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万岁”才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的。据说，有一次，汉武帝出外巡游，来到雄伟巍峨的华山，爬到山顶后，一行人在一座庙前休息，突然传来有一种苍老凝重的声音连喊了三声：“万岁！万岁！万岁！”，随从们急忙去四处查看，却发现没有什么人，因为皇室出游的地方是不许一般人前来的。庙里的主持说：“刚才这三声万岁是山神的呼喊，是对天子的到来表示臣服啊！”汉武帝十分高兴，于是诏令天下人以后不能随便用“万岁”的称呼，只能用在皇帝身上。《汉书》上就写着，元封元年春正月，武帝诏曰：“朕用事华山，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15年后，汉武帝又旧事重提：“幸琅邪，礼日成山。山称万岁”。汉武帝的意思是连山神、山石都得喊他万岁，臣民岂能不呼？从此，宫廷里，宝殿前，“万岁”之声不绝于耳，既然这种称谓已为皇帝独有，其他的人若再用就是对皇帝大不敬，要受严惩的。
到宋朝，除了皇帝，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称“万岁”。“万岁”之称人臣决不可染指。一般百姓如果称了“万岁”，后果更不堪设想。大臣被人误称“万岁”，要受降职处分。北宋大将曹利用从子曹讷，一次喝醉了酒，“令人呼万岁”，被人告发，杖责而死。
综上所述，“万岁”这一称谓是逐步演化成为封建帝王的专称。但是历史上，究竟“万岁”何时成了皇帝一个人的专有称谓，至今仍然存在诸多争议，答案未可得知。
诸葛亮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言谈最具权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刘备能在东汉末年那样一个群雄争斗的时代里建立蜀汉王朝，诸葛亮可谓功不可没。刘备死后，他的儿子刘禅即位。蜀汉政权在诸葛亮的主持下向曹魏政权发动了六次北伐。历史记载，公元227年“一出祁山”之前，诸葛亮向刘禅呈递了《前出师表》，第二年“二出祁山”前又写的《后出师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其中最为着名的一句。
而研究者查诸史料，《后出师表》是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录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而《汉晋春秋》中的这篇《后出师表》又是出自三国孙吴张俨的《默记》。除此之外，当时较为着名的史籍中，都没有收录《后出师表》。因此，人们不得不向传统说法提出了疑问：诸葛亮真的写过《后出师表》吗？
一些持否定观点的人，给出了他们的理由：
第一，《后出师表》的立意完全不同于《前出师表》。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雄心勃勃，充满了对北伐必胜的信心，并明确地表决心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而在《后出师表》中，语气则明显沮丧，竟有“然不伐贼，王业亦之；惟坐待之，孰与伐灵”。不仅没有了往日之雄心，而且还作了如此的自我贬低。凭诸葛亮一向的表现，自然不会如此。
第二，《后出师表》中说“议者谓之非计”，看似是为说服别人进行北伐。但是根据历史记载，当时蜀汉并没有人反对北伐，那么诸葛亮何必有如此一说？
第三，《后出师表》中提及了一些与史实明显不符的事情，还有一些人名错误。《后出师表》中说：“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颌、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但是此表上于建兴六年的十一月，而《蜀志·赵云传》则说赵云“建兴七年卒”，并且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颌、邓铜等人，史书上都没有记载。可见，《后出师表》肯定有问题。
第四，从文辞风格上，前后《出师表》迥然不同。《前出师表》辞意恳切，风格高迈；而《后出师表》有大量意义雷同、辞意庸陋的句子。两篇风格如此不同的文章，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否定《后出师表》为诸葛亮所作的学者认为，《后出师表》可能就是张俨所作。但是有人提出，张俨其人对诸葛亮的北伐持有相当的乐观态度，这与《后出师表》中的悲观失望完全不同，因此不可能是张俨所作。又有人提出伪造《后出师表》的人可能是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诸葛恪在吴王孙权死后被任命为吴大将军。诸葛恪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和掌握兵权，打算发动对魏的战争。但是此举遭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于是诸葛恪就伪制了《后出师表》，以使自己的伐魏主张有一个旁证，因此表中才有“议者谓为非计”一句。
