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原外交的对华"四原则"仅仅是策略手段上的变更，日本统治集团的目标依然是巩固、发展其在"南满"势力，大力向"北满"扩张。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这一外交政策的实质暴露无遗。直奉战争中，加藤内阁一方面向直奉双方提出劝告，要他们必须"充分尊重和保全"日本在"满蒙"的权益，一方面日本军部一套援奉覆直的阴谋计划在悄悄地付诸实施。他们向张作霖提供弹药，为其提供情报。他们推动张作霖、段祺瑞合作，怂恿冯玉祥起事，颠覆北京曹锟政府，压迫直系政权垮台。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邀广州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张作霖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插手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币原外交又演出了一出拥段祺瑞排孙中山的丑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段祺瑞政府成立。得势的奉系军阀一面插手控制北京政权，一面将地盘扩展到山东、安徽和江苏。张作霖力图排挤拱卫京师的国民军和1925年春开始接纳苏联军事顾问和武器援助的冯玉祥。奉冯矛盾逐渐尖锐化，成为北方政局新的焦点，1925年11月，郭松龄联冯反奉事件爆发。在这样的情况下，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加藤内阁悍然公开出兵干涉郭松龄倒戈反奉。11月24日，郭率军在滦州倒戈，通电要张作霖下野，由张学良"另造三省之新局面"。29日，郭军进占绥中，30日正式更名为"东北国民军"。日本帝国主义对郭松龄的突然行动感到震惊，他们认为郭松龄联冯倒戈给满洲带来了"赤色威胁"。加藤内阁讨论中国时局时，币原认为日本采取的政策"必须考虑到整个中国的局势"，他认为日本在长江一带有投资，一旦日本出兵干涉，将会招致中国的反日运动。因此，币原主张对郭、张冲突应"严守中立"。加藤内阁暂时未作决定。12月5日，郭军取得连山大捷，接着占领锦州，然后兵分两路，进军奉天。手足无措的张作霖只好派杨宇霆向日本求救。同时准备宣布下野，逃往旅顺。这时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派代表赴奉，向张提出关于日本在满蒙地位的要求，作为出兵援张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关满蒙的条款，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日本没有达到目的，此刻张作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就在日、张密约签订后，日本关东军即声明禁止两军在铁路沿线30里内作战。同时，日本见郭松龄进展迅速，又派人与郭联系，提出援郭条件："（一）承认以前奉张在满洲与日本所订的一切条约；（二）保护日本在满洲的一切权利；（三）将来满洲境内不准有左派政党之活动等。郭松龄对日本的要求严辞拒绝。日本随即出兵干涉。日本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驻辽阳第十师团司令部迁到奉天，12月3日，郭军一旅向营口进攻，日本守备队随即阻止，并向郭松龄发出禁令：不准进入营口，不准渡辽河作战，不准进入南满铁路沿线30公里地区。15日，加藤内阁决定出兵，援张排郭，外相币原也赞成出兵。于是，久留米第十二师团一个混成旅（共计2654人）和驻朝鲜日军步炮兵一部（约1000人）开赴奉天。同时，关东军发出第二次"警告"：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20华里禁止两军直接的军事行动。17日，日军开到奉天和南满铁路，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驻奉天省城。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绝望中的张作霖重振旗鼓，拼凑了5万人，与郭松龄所部在巨流河畔决战。日本军人以"顾问"的身份帮助张作霖指挥，关东军司令部指使化名为"黄慕将军"的荒本五郎等人组成一支配备重炮的炮兵部队，参加张军，并派出80架飞机，携带重型炸弹，在巨流河前沿猛烈地轰击郭军，郭军伤亡惨重。另外，日军是永重夫指挥黑龙江骑兵部队袭击白旗堡郭军后方，吉林炮兵在日军指挥官的指挥下攻击新民堡郭军侧翼。郭军三面受敌，经过两天的苦战，郭军纷纷溃散或投降。郭氏夫妇逃走，在途中被俘遇害。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次出兵是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势力在中国长期发展渗透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转嫁国内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需求；是中国的革命蓬勃发展，反日浪潮高涨，使日本政府感到惊慌和不安的结果。日军这次出兵，更加便利了以后日本继续对包括东三省在内的中国大陆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在这次出兵后，日本又获得了洮南一昂溪铁路、吉林一敦化铁路的修筑权，从而使日本势力在吉林东部迅速加强。
《政治周报》出版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主办的机关刊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汪精卫）身份兼任该刊主编，沈雁冰任副主编，张秋人、萧楚女等任编辑。
《政治周报》于1925年12月5日在广州创刊，1926年6月5日出版第14期后停刊，每期发行4万份。《政治周报》是在国共合作经历两年后创办的。在这两年中，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平定杨、刘叛乱，东征讨伐陈炯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工农运动高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把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国民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气象。但另一方面，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反动政派，对革命的势力的发展感到恐惧，纷纷调动反动力量企图消灭革命；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邹鲁、谢持等国民党右派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反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非法召开国民党的所谓"中央全会"，公开鼓吹"分共"。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地区的群众，对广东革命根据地内的事件真相的了解被完全隔绝开来，以至各种不实的传闻遍布各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决定创办《政治周报》。毛泽东在《发刊理由》中阐明了创办《政治周报》的目的、责任、方法和办刊风格，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政治周报》的责任是"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而这种反攻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的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政治周报》主要发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重要宣言、报告和决议。如《中国国民党对时局宣言》（第1期）、《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第1期）、《中国国民党全国党务概况》（第3期）、《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概略》（第5期）、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第6、7合刊）、《国民政府对内宣言》（第10期）、《国民政府对外宣言》（第10期）等；向人民群众介绍广东国民政府的革命活动，如《广东政府内政上的两大政策》（第3期）、《东征纪略》（第3期）、《两个统一的经过》（第8期）、《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纪略》（第9期）、《南路各属县长会议决议案》（第11、12期）；宣传工农运动的文章、文件，如《香港罢工的过去与现在》（张秋人撰写在第9期）、《国民政府下的工人运动》（第10期）、《国民政府下的工农教育大会》（第13期），以及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讲话报告即《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第13、14期）；同时还刊登政治论文和少量通讯，并辟有"反攻"专栏，刊登短评。
