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大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准备会议。
1月，国共合作实现后，工人运动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为抗议英法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新警律，广州市沙面数千工人举行政治罢工，华人警察罢岗，斗争持续一个多月，取得胜利。在北方，京汉铁路会员恢复到"二七"惨案前的水平。在南方，广东农民运动也有相应发展，平定商团叛乱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初步巩固，在国民革命运动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国民革命思想也由南向北传播开来。1924年10月，受国民革命思想影响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11月孙中山北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兴起。
与此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日趋明显，在联合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趋紧张和尖锐。从国民党方面看，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1923年11月，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等11人就秘密上书孙中山，污蔑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内里隐阴谋"。1924年6月，邓泽如、张继、谢持3人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忠实于国民党，主张党内不宜再有党。6月25日，鲍罗廷批驳了谢持、张继的言论，指出国共两党合作，"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唯两党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利益"。共产党员瞿秋白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义正词严地批驳了右派的指责，指出既然允许国共合作，就不该有党团之嫌疑，问题不在于共产党人的一致行动，而在于是否违反国民党党纲党章，是否违背国共合作的基础，如果不违反，反而有利于国民运动，则无可厚非。同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告，反击右派言论，揭露右派对国民革命运动的破坏活动。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北上之前，于8月20日主持召开国民党政治会议，明确表明其坚决维护国共合作的态度，清楚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加人，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辨"；"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由于孙中山崇高的威望，坚决明确的态度，右派反共分裂的活动转入低谷，但一直是国共合作的隐患。
另一方面，从当时情况看，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并不多，但不少党员以为国民革命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期是由国民党来领导，从而一心一意为国民党工作，放弃了共产党的政治要求。中共三大后，由于这种片面思想的影响，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主动放弃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将共产党的地位放在从属于国民党的位置上；以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代表多阶级的利益，就不必鼓动甚至不需要阶级斗争，而采取劳资协调的政策。面对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统一思想认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和国共合作中的地位和目的，从而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某些基本理论和基本策略问题。
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闸北区横滨路6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周恩来、陈潭秋、李立三、朱锦堂、彭述之、李启汉、李维汉、罗章龙、王荷波、项英、尹宽、何今亮（汪寿华）、杨殷、向警予等加人，其中有表决权者14人。代表党员994人，其中50％以上是工人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陈独秀主持，彭述之任秘书长。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中共中央工作报告，同意中央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年多来领导全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基本上表示满意。同时对中央在工作指导上的某些失误，也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维经斯基作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了一份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名义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彭述之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团传达了"五大"的决议。各地区代表作本地区工作情况的报告。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何今亮等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取得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中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宣言》，通过了《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等11个文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
大会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加国民会议运动，指出目前国内正处在旧军阀统治倒台、新军阀统治尚未能巩固自己势力的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利用这种形势操纵军阀间的战争，以膨胀他们各自的在华势力，革命势力应抓紧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把革命引向高潮。大会突出地从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问题，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的历史，但总逃不脱妥协、失败的命运。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还幼稚，但其革命要求及决战心理，已使他们"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毗，"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大会决议提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是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关于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大会指出，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有力的势力参与领导革命运动，这就要求无产阶级自身"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工作"。为此，会议特别注意职工运动。在《对于职工运动的议决案》中指出，在民族革命时期，在与国民党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一定区域内可使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唯一的指导者"。"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是"中国工人革命化，已在国民党名义下的工人组织，我们应当参加进去"。必须在工人群众中加强政治教育，加紧发展党的组织。要努力组织和发展各种工会，壮大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在中央及地方的工农内部设职工运动委员会，改造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会，以加强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
大会强调了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重要性，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和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的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大会强调，"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并且指出：我们固然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要使农民认识到，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束缚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只有实现了这个前提，农民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会议决定继承中央五月扩大会议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主张：反对土豪劣绅，反对预缴钱粮，取消苛捐杂税等；要求运用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反对国民党只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利益的政策。要普遍组织独立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党在工会和农民协会中要经常进行民族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积极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大会明确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还要"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在商团事件中，已经证实了他们不要革命，而且勾结帝国主义势力来压迫革命的广东政府，甘愿将中国人民的经济命脉送到帝国主义手中。
大会总结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肯定了党的三大关于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以及将国民党组织扩大到全国范围和劳动群众中的决定，肯定了一年来党在国民党内外所作的大量宣传、组织工作，肯定了国共合作的实现对革命运动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大会指出，"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反对加人国民党，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右倾错误表现为：以为集中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就不必进行共产党的工作；以为做国民革命的运动，就不必进行阶级斗争；以为帮助国民党就不必助长国民党内左派右派的分裂。"左"倾错误不懂得争取革命同盟军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右倾错误则是主动放弃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领导责任。大会认为，如何对待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正是"左"、右倾错误的症结所在。会议特别强调，目前更危险、更普遍的错误是右倾错误。指出，若是参加了民族运动就忘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做自己革命的准备，而沉溺于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就会给无产阶级留下不易抢救的大害。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民主革命的态度，认为国民党自改组后，已形成左、中、右三派。即代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左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派，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进一步确定了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强调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大会进一步指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工具，但不是民族革命的全部，因而党在宣传上不仅要反对封建军阀帝国主义，还要保护工农的利益，同时防止和反对中派右倾。坚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时，注意使群众与右派脱离关系，尤其反对阶级妥协，要在工农中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反对阶级调和的思想。
大会决定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领导。大会指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将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接收入党，建立党的支部。会议决定将原党章上"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改为"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支部"。在国民党和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组织我党和党团，以便实行具体领导。大会还决定设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在党内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加强《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党报》（秘密刊物）的工作，使其成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重要宣传阵地；提出设立党校、工人补习学校等，对党员进行系统教育。
对于青年运动，大会强调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作用，指出要加强对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学生运动，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大会还具体规定了党领导妇女运动的原则及妇女运动的口号和组织形式等。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五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分工：陈独秀为中央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驻中央局。罗章龙、王荷波任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张太雷任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派驻各地的有：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堂驻安源。
中共四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重新审定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从而为行将到来的全国大革命高涨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加强了对革命斗争的领导，全国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次会议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大会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召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