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会议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工人阶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州工人代表会、香港工团总会、汉冶萍总工会等工会组织都发表了通电，表示赞成召开国民会议，号召工人群众积极投身进去。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工人阶级参加国民会议的问题。大会的决议提出：工人阶级应本着"主人翁的资格"去参加国民会议。此外，旅居日本的华侨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以下四点决议：（1）通电全国反对善后会议；（2）致电孙中山先生坚持到底，同仁誓作后盾；（3）致电段祺瑞立即召集以民为本之预备会议，取消善后会议；（4）电催各埠国民会议促成会迅速组织全国总会，并预备自行召集各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预备会议。
国民会议运动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它的目标是：对内建立人民政权，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必然遭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反对。因此，在孙中山北上途中，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12月6日发表《外崇国信宣言》，以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又于24日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企图抵制国民会议的召开；并最终在1925年2月1日悍然召开了"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各地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集会，声讨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发表通电、宣言，指责"善后会议"纯为分赃式的会议，只代表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之利益。为反对"善后会议"，由孙中山与李大钊联名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很快在北京召开。
3月1日上午9时，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长街的北京教育会举行。到会代表229人，列席代表100余人，代表了20多个省、120多个地区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中包括：工农群众、知识界、教职员、学生、商人、新闻记者、律师、民族资本家等。大会选举顾孟余、王乐平、朱务善、江著文、赵世炎、胡南湖、曾醒、李天和、刘候武9人组成主席团，安体诚、郭景仁为正副秘书长。国民会议促成会是全国民众代表的一次政治集会，目的是揭露"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质，任务是促成召开真正的国民会议。会议决定讨论国际问题、国内问题、财政问题和国民会议运动问题，组成了4个相应的专门委员会。大会聘请汪精卫、于右任为国际问题委员会正、副委员长；戴季陶、邵元冲为国内问题委员会正、副委员长；顾孟余、康有壬为财政问题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吴稚晖、李大钊为国民会议运动问题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各专门委员会在详尽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分别向大会提出报告。国际问题委员会讨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及特权问题等16个问题，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关系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入史"，"欲谋中国民族之独立与自由"，必须"将已经为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掠夺去的国家权力，完全收归在集体人民手里‘，"国民会议就是恢复国家权力的机关"，"它将代表人民向帝国主义作战，取消不平等条约"。国内问题委员会讨论了"军阀军队与内乱"、"人民自由"等9个问题，指出："经济方案惟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国民革命"，"废除一切警治和军治"。财政问题委员会提出"十年的外债停付，留待国民会议解决其用途"，同时警告中外银行，"不得再借债与政府"。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着重讨论了善后会议产生的"国民代表会议"应持的态度，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大纲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方针。大会还决定成立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总会执行委员会，推进国民会议运动。4月16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17日，总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顾孟余、王乐平、邓鹤鸣、苏南等21人为执行委员；顾孟余、朱务善、王乐平、郭景仁、苏兆征、刘清扬、江著元7人为常务委员。
由于当时反动军阀还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国民会议运动不可能促成人民政权的建立。但是，这次运动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假民主、实专制的反动嘴脸，对于组织和引导人民群众参加政治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现代评论》周刊创刊
《现代评论》周刊于1924年12月23日创刊于北京，1928年10月29日终刊，共出9卷209期。在6卷137期之后，出版地由北京移至上海。它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教育、科学、文艺等各个方面；其基本政治倾向，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
《现代评论》的出版是与当时中国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紧密相联的。五四运动之后，人民革命运动发展，新文化运动不断前进，新文学也从一般革新运动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队伍并出现了不同流派。1922年以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许多共产党人与革命的知识分子，努力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酝酿和倡导建立革命文艺理论，同时他们号召进步文化界联合起来，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向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反动势力的仇视，为了阻挠新文化的传播作用，他们网罗了一批留过学出过洋的帮闲文人，让这些人挟"精通西学"的名义，来做旧势力的维护者。《现代评论》就是以这样一些帮闲文人为骨干创办的，这批人，也就因此而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其代表人物为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唐有壬等，多为资产阶级右翼文人。
现代评论派以自由主义为伪装，实际有些人是同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右派相联系。胡适是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陈西滢、徐志摩、唐有壬也是主要撰稿人，同时，陈西滢担任编辑。