而肯定《后出师表》确是诸葛亮所作的人则认为，由于诸葛亮和诸葛恪的亲戚关系，诸葛恪完全可以得到诸葛亮的文字，因此《后出师表》确实是出自诸葛亮的手笔。“出师一表真名世”——诸葛亮作完《前出师表》后，究竟有无写作《后出师表》？目前还是一个难解的谜。
梁祝故事并非虚构？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历史上是否真有梁祝其人？如果有，他们是哪代哪地人？否定梁祝有其人其事者认为：梁祝和白蛇传、牛郎织女、孟姜女的故事合称“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但梁祝死后岂能化蝶？孟姜女焉能哭倒长城？至于织女和白娘子一为天女，一为白蛇所化，纯属“子虚乌有”。
其实，研究“梁祝”其人其事是否确有，历史上早有些严肃的学者进行过研究和探索。清代经学家焦循在《剧说》中说：“乾隆乙卯，余在山左，学阮公修山左《金石志》，州县各以碑本来。嘉祥县有祝英台墓，碣文为明人刻石。”另一处墓在浙江宁波，嘉庆元年焦循到宁波，“闻其地亦有祝英台墓，载于志书者，详者事云：‘梁山伯、祝英台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后，旧称义妇冢。”焦循进而查考地方志。据方志记载：“晋梁山伯，字处仁，家会稽，少游学，道逢祝氏子同往。肄业三年，祝先返，后山伯归，访之上虞，始知祝为女子，名曰英台。归告父母，求姻时，已许鄮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适马氏，舟经墓所，风涛不能前，英台临冢哀痛，地裂，而埋璧焉。事闻于朝，丞相封‘义妇冢’。”第四处是扬州祝英台墓，焦循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说：“及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为祝英台坟。余入城必经此。或曰，此隋炀帝墓，谬为英台也。”清代另外一位着名学者毛先舒在《填词名解》中记载的和焦循记载大同小异，只多了“今吴中花蝴蝶，盖橘蠹所化，童儿亦呼梁山伯、祝英台云”一句话。
根据焦循、毛先舒引方志中的记载，谢安是东晋名臣，历史上实有其人，那时女子也没有缠足陋习，为祝英台女扮男装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且志书上记载竟然如此详尽，因此不能排除历史上确实有梁祝其人其事的可能。
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梁祝故事是不是真有杜撰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何以它能够让后人信以为真，而写入志书呢？我们期待着专家学者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人间确有“桃花源”
读过东晋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的人，在被作者那清新、飘逸、光彩而恬淡的文风所深深吸引的同时，内心深处都多了一份对自由、安乐、宁静、美丽的理想社会的憧憬。而那“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风光更加令人神往和称羡。
1000多年来，有人指责这桃花源是不存在的“乌托邦”，有人却能数说出桃花源在现实中存在的原型……“桃花源”究竟是纯属虚构，还是有它真实的原型？这是一个让无数学者深思的问题。
湖南桃源县西南15公里的水溪，俯临沅水，背倚青山，景色绮丽，松竹垂阴，被人称做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唐代人开始在此建有寺观。宋代更加兴盛，并建造了渔人遇仙的“延请楼”，元末毁于火。明代景泰六年（1455年），又在此建造了殿宇，明代末年又毁于大火。直到清代光绪十八年（1892年），又重修了“渊明祠”，并顺着山势以陶渊明的诗文命名建造了观、祠、亭、洲，诸如“桃花观”、“集贤祠”、“蹑风亭”、“探月亭”、“水源亭”、“缆船洲”等。
《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载刘自齐所写《〈桃花源记〉与湘西苗族》的文章，认为《桃花源记》所描绘的那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美好的社会生活图景，并非作者的凭空虚构，也不是幻想的再创造，而是切切实实的当时居住在武陵地区的苗族社会的写真。
据《苗族简史》：武陵地区的苗族人民开始了“铁犁牛耕的农业生产方式，出现了自耕农的私有制，创造了父系氏族初期的物质条件。但由于生产力还比较低，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极少，因此，还产生不了突出的富户和显贵人物”，呈现出了没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现象，“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如此世外仙境一般的苗家社会，初当做“异闻”传播。除了陶渊明有所闻，并见之于他的诗篇外，还有一个东晋文人刘敬叔也在他的《异苑》中记述道：“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其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这简直是又一个“桃花源”，所不同的是一位是渔人，一位是猎户罢了。
