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会议"的召开，激起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在西山会议开会之前和开会之后，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都发出声明和决议，共产党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国民党刊物《政治周报》都连续发表了大量文章，从思想理论、政治主张到组织活动等各方面批判了西山会议派。从而使西山会议派在党员群众中不但没有扩大影响，反而遭到孤立。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致电各级党部，指出"西山会议"的非法性质。12月，在国民党中央召开的第四次全会上，又明确指出，"西山会议派"取消李大钊、毛泽东等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党籍是分裂革命的反动行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也于12月9日发出67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委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通告指出，国民党的新右派戴季陶、邹鲁、邵元冲、沈定一、张继等勾结老右派谢持、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茅祖权等于北京西山开会，做出开除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的决议，这个决议"最为荒缪"。西山会议派除公开叛党外，所荒缪者是"中央委员会不能开除中央委员，因为中央委员是全国大会所举"。中共中央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推动国民党部"一致通电痛驳"。当时各地国民党党部，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人帮助建立起来的，其领导者也大多数为共产党人。于是，北京、广东、江苏、四川、江西、浙江各省市国民党党部，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军特别党部以及各地区市县党部纷纷致电、发函广州国民党中央，痛斥"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全国掀起了声讨"西山会议"的声浪。1925年12月，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一届四中全会，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决定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对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邵元冲、叶楚伧、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提出警告，责其改正。戴季陶虽未参加西山会议，但所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产生不良影响，成为破坏本党工具，大会予以训令，促其猛醒、不可再误。这些决定，申张了正义，严肃了党纪，打击了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骨干人物的反共分裂活动，并没有因国民党"二大"对他们的制裁而有所收敛。"西山会议"之后，他们除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地方党部外，又集合在上海设立伪中央党部，作为右派活动的大本营。他们操纵上海《民国日报》，创办《江南晚报》，进行反动宣传。按照他们的既定方针，于1926年3月29日在上海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西山会议派"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继"西山会议"之后，分裂国民党、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开了10天。会议选举林森、邹鲁、覃振、张继、谢持等25人为"中央委员"，选举石青阳等7人为"监察委员"。不久又选谢持、邹鲁、沈定一为"中央常委"。吴稚晖、戴季陶、孙科等均发表声明：表示同西山会议派"二大"脱离关系，这使得西山会议派更为孤立。西山会议派的"二大"完全是一次非法的、分裂的会议。它只能代表一部分顽固的国民党右派，不能代表国民党。"西山会议"及其伪"二大"的召开，充分暴露出西山会议派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反动本质，加剧了国民党左右两派的公开分裂及其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西山会议派同蒋介石合流。
郭松龄倒戈
