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问曰：“君子何往？甚州人氏？”关公见飞问，观飞貌亦非凡，言曰：“念某河东解州人氏，因本县官虐民不公，吾杀之。不敢乡中住，故来此处避难。”飞见关公话毕，乃大丈夫之志。遂邀关公于酒肆中。飞叫量酒，将二百钱酒来。主人应声而至。
关公见飞非草次之人，说话言谈，便气和酒尽。关公欲待还杯，乃身边无钱，有艰难之意。飞曰：“岂有是理！”再叫主人将酒来。二人把盏相劝，言语相投，有如契旧。正是：龙虎相逢日，君臣庆会时。
当日，（刘备）因贩履于市，卖讫，也来酒店中买酒吃。关、张二人见德公生得状貌非俗，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关公遂进酒于德公。公见二人状貌亦非凡，喜甚；也不推辞，接盏便饮。饮罢，张飞把盏，德公又接饮罢。飞邀德公同坐，三杯酒罢，三人同宿，昔交便气合。
有张飞言曰：“此处不是咱坐处。二公不弃，就敝宅聊饮一杯。”二公见飞言，便随飞到宅中。后有一桃园，园内有一小亭。飞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长，关公为次，飞最小。以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有德公，见汉朝危如累卵，盗贼蜂起，黎庶荒荒，叹曰：“大丈夫生于世，当如此乎！”时时共议，欲救黎民于涂炭之中，解天子倒悬之急。
相对来说，这个情节的设计比较合乎情理，它是有现实生活的影子的。三国时代有杀白马为盟的习俗。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攻破南皮，杀了袁谭。袁熙的部将焦触、张南背袁向曹，他们起事时，就是杀白马盟誓。不过这只是盟誓，并不是结拜兄弟。后来，很多农民起义的头领在起事结拜兄弟时就用这种形式。比如，元代刘福通等人的红巾起义，《元史·顺帝本纪》描写他们结义的情况就是“杀白马乌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
不过，这样的写法对人物的塑造是比较粗糙的，而且立意也低。
罗贯中不愧为文学巨匠，这些史料、故事到了他的手上立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罗贯中删除了一些荒诞的成分，改成了三人在国难当头，欲投军破贼、保国安民、共举大事这个目标一致的大前提下结为兄弟，尤其在三人焚香再拜说誓言时道出：“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样一来，立意也就高了，朋友关系拔高了一大截，把一个单纯的结拜变成了一种共赴国难的相互扶持，使人倍感崇高而亲切。一部大书把“桃园三结义”放在开头，这就为以后他们三人为实现“共举大事“这么一个奋斗目标，而能”同甘苦、共休戚、患难相携“的深厚情谊埋下了伏笔。因此，在以后的岁月中关羽、张飞为辅佐刘备恢复汉室而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也就更加令人信服了。
那么，在历史上，刘备、关羽和张飞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刘关张三人没有桃园三结义。理由是：（1）正史没有记述，《三国志》、《资治通鉴》从未提及此事；（2）三人年龄大小，顺序排列应是关刘张，而不是刘关张。
《三国志·先主传》中无刘备生年，仅说他死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时年六十三。先人计算年龄都算虚岁，照此逆推，刘备当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因此，刘备的生卒年代应是公元161—223年。
据钱静方著《小说丛考》：康熙年间关羽家乡出土的关侯祖墓碑记知，关羽生于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六月。所以，柯汝霖《关公年谱》认为，关羽实长刘备一岁。关羽的生卒年代应是公元160—219年。
张飞的生卒年代，《辞海》介绍：？—221年，根据《关公年谱》“张飞小刘备四岁”之说，应是165年—221年。
