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一行离开秦皇岛后不久，郭松龄继续挥师东进。11月29日，郭军占领绥中，30日通电全国，正式宣布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并自任总司令，从此不再用张学良名义发号施令。随即，张作霖也通电全国，正式发布讨郭令。鉴于奉军大部已开进关内，张作霖不得不施行缓兵计，请驻奉日本总领事转达郭松龄，要求郭军暂缓前进，他要和平交出政权。同时，又暗派杨宇霆到大连，勾结日本关东军。但郭没有受张作霖的欺骗而停止进军，他坚决要求张作霖下台。张作相所部奉军刚在连山部署完毕，郭军便接踵而至。12月4日晚，郭军即攻占了连山。次日，郭军又继续东进，并在当天占领锦州。锦州的失守令张作霖惊恐万状，26日张被迫宣布下野意见，又积极准备逃往旅顺。就在张作霖手足无措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白川派参谋长斋藤偕同三浦中佐到达奉天，向张作霖提出关于日本在满蒙地位的新要求，以此作为出兵援张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关满蒙地位的第二项条款，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牵制，日本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张作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然而，就在日、张密约签订之后，日本见郭军进展神速，又派人与郭联系，提出援郭条件，内容包括：承认以前奉张在满洲与日本所订的一切条约；保护日本在满洲的一切权利；杜绝满洲境内的左派政党活动等。郭松龄对日本的这些要求一概严词拒绝。日本关东军遂决定全力支持张作霖，讨伐郭军。12月9日，日军某部从沈阳移入奉天。随后，日本内阁作出增兵满洲的决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12月13日左右，张作霖把吉林张作相的援军、黑龙江吴俊升的骑兵和热河退回的部分力量集合起来组成3个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张学良为第一军司令，担任中路；张作相为第二军司令，担任右路；吴俊升为第三军司令，担任左路，并在巨流河岸兴隆店组成司令部，阻击郭军。另外，日本士兵和炮队也加入了奉军的防线。12月12日，郭向营口派出一支部队，企图占领营口，再从营口北上进攻奉天。然而，由于日本的干涉，郭军被迫离开营口，放弃了从营口向奉天进攻的计划。随后，郭继续率部前进。17日占领自旗堡，20日占领新民，与奉军隔辽河对峙。次日，郭军开始向奉军发起攻击，但由于奉军顽强抵抗，郭军毫无进展。这时日本关东军一方面借"南满附属地不得侵犯"为由阻止郭军前进，一方面以80架飞机，用重型炸弹轰炸新民一带，配合奉军正血战场。同时以乔装奉军的方式从左侧压迫郭军，掩护吴俊升部骑兵抄袭白旗堡郭军后方，郭军三面受敌，于2月23日失利。在2月24日凌晨，郭松龄见大势已去，自率卫队200多人，带着夫人韩淑秀等向营口方向出走，但却在新民被王永清的骑兵团抓住。后被张作霖所派卫队团团长高金山于押解途中枪毙。
郭松龄的倒戈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与奉张势力的合击下失败，却给奉张军阀势力以沉重打击。它军事上严重削弱了奉军势力，经济上由于军费的激增和战争的损失，奉张在战后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奉票猛跌。在政治上奉系由于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权益而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奉张的统治遂日趋危机。
日本出兵东北
日本出兵中国东北。这次出兵是源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需求，同时，也是日本国内政治局势与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决定的。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同时，也开始了对东方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和扩张。1875年后，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提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出兵最多，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取得在中国天津与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日本攫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利益，吞并了辽东半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于1914年9月出兵中国山东，占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经营权，攻占胶州湾，最后于11月7日攻占海军基地青岛。1915年，又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通过一系列的侵略活动，日本成了在中国拥有最大殖民利益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势力遍布福建沿海、长江中下游和华北等地。
日本还在中国设立了强大的殖民机构，对中国大陆特别是东北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渗透和侵略。1906年5月，奉天总领事馆设立。它是日本派驻东北地区的总办事处，负责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外交事务。1907年4月1日，南满铁路股份公司设立于东京，后改在大连。它在经营各线业务之外，还控制着大连、旅顺、营口等港湾的交通和进出口贸易，并且，它又兼管东北地区的矿山、金融、电业、农业、森林以及学校等各种经济、文化事业。它还设有调查部，为日军侵略东北、华北等地提供直接的情报服务。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的设立及其性质，如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所说："不把满铁看成是一个营利的铁路事业，而拟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其本旨确实如此。"因此，它实际上是日本在华的"东印度公司"。1914年4月，日本建立关东厅，它的职责是"管辖关东州（辽东半岛普兰店至皮口一线以南地区），掌管南满铁路沿线的警察事务，以及监督满铁的运营"。同年4月11日，口本正式成立关东军，司令部设在大连，至"九一八"事变后才迁到沈阳。它的任务是统率关东州及南满的陆军部队，防卫关东州与保护南满铁路沿线。