11月下旬，全国掀起了反奉运动高潮。在这一高潮的影响下，奉系军阀中的一位爱国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给予当时奉系军阀势力以沉重打击，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生于奉天渔樵寨。因家境贫困，郭松龄只上了几年学，但他靠刻苦自学在文化方面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辛亥革命前，他已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并认为"欲革命，须有武力，欲统军，须有学识"。因而，他弃文学武，考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即在盛京总督衙门任卫队排长。1909年，郭随当时担任陆军统制即师长的朱庆澜人川。在四川，他同情四川保路运动，并加人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离职返回奉天从事革命活动，回奉天不久，就被张作霖部下汤玉麟以革命党嫌疑逮捕入狱。后因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同学高纪毅与燕京大学毕业生韩淑秀的营救而免死出狱。1912年，张锡銮任东三省总督时，任命郭为总督府少校参谋。次年，郭又考入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陆军讲武堂教官。不久，朱庆澜调任广东省长，郭随朱往广东追随孙中山革命，并曾在韶关讲武堂任教。在广东任职期问，受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产生了"改造东三省"的念头。他认为："欲谋东三省之改造，非推倒军阀不可，欲推倒军阀非准备绝大牺牲不可。"这一念头促使他再次返回奉天。郭回到奉天，没有受到张作霖重用，开始只当没有实权的中校参谋。第二年虽然被聘为重建的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却依然未获十分的信任。然而，郭却为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所佩服。张学良便向父亲张作霖推荐，重用郭松龄。1920年，郭由张学良保荐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由于直皖战争后，郭在吉林、黑龙江剿匪有功，不但更得张学良倚重，也渐获张作霖信任。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学良被任命为第二旅旅长，郭被任命为第六旅旅长。二、六两旅联合办公，郭负实际责任，两旅由郭训练成为奉军精锐。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学良任第三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郭担任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成为掌握奉军精锐的轻重人物。
郭松龄的军事才能和地位的迅速提高，引起了奉军中另一些人的不满和忌恨。当时的奉系内部，不仅有新老之分，还有新派中的"洋派"和"土派"之分。"老派"指的是从一开始就追随张作霖的奉系元老，他们以张作相、张景惠、吴俊升等为代表。这些人思想保守、陈旧，对力主改革的新派看不惯，并与新派有着较深矛盾。新派中以杨宇霆、姜登选为骨干，他们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们加入奉系晚于老派人物却早于"土派"人物。他们颇受张作霖信任，对奉军的重大决策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土派"是指主要由国内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组成，郭松龄、刘伟、李景林等人是他们的核心。"土派"由于资历而受"老派"与"洋派"的压抑和排挤。对郭的提升，杨宇霆尤为不满，常谗言于张作霖面前。但郭为张学良所器重，因而，郭在军中的声望和势力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由此，郭与老派、洋派的矛盾日益加深。这种矛盾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及战后更加尖锐。例如，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郭松龄领导第三军担任山海关正面战场。战争中，郭松龄在战争中与直系军奋力厮杀，立下很大功劳，然而，战后张作霖任李景林督直、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张宗昌督鲁。郭却一无所得，且被留于山海关一线对付冯玉祥国民军，郭对此很不满，产生了倒戈的念头。但当时的郭也只能以消极作为抵制。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军队在国内举行秋季军事演习，邀请奉系派员参观，郭被张作霖派去参加。他遂借赴日观操之机，偕其夫人韩淑秀于1925年9月避居日本。
郭松龄避居日本之时，正是全国人民反奉运动蓬勃发展之机。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野心勃勃，乘机将奉系势力伸展到长江下游。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奉系军阀在上海残酷镇压了五卅运动，并在山东制造了青岛惨案，在天津帮助日本资本家镇压工人运动。奉系军阀摧残人民反帝斗争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1925年7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迅速出现了全国人民的反奉运动。趁着全国人民的反奉运动，受奉系威胁的直系浙江督办孙传芳于1925年10月15日通电反奉，发动浙奉战争，争夺地盘。结果，奉军大败，孙传芳将奉系势力从苏、皖、沪地区赶走，杨宇霆、姜登选等人丧师失地。为了稳住奉系阵脚，张作霖让张学良急电郭松龄，请他回国主持军事。郭对杨宇霆、姜登选的丢脸有点幸灾乐祸，而张氏父子的企盼说明他是奉系真正的顶梁柱。但他又认为，这样的内战是为少数人争夺地盘的战争，于国于民无丝毫好处。同时，郭还得知张作霖为了得到日本的援助，进攻国民军，不惜丧权辱国地与日本秘密签订卖国协定。所以，他下决心不再为少数人打内战，尤其不愿攻打国民军。他明确地对同往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说："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对张氏父子的企盼，郭以治病为借口，婉言拒绝了。对郭的不满情绪，张学良早有所知，因而，为敦促郭松龄早日回国，张学良派朱继先携自己的亲笔信赴日，以期说服郭回国，并让朱继先口头转告郭，如他回国，所有奉军进关各军都归他统帅。这一许诺使郭松龄产生了利用手握重兵的有利条件发动倒戈的念头。于是，郭让朱继先先返回奉命，随后，他和妻子韩淑秀也启程回国。