《三国志·刘晔传》也说：“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兄弟。”
历史上，刘、关、张三人关系确是非同一般。《三国志·关羽传》说，关羽亡命奔涿郡，刘备正在乡里聚合徒众，关羽、张飞便投其门下。后来刘备为平原相，又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刘备和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经常于稠人广坐，侍立终日，后来徐州失守，关羽被擒，曹操派人劝降，关羽也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张飞传》也记载：“张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
关羽和张飞都以勇略著称当世。魏国谋臣程昱赞誉关张“万人之敌”，周瑜称赞关张为“熊虎之将”。所以，刘备特别宠信关张，视他俩为心腹之臣。以至于后世论史者，如明末清初王夫之就认为：“刘备待关张之信，胜于对诸葛亮之诚。”
以上几段史料足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则刘关张三人关系亲密的“恩若兄弟”；二则是“恩若兄弟”而非结拜兄弟，史料也无结义之说。所以说，历史上并没有真实的“桃园三结义”这个事件，但刘关张关系确实十分亲密，而这个却为文学创作、民间传说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材料，以至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也就广为流传。
如梦如幻说貂蝉
貂蝉是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相传，貂蝉在后花园拜月时，忽然轻风吹来，一块浮云将那皎洁的明月遮住。于是，人们就说貂蝉和月亮比美，月亮比不过，赶紧躲在云彩后面，因此，貂蝉也就被人们称为“闭月”了。
在《三国演义》中，貂蝉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的歌女，国色天香，有倾国倾城之貌。
见东汉王朝被奸臣董卓所操纵，于月下焚香祷告上天，愿为主人分忧。王允眼看董卓将篡夺东汉王朝，设下连环计。王允先把貂蝉暗地里许给吕布，随后又把貂蝉献给董卓。吕布英雄年少，董卓老奸巨猾。为了拉拢吕布，董卓收吕布为义子。二人都是好色之人。从此以后，貂蝉周旋于此二人之间，送吕布以秋波，报董卓以妩媚，把二人撩拨得神魂颠倒。吕布自董卓收貂蝉入府为姬之后，心怀不满。一日，吕布乘董卓上朝时，入董卓府探貂蝉，并邀凤仪亭相会，貂蝉见吕布，假意哭诉被董卓霸占之苦，引起了吕布的愤怒。这时，正好被董卓回府撞见，怒而抢过吕布的方天画戟，直刺吕布，吕布飞身逃走，从此两人互相猜忌。于是，王允便说服吕布，铲除了董卓。
三国英雄的故事，在他们的身后就开始进入民间，貂蝉故事的流传同样也是比较早的。元代杂剧中貂蝉戏已经形成一个系列，《锦云堂暗定连环记》、《夺戟》、《关公月下斩貂蝉》等搬演，也都是貂蝉的故事。在《锦云堂》剧中，貂蝉本忻州人任昂之女，小字红昌，灵帝时选入宫中，掌貂蝉冠，故名“貂蝉”。后来，皇帝把她赐予了并州刺史丁建阳，建阳将其配给了义子吕布。在黄巾之乱中，貂蝉与吕布相失，而为王允所得。后来，貂蝉在花园烧香，为王允发觉，因此密议，定出连环计。在宋元讲史中，貂蝉也是吕布之妻，失散后流落到王允府中。《白门楼》和《斩貂蝉》的故事，则明显看出封建落后意识的影响。吕布白门楼被擒本来是咎由自取，该戏却要让貂蝉对吕布的失败负责，居然让她在受到痛骂之后被处死。《关公月下斩貂蝉》则写吕布失败后，曹操别有用心地将貂蝉送给了刘备，为了不蹈董草、吕布的覆辙，关羽竟将她斩于月下。连董卓、吕布的覆亡也要貂蝉负责，头脑何其冬烘乃耳！近人周剑云撰《论斩貂蝉》专辩其事：“貂蝉无可责之罪，吕布亦非可责貂蝉之人……彼三姓家奴，人品去貂蝉远甚，貂蝉不骂吕布足矣，布有何辞责骂貂蝉乎？若关公者，熟读春秋者也。西子奉勾践命，志在沼吴，与貂蝉奉司徒命，志在死卓、布父子，同一辙也。关公不责西施，而乃月下斩貂蝉？余敢谓关公圣人，必不为此杀风景事！”