《现代评论》得到了北洋军阀政府、大银行家和国民党右派的资助。筹办《现代评论》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之手，一部分是通过王世杰（主编）的关系，取得国民党胡汉民派支持而得到的，一部分是由中国北方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金城银行以广告费形式提供的。鲁迅称《现代评论》为"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也是由此得来的。
《现代评论》全力宣传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对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主张。宣扬封建的买办的文化思想，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辩护。同时制造各种"流言"、"闲话"，诬蔑、攻击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帝国主义、军阀政府镇压人民革命制造舆论。
《现代评论》顽固地站在维护段祺瑞政权的立场上，反对当时的人民革命斗争，攻击鲁迅等进步人士争取民主的言论。《现代评论》极力为段祺瑞的御用善后会议捧场。善后会议是军阀与官僚进行政治分赃和利益合作的会议，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但《现代评论》却连续发表文章，如《国民会议的基本地盘》、《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等，为召开善后会议制造舆论，鼓吹孙中山应该同段祺瑞妥协。
在五卅运动中，<现代评论》公开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诬蔑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正义斗争。1925年8月，《现代评论》发表陈西滢的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陈还对北京的中国车夫和警察被两个美国兵打了之后引起国人很多不满进行嘲笑，并借题发挥，斥责中国人民在五卅运动中提出的反帝要求。说："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当五卅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它在39期发表了胡适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胡适以青年导师的面孑1，妄图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信条诱惑青年学生脱离爱国反帝运动，回到书斋里去。他说："呐喊救不了国家"，作为一个学生，最要紧的是"充分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个有用的东西！"胡适等一再对青年学生施展欺骗手段，但进步青年并没有钻进他们设置的圈套，而是更加奋勇地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中去。《现代评论》转而疯狂咒骂学生运动，甚至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充当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的帮凶。它把女师大轰轰烈烈地反对军阀政府迫害的斗争，歪曲为女师大的学生与女子大学的学生之间的斗争，而且是占少数的女师大学生欺压了占多数的女子大学的学生。"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现代评论》极力为军阀政府屠杀爱国青年的罪行进行开脱，甚至将惨案的责任倒推给群众自己和他们的领袖，说参加爱国请愿的群众"没有审判力"，是自甘"冒枪林弹雨的险，受残踏死伤之苦"，是受了"群众领袖"的欺骗，"莫名其妙"地被人引入了"死地"。现代评论派还把矛头指向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他们利用《现代评论》制造各种"流言"，攻击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陈西滢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指鲁迅）在暗中鼓动。"他们还把"剽窃"的罪名强加给鲁迅，进行人身攻击。
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对《现代评论》派文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向导》周报、《中国青年》揭露了现代评论派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洋奴嘴脸。鲁迅在1925年至1927年间，以《莽原》、《语丝》、《猛进》等刊物为阵地，发表了许多似投枪、似匕首的杂文，如《从胡须说到牙齿》、《坚壁清野主义》、《并非闲话》、《公理的把戏》等，有理有据一针见血地批驳了现代评论派。鲁迅还揭露了现代评论派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帮凶的丑恶嘴脸。指出胡适、陈西滢之类以青年的"导师"、"正人君子"自居，实际上他们是"未经老练的青年"的骗子。他们的目的是"千方百计的把青年引向歧途"，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帮凶。鲁迅揭掉《现代评论》派貌似"公允"和"局外人"的假面具，指出，这些人总是以"折中、公允、调合、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其实他们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更卑劣的是，他们使用"流言"、"闲话"这类"不负责任的武器"来伤害革命者。中共党人和鲁迅等人反对《现代评论》派文人的斗争，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战线方面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25年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高潮年。以上年底孙中山扶病北上北京为契机，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召开了抵制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革命运动逐渐走向高潮的时刻，为了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于年初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这一年也是国民党新老右派联合向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发动进攻的一年。戴季陶主义、"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相继出笼。成为革命高潮中的一种不和谐音。而孙中山的病逝和廖仲恺的遇刺，也使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国共联合的阵营内呈现危机。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挡中国革命的浪潮喷涌向前。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将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向了潮头。30多个大中城市先后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在这次席卷全国的反帝浪潮中，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也开始在各地相继建立。革命高潮的到来还推动了军阀内部的分化，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奉直战争中阵前倒戈，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反对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扶持张作霖政权悍然出兵东北。中国北方的政治形势益趋复杂。
这一年对于广东革命根据而言，是稳定中迅速发展的一年。广州国民政府先后发动了东征陈炯明叛乱、回师镇压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及南克军阀邓本殷的战役。至此，广东革命根据得到了全部统一，它为随后而来的北伐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稳固的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