11月23日，国民党一些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地方党部，公开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相勾结，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事件发生后。为了反击"西山会议派"，《政治周报》登载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各级党部的决议、通电，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短评。（毛泽东以"润"、"于任"等笔名发表了大量重要文章。）对回击"西山会议派"这股逆流，捍卫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维护革命团结，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一期《政治周报》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标题下，报导了"西山会议"召开的消息。同期刊登的《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指出"西山会议派"是"帝国主义军阀用以离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联合战线之一种策略"，告诫党内外同志、人民群众"勿为异说所迷惑"。毛泽东在第二期和第三期发表了《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两篇综合报道文章，对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破坏国共合作，分裂革命的罪行进行猛烈抨击。《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一文摘录了北京执行部、广东省党部、广州特别市党部、海外各党支部，以及江苏、湖北、上海、南京等省部下属各党部斥责西山会议的电告、书信。毛泽东在文中质问："西山会议派，在段祺瑞时下之北京开会，而不愿在革命高潮之广州开会，这是什么意义？"，并尖锐指出，"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地点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在第4期毛泽东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通过对国民党历史的回顾和对右派社会阶级属性的分析，揭示了右派分离的原因；阐明中国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毛泽东在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时指出：中国革命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不同于18、19世纪的欧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也不同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从革命的阶级对象和目的来看，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动力是资产阶级这一个阶级，对象是国内的封建势力，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发展资本主义。
而现在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是动摇的中间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大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革命的前途是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辛亥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比较来看，辛亥革命是单纯的"排满"，革命脱离工农群众，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国际的援助。而现在的革命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革命队伍中工农阶级发挥着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有共产党的领导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革命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内部有跟随时代前进的，有停滞的，也有落伍背叛的，因而也就产生了分化。毛泽东还分析了国民党的发展历程，指出国民党前身经历了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等不同阶段，其成份复杂。其中包括地主、买办、军阀、官僚政客，不同成份的成员代表着各自的阶级利益。一旦革命发展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自然要搞分裂，要反共、反工友。毛泽东进而分析了国民党内部分化的不同阵营：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一方，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势力为一方，中产阶级为动摇阶级。他们梦想西洋式的革命，走中间道路。毛泽东又指出，中间道路只能碰壁，这样事实上他们或向左跑人革命派，或向右跑人反革命派。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国民党右派从国民党分离出来是"必然现象"。
这篇文章已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雏形。为制裁"西山会议派"，中国国民党中央于1926年1月1日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周报》转载了"二大"通过的《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案》等文件。在第6期合刊上刊登了毛泽东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宣传报告》。共产党人张秋人用"蔡翰"的笔名在第10期上发表了《上海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反响》，进一步揭露了伪"二大"的阴谋，暴露了"西山会议派"假国民党名义，实则分裂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当时国家主义者宣传自己右排美日帝国主义，左排苏俄帝国主义的立场。沈雁冰撰写了《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国家主义者——帝国主义最新的工具》、《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民》等短评，发表在《政治周报》第5期的"反攻"专栏中。文中指出，国家主义者标榜的"中派"立场不中立。在五卅运动中未见国家主义"右排帝国主义"，而是天天"左排苏俄"，指出国家主义的阶级本质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说出了"帝国主义者所想说而又顾着廉耻而终于不敢说"的话，指出国家主义打着"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全民政治"、"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内不妥协，外不亲善"的招牌，专干"反共反苏献媚于帝国主义与其所勾结的军阀"的勾当。《政治周报》发行期间，历经了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毛泽东在"整理党务案事件"后离开了主编的职位，但该报仍坚持对上述事件作了较为客观的反映。
《政治周报》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份具有权威性的政治刊物，在广州、上海、北京、武昌、香港、长沙、芜湖、宁波、嘉兴、开封、济南、杭州、平阳、西安、太原、南昌、潮州、福州、重庆、宝庆、南京、黄梅、成都、绍兴等地均有分售处，产生了比较广泛的政治影响。在反对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捍卫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准备北伐战争等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政治周报》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团结战斗的记录，它对研究中国国民党历史，对研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对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
北洋军阀联合向倾向革命的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发动的一场大混战。1925年和1926年上半年，中国北方政治形势的中心问题就是直系、奉系军阀和国民军的角逐。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想联合另一方以反对第三者。时局变幻莫测。三角角逐，以国民军、直系和孙传芳部联合反奉开始，以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告终。
奉系势力人关后，首先面临着同国民军的直接矛盾。这个矛盾在郭松龄倒戈失败和国民军同李景林在天津交战后更加突出。
当时郭松龄率军克锦州，占新民，前锋直逼沈阳。沈阳为之震动。张作霖命人从东北官银号提款800万元作逃亡之用。这时冯玉祥认为奉张大势已去，于是致书于段祺瑞政府，提出张作霖倒台后即应改革政治的条陈。冯玉祥在信中写道："昨得确报，雨亭（张作霖）力蹙势穷，业将下野，障碍既去，则此后一切政治，皆应根本刷新，永奠国本。"冯玉祥在张作霖危难之时明确指责张作霖是腐败政治的根由，积恨于张作霖。然而局势发生了逆转。张作霖与日本人签订密约，让日本出兵协助平定郭军，郭松龄力不敌日，败而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