关于貂蝉的戏曲和传说，可谓数不胜数。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无貂蝉其人呢？真实的貂蝉又是什么样子呢？且来看看这个把群雄逐鹿的战场点缀得色彩斑斓的女子的真实面目吧。
貂蝉之名并不见于史鉴。《后汉书·吕布传》有这么一段：“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尝小失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侍婢私通，益不自安。”从这一记载里，可以看到貂蝉的影子——董卓的一位侍妾，而董卓与吕布的怨隙，也是因女人而引起，《三国演义》中“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的故事，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在这里，“侍婢”仅仅是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者，谈不上什么品格。后来，经过人民群众和许多艺术家的创造，这一“侍婢”才变成光彩夺目的貂蝉女形象。
也有学者认为貂蝉实有其人的，梁章钜就是一个代表。在《归田琐记》中，他说：“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其名不见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虚。”而到了《小栖霞说稗》，他则肯定“是蝉固实有其人”。
到了现代，对貂蝉的研究又有了新一步的进展。据专家考证，貂蝉，姓任，小字红昌，出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耳村，15岁被选入宫中，掌管朝臣戴的貂蝉（汉代侍从官员的帽饰）冠，从此更名为貂蝉。汉末宫廷风云骤起，貂蝉出宫被司徒王允收为义女。王允利用董、吕好色，遂使貂蝉施“连环计”，终于促使吕布杀了董卓，立下功勋。之后，貂蝉为吕布之妾。白门楼吕布殒命，曹操重演“连环计”于桃园兄弟，遂赐与关羽。貂蝉为不祸及桃园兄弟，“引颈祈斩”，被关羽保护逃出，当了尼姑。曹操得知后抓捕貂蝉，貂蝉毅然扑剑身亡。
在有些稗官野史中，称貂蝉乃关羽之妾。可这还需要考证，封建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貂蝉自身“侍妾”的地位决定正史不可能有详载。
貂蝉有无其人，史无明载。但是，在《三国志·吕布传》里，的确记载了吕布与董卓侍女有染的史实——“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而董卓怒刺吕布的史实也是见之于《三国志·吕布传》的——“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把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由此可知，貂蝉这个人物也可能不是杜撰出来，而是历史上有之，由于她的身份地位相当卑贱，所以可能只以“侍婢”一笔带过。
另有学者发现，唐代开元年间的一本占星学书籍《开元占经》，引用有史书所云“刁蝉”其人其事。该书卷三十三上说：“荧惑犯须女。占注云：《汉书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遗憾的是，《汉书通志》一书今已不存。
西施与范蠡归隐西湖，老有所终；王昭君出塞，为睦邻邦客死他乡，内蒙草原上至今“青冢”犹存；杨贵妃因兵变被唐明皇赐死于马嵬坡，归宿问题在史书上均有根据。除貂蝉之外的三大美人都芳魂虽归，青冢犹存，唯独貂蝉生死两茫茫，一缕香魂不知归附于何处。
民间有《关公月下斩貂蝉》一说，但这个说法不但毫无所据，而且近乎颠倒历史了。《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云：“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曹操）：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这段史料，说明了三个有趣的问题：（1）吕布的妻子貌美异常；（2）关羽虽然义薄云天，但对于女色并非毫无所求；（3）吕妻最后是归了曹操了，魏武帝这一手实在是不太光彩。