回到奉天后，郭松龄正式接受了任命，积极组织奉军开赴津、京地区，并乘奉军第三方面军改编队伍之机，抓紧安排亲信，3个军的卫队营营长人选都由他亲自决定。张作霖派郭入关主要是为了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郭松龄率部抵达津、京地区后，张学良就于11月12日抵津传达张作霖关于进攻国民军的命令，并召开有郭松龄和李景林等人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进攻国民军的对策。会上，郭松龄坚持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立场，李景林也表示不赞成进攻国民军。张作霖因此不得不放弃同国民军开战的计划，与冯玉祥签订"和平条约"。郭松龄深知，张作霖的妥协是不得已的，奉系与国民军迟早必有一战。要制止这场内战，必须尽快推翻张作霖的统治。11月17日，郭松龄称病住进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意国医院，敷衍张氏父子，另一方面召开各种秘密会议，为倒戈反奉作准备工作。11月19日，郭又在意国医院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研究倒戈胜利后如何建设东北的问题。会上，郭松龄提出了以下一些得到与会者赞同的主张：东三省在中央建立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前暂时实行自治；还政于民，成立一个由人民选举的自治政府，专心致力于东北建设。为达到这一目的，郭还在军事方面提出主张：废除督办制，对军队进行改组，以旅为最高组织，裁汰老弱，严加训练，使之成为具有能力保卫人民、抵抗侵略的武装；财政经济方面努力达到自给自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在内部积极准备倒戈的同时，郭还派自己的胞弟郭大鸣与亲信李坚白赴包头会见冯玉祥，建议由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方面签订密约，结成反对奉张的联盟。经过谈判，郭、冯、李三方很快就合作的条件达成秘密协议。11月20日，冯玉祥在该协议上签字。这一秘密协议的内容包括了以下一些内容：（1）双方共同革命的目的是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开发边境，保存国土。（2）划定势力范围：郭松龄开发东三省，经营东北内蒙古；冯玉祥主要开发西北；李景林管理直隶、热河，保定、大名、京汉线冯军可随意驻扎，天津海口冯军可自由出入。（3）密约无效的条件：攘夺权利，向内地各省发动战争；为达前项战争目的，订立卖国条约，向外国借款；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这三项条件若有一件被实施，就算违约。11月22日，郭松龄在征得李景林的赞同后，遂在密约上签了字。至此，郭、冯、李三方正式结成了反对奉张的联盟。
当郭与冯签订密约时，张作霖突然电召李景林和郭返奉。郭认为张作霖已察觉他们的活动，便与李景林决定提前行动。当时，张学良也在天津。他得知郭不肯回奉后，便于当天晚上去拜访，企图说服他。郭松龄却向他说："上将军"（张作霖）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无可挽救，建议"父让子继"，由张学良担任东北最高首脑，改造东北政局，而郭愿竭诚予以拥护。张学良听后，感到很震惊，但未动声色，立即赶往天津车站，向关外疾驰而去。张学良一走，郭遂知倒戈计划已经暴露。第二天，即11月23日，郭松龄于滦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宣布班师回奉通电，提出要张作霖即日下野，请张学良掌管大权，并发表演说，申明他反对张作霖"争夺地盘，贻害东北人民"，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演讲完后，郭拿出两张纸，上面分别写着两个方案，一是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是战争到底，武力统一。他让与会者在这两个不同的方案中选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字。在场的将官都表示赞同郭松龄的主张，但郭知有些人并不是真正地服从他，因而，他对所部7万人进行改编，改编的5个军分别由他的亲信任军长，并给每个军下达了命令。第一军军长刘振东，直趋沈阳；第二军军长刘伟，与山海关附近张作相等相周旋，先谋妥协，不成以武力解决；第三军军长范浦江向热河进攻；第四军军长霁云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魏益三为参谋长兼全军炮兵司令，后改任第五军军长，作进军的先锋。24日，郭于滦州发出讨张通电。就在郭于滦州誓师后，25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并通电张作霖下野。冯玉样还立即派宋哲元出喜峰口，向承德、热河进军。11月26日，郭军占领秦皇岛，27日攻占了山海关，出关道路被打开。张作霖于此时电令张学良，要张学良立即想办法与郭见面，企图收抚郭。张学良乘舰到秦皇岛，电召郭面谈。郭拒绝与张学良见面，但写了长信，重申他对张学良的忠心和拥戴，详细说明他举兵反对张作霖、杨宇霆等的原因，并劝告张学良不要对其父愚忠愚孝，要"清君侧而除霄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张学良未接受劝告，乘舰转道大连返回奉天。从此以后，张学良为表示和郭松龄划清界线，担负起了击败郭松龄军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