古本《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所载，东夷和夏族很早就有联系。征服东夷时代虽不可考，但至迟始于帝乙时期。纣曾重新征服东夷，武王伐商时东夷复叛，周公和伯懋父等又征服过。可见，征服东夷，既非始于纣，亦非终于纣。进一步说，征服东夷具有侵略性质，何能列为一大功劳，因而不能认为纣王征东夷是开了中国大一统的先河。至于说纣王及纣王以后殷人对落后的东南区域传播了文化，同样颇费考订。目前，尚无确凿资料证明殷民族及其同盟国曾发生大规模南迁，这一说法在史实上发生了破绽。进一步说，中国的东南区域在当时亦未必极落后。位于山东地带、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部族及国家，在纣王之前已享有很高的文化。山东、河南的龙山文化，远在史前，不必说了。湖北、安徽的青铜文化，时间相当于殷代，风格迥异于安阳，而工艺水平很高，决非纣伐东夷后开拓出来的。至于赞扬纣王发扬光大了殷人的传统文化，更加不足为据。因为，有关纣作璇宫、倾宫、鹿台、玉床的传说，正说明纣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不能作为功绩。而从“纣好酒淫乐”的记载，得出“纣王对音乐的提倡与创作”的论断，似乎有些穿凿附会。而从“纣有亿兆夷人”这句话，引出纣王“重视俘虏”的结论，似乎也缺乏史实依据。因为这句话源出《尚书·泰誓》，是周武王伐纣时的誓辞。文中的夷，指纣王统治下的商族人民。总而言之，殷王朝灭亡，具有历史必然性，而纣王荒淫残暴，穷兵黩武，加速了它覆灭的进程。
在探讨纣王历史地位时，还引出了“微子启何许人”的问题。有人认为，微子启并非帝乙的长子，纣的长兄，而是朝中元老。其实，朝廷内形成纣和微子启两大派。《尚书·微子》篇记载，微子感到商朝将亡，想脱离王朝而避祸。悲观失望，怎能说是“造谣中伤”？计划归隐，怎能说是“派人投降”？去国无踪，怎能说是“发动内讧”？
在有关殷纣王是否暴君的论战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对立派双方所使用的史料惊人地接近。看来，在新材料未发掘之前，要解决数千年的悬案，只有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作进一步研究，对史料详加考订，从而作出实事求是而令人信服的解释。
对屈原死因的不同看法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享有崇高的声誉。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而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更是感召和教育了无数中华儿女。
从司马迁著史至今，虽然屈原因政治忧愤而投汨罗江自沉的动人故事被人们广为流传，但随着历史的推进和科技的发展，人们逐渐开始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千百年来，屈原的死因历史上广受争议，许多人都在探求他的真实的死因。
屈原（约公元前340—278年），姓屈氏，名平，字原，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屈原本为楚国重臣，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他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怀王二十四年，屈原被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后来，他一度被召返回朝。怀王三十年，楚怀王不听屈原劝阻，执意入秦，被扣留，后来客死秦国。楚顷襄王即位后昏庸无道，听信令尹子兰的谗言，再次驱逐屈原。屈原流落在今湖南沅水湘水一带。
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屈原投江自杀的故事。而其中对屈原自杀唯一的证据，就是诗人那首被放逐以后所写的《怀沙》。诗中称，自杀的方式已然确定，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跃，去拥抱（“怀”）江底柔软的泥沙。对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胡适先生就曾提出质疑，认为《怀沙》一诗中的许多话语并不符合屈原的模式，很可能是后人根据他自杀的传说而炮制的一篇伪作。
后来，有人提出屈原死于谋杀观点，说屈原与南后郑袖私通，太子横是他们的私生子。横执政为顷襄王后，屈原的政敌子兰、靳尚之流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巨大危险，派杀手赶往汨罗江刺杀屈原。对此，现在大部分专家只是赞同屈原死于谋杀这一观点，至于屈原与郑袖私通引来杀身之祸之说，实在不敢苟同。
先说说关于屈原自杀的几个疑点。
首先，屈原的生卒年月及享年不明，史家历来对此分歧很大，现在大多从郭沫若说，即生于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日，卒于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日端午节，享年六十二岁。但梁启超认为“他该是西纪前三三八至二八八年间的人”。公元前278年和公元前288年，分歧之大，由此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