但这个吕妻，肯定不是貂蝉。《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云：“布欲令陈宫、高顺守城（下邳），自将骑断太祖（曹操）粮道。布妻谓曰：‘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将军当于何自立乎？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赖得庞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须顾妾也。’布得妻言，愁闷不能自决。”如上所述，那么，曹操所得到的当是这个曾经在长安被吕布抛弃过的妇人。
从考古方面来考察，到底能不能获得貂蝉是否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痕迹呢？
据考证，貂蝉故里在山西省忻州市东南3公里的木芝村，位于从太原或忻州去禹王洞的途中。木芝村原盛产木耳，故名木耳村，后因村中槐树下发现一株灵芝，遂改名叫木芝村。村中传说，早在貂蝉出生前3年村里的桃杏就不开花了，至今桃杏树依然难以成活，是说貂蝉有羞花之貌的缘故。村中原有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
乡民传说，桃园三兄弟得势后，便把貂蝉送回故里，老死后就埋在这里。又说貂蝉扑剑自戕，关羽得知后将遗体护送回故乡安葬。所以，后殿有关羽像，殿前有表示貂蝉演戏的戏台，都是报答关羽拒杀和护送之恩。另外，在定襄县东南的中霍村是吕布故里，有“霍清泉”、“智擒赤兔马”、“歪脖子树”等民间传说，都与吕布有关。所以，民谚有“忻州没好女，定襄没好男”，是说因为有貂蝉和吕布之故。从此，忻州再也生不出好看的女人，定襄也生不出帅气的男人了。
正在一切似乎都已经明朗的时候，由成都市民提供的一条线索在史学界引起了强大的震动——成都北郊曾发现貂蝉墓葬。
线索提供者是成都北郊文化站一位姓代的干部。据他介绍，1971年，当地修一条铁路支线时，挖出一个很大的墓穴，墓中挖出两块大碑，一块隶书，一块篆书。据碑文记载，这个墓穴的主人就是貂蝉。
而成都北郊的一位居民称，他还收藏过貂蝉墓碑。他回忆说，1971年5月的一天，成都铁路局的工程队在这一带修路，推土机在工作中突然掉进了一个长约8米、宽约6米、深有4米左右的大坑里。工程队当时来了20多个工人，说把坑挖成斜坡，好把推土机弄出来。挖着挖着，有人惊奇地发现坑四周都是彩色壁画、图画，还有一些像老虎和其它说不出名字的动物图案。接着又挖出了两块合在一起的墓碑，有人说这肯定是古墓。工程队就叫人把坑围了起来，重新认真地挖。据他介绍，好像最先挖到了南边的坟头上，坑里有两扇红沙石的石门，约有8厘米厚，分别是闸门和正门。进门后是一个厅，后来坑里还挖出一段人的小腿骨、一绺头发，他老伴还在坑里发现一块33厘米长、两指宽的“铜片片”，在水里擦洗一阵就干净了，很亮。最后，由于坑里没有挖出更多的东西，又没有人说要保护，墓坑填满后，铁路就修了起来。两块墓碑挖出来后，他将用隶书刻的那块推回了家。该碑约80厘米见方，厚约6厘米，碑石青灰色，有50多公斤重，而用篆书刻的那块后来被村里的娃娃打烂了，几年后隶书那块也被人拿走了。
另据成都市一位退休历史教师称，他当年也曾亲眼目睹此碑。他认为此碑可能是貂蝉长女之碑。他说，墓葬地址为华阳县集贤乡永宁里黄土坡，碑上刻着“夫人乃貂蝉之长女也，随先夫人入蜀”以及“貂蝉，王允歌伎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等字样。据介绍，当年古碑出土时，许多机务段的工人也都围着看，他还给在场的几十个人把碑文念了一遍。
这些目睹和收藏貂蝉墓碑的成都市民都不相信“貂蝉虚构”说。
“貂蝉墓葬在成都”的消息传出，立即引起有关研究专家关注。
研究专家称这一消息是“石破天惊”。他们表示，从考古学的观点出发，实物证据是标准，但从社会学与民俗学的角度去看，人证也是一种证据。貂蝉墓碑在成都出现过，显然不是捏造。他们认为，历史上应该有貂蝉其人的存在。对貂蝉是暮年入川，还是死后葬于蜀的说法，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