在大肆建立殖民机构的同时，日本还鼓吹侵略有理，为侵华大造舆论。日本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强调日本对"满蒙的贡献"，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大陆军阀为争夺地盘苦斗不休，每一个大的派系都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可以说，每～次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间接结果，每一次战争都体现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角逐。直皖战争后亲日的段祺瑞派一蹶不振，英美扶植的直系势力日益增强。日本政府感到自己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和控制力量日渐削弱；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也使日本政府感到面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的局面，凭借"二十一条"来对中国进行全方面的侵略扩张老路再也走不通。因此，它调整了对华的侵略政策和策略。1921年5月，原敬内阁召开第一次东方会议，研讨侵华政策的有关问题。东方会议认为"满蒙"同日本领土（此指朝鲜）接壤，对日本的国防和国民政治的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因而，日本要在巩固在"满蒙"的既得特殊地位和权利的基础上，要努力获得"对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上必要的地位和权利"。
为了实施向整个满蒙扩张的政策，东方会议确定了扶植和利用奉系军阀的方针。日本之所以决定扶植奉系军阀有着如下一些原因：（1）奉系地处东北，无论在统治朝鲜还是在"经营满蒙"都需借助张作霖；（2）张作霖绿林出身，他是靠日本的提掖和支持起家的。日俄战争中，张曾帮助日本，1912年，张曾向关东都督福岛安正申明他愿照日本的指示行动。1918年，张受日本的指使派兵进关支持段祺瑞，同年9月，张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成为"东北王"。被扶植起来的张作霖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扩张予以了方便。皖系与直系的战争结束后，张作霖连续向日本表示反直亲日。这一切使得张作霖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赏识，因此，东方会议决定对张作霖整顿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兵败逃回关内。北京政府免掉张作霖本兼各职。该年6月，张作霖宣布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不受北京政府约束。此时，在对华侵略扩张中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牵制和中国人民的斗争而受挫的日本，认为贯彻东方会议确定的援助奉张，利用这个工具大力加强扩张的时机已来到。12月22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训令奉天总领事，明确指出：如果张作霖专心致力于"维护东三省治安"，是张的利益所在，也是日本"极为符合心愿的事情"，对此，日本政府将对张的"和平政策"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予以积极援助。于是，日本将从西伯利亚撤军时贮存于海参崴的价值100万元的军械卖给奉张。1923年8月，日本又将价值368万元的军械运人奉天城。他们还派人为奉张设计并供应设备，帮助奉张达到军械、弹药自给。
在援助奉张之时，日本大力攫取东三省路权，掠夺自然资源和租借土地。1922年郑家屯——通辽铁路修通后，南满铁路公司又通过和张作霖疏通和交涉获得了郑家屯——洮南间的铁路修筑权，便利了日本向满蒙西部扩张势力。1922年10月，口本又获得了与吉林合办天宝——图们江这一极富战略价值的铁路权利。1923年，旅大租借地到期，日本不仅拒绝归还旅大租地，还变本加厉地推行其"满蒙"扩张活动。1924年1月，清浦奎吾内阁成立。其在《对华政策纲领》中明确规定，当前日本不仅对南满，而且要向北满采取"重新开拓前进道路的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方针，《纲领》强调继续给张作霖帮助，发挥南满铁路公司的"功能"，责成这家公司大力促进与南满铁路相衔接的"铁路网"实现。于是，"满铁"加紧了攫取东北路权的活动。它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具有高度经济、战略价值的洮南——齐齐哈尔铁路的修筑权上。经济上，洮齐铁路建成，南满铁路将通过四洮铁路与黑龙江省联结起来，原来靠中东铁路出口的北满大豆和其它谷物将可以由洮齐等路分流，这不仅可控制海参崴，而且能促使大连港的商务繁荣。战略上，洮齐铁路可便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向北扩张。1924年5月，日本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的联合内阁成立。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币原外交"开始。当时，日本经济萎缩。经济危机使日本国内股票价格暴跌，生丝、纱、糖、铁等主要商品价格一跌再跌；造船、钢铁、棉纱、生铁等的产量大幅度下降。危机也波及到农业，农产品价格暴跌。1923年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引起罕见的火灾，东京、横滨等地化为一片废墟，死亡及不明下落者约106万人，经济损失超过100亿日元。关东大地震带来的严重灾难无异雪上加霜，使日本经济更萧条、前景更黯淡。经济的萎缩、物价的高涨迫使贫困的日本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与日本当局进行英勇斗争。如因劳资纠纷而引起的工人罢工从1920年的282件，参加者36371人，增至1924年的333件，参加者54526人；因租佃纠纷而引起的农民抗租斗争由1920年的408件，参加者34605人，到1923年增至1917件，参加者134503人。可以说，当时的日本处于经济与政治的危机中。
代中期也正是中国民族革命高涨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合作，人民革命热情高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反日运动迭起。日本拒绝按期归还旅大租地促使反日运动在1923年达到新的高潮。该年日货输华猛烈下降，比发生五四运动的1919年对华出口额减少26亿日元。在国际上，日本由于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冲突日甚而更加孤立。因而，币原在第49届议会上发表对外政策演说时提出新的对华方针，宣布了对华"四原则"：第一，不干涉中国内政；第二，合理维护合理的权益；第三，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第四，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这样，币原的政策就蒙上了一层浓浓的"睦邻外交"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