其他如武陵地区苗族人民素有对桃树的崇拜以及见客人“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的习俗等等，都能说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指武陵地区的苗家社会。然而，“杂取种种，合成一个”，这是文学作品塑造典型的成功的手法。除了桃源县和苗家寨，被大诗人陶渊明选作《桃花源诗并记》原型的现实境界外，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呢？
古代海州即今连云港市地区有两个名为武陵的地方。一个是载人《魏书》的“武陵郡”，故城遗迹犹存，在今赣榆县沙河城子村。一个是云台山脉的宿城山西麓，至今保留有武陵古邑的地名。清咸丰元年以前，这里一直地处五羊湖的东岸，由水路顺山麓向南，直至海边山尽处，有一小径通入宿城山凹。
江苏连云港市的宿城山凹，三面环山，一面向海，除非翻越虎口岭，否则与外界无路可通。这样一个在“东海隅”天然巧成的“坞壁”堡垒，中间却是一片坦荡美丽的川原，山畔竺篁摇曳，地名大竹园。东面临海处，有一座半身浮浸于海中的峻峭的山峦，状如大船，故称船山。山脚转弯处，也有一条经过拓宽的石峡，逶迤通向高公岛。这样的世外乐土，陶渊明在来到郁洲以前，早就听闻。陶渊明在写入桃花源的情景时说道：“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方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足以使我们产生有趣的联想了。而更重要的是，诗人陶渊明曾亲身到过这个地方。他在着名的《饮酒诗》里唱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根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郁洲山于晋世应称东海，当时的海州称临朐，隶属于东海郡。所以，陶渊明所说的“直至东海隅”的“远游”，正是处于东海一角的宿城高公岛之行。隆安三年（399年），农民孙恩起义于海上。隆安五年，第三次登陆，从水路攻京口（镇汀），直指建康（南京），攻克广陵（扬州）。后浮海至郁洲，打败了镇守存高公岛的东晋将领高雅之，高公岛即因高雅之而名。最后，起义军又为东晋镇军刘牢之所败。由陶渊明的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丹阳）作》得知，陶渊明从隆安四年开始任镇军刘牢之的参军，他“往来海上”，高公岛战争期间，必亲赴战场，“登降千里余”。然而，他“目倦川途异，必念山泽居”，身在宦途，也只是“暂与同田疏”，依然时刻怀念他的田园生涯。最后还是要“终返班生庐”——返回他退隐的居处。在这种心境里做刘牢之的镇军参军，当然有觅求桃花源的心愿，看到高公岛云山武陵郡中这秀丽的渔村，夹岸的桃林，鲜美的芳草，一径通幽的石峡“小口”，他也必然会像作品中的渔人一样“舍船从口入”，去游历那“良田美池”、“桑竹垂阴”的宿城山凹。
南唐诗人李中早就意识到陶渊明到过宿城山。他在郁洲山之游以后，写了《春日书怀寄朐山孙明府》诗，发出过“犹怜陶靖节，诗酒每相亲”的感叹。苏东坡也是知道陶渊明吟咏过郁洲山的。他在回忆海卅朐山之行的诗中模仿陶渊明“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的诗意写出过这样的诗章：“我昔登朐山（今连云港市海州锦屏山），出日观沧凉，欲济东海县，恨无石桥梁。”
清末两江总督陶澍自称陶渊明的后裔，也是研究陶渊明的专家，他曾着有《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一书。并于道光十六年亲自向道光帝曼宁讲述了高公岛、宿城一带“鸡犬桑麻”的“太平景象”。曼宁也认为：此境与桃花源何异？这位封建皇上的“金口玉言”引起“海州人士逖听腾欢，咸以郁洲”为“乐郊”。陶澍在宿城法起寺旁建起了“晋镇军参军陶靖节先生祠堂”，绕以长28尺、宽20尺的西回廓，长32尺、宽25尺的东回廓，合《五柳先生传》的文章，仿陶渊明故居的特点，在门前植五株柳树，并栽植桃花，使陶祠“倚天照海，朱霞霭霄，云台倍觉鲜明”。陶澍还为陶祠书额：“羲皇丘人”，对联是：“此间亦有南山，看云归欲夕，鸟倦知还，风景何殊栗里；在昔曾游东海，忆芳草缘溪，林花夹岸，烟村别出桃源。”“晋镇军参军陶靖节先生祠堂”隶书刻石的匾额至今尚存，饮誉中外的宿城山水，丰富了诗人桃花源的叹咏，沧桑十五世，昔年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今已出入通达。
也许“桃花源”原型的取材，远远不止于上文中所陈述之处。那么桃花源到底“身”在何处，还有待相关专家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