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军 吴永贵
郑川谷 绘
张静庐（1898—1968），中国出版家、民盟盟员。1898年4 月7 日出生于浙江镇海县。1969年9 月在北京去世。1911 年在龙山演进国民学校毕业后当学徒。1915 年任天津《公民日报》副刊编辑。1920年任上海泰东图书局编辑、出版部主任。1924 年与人合资创办光华书局，任经理。1929 年创建上海联合书店，任经理。1931 年与洪雪帆合办现代书局，任经理。1934 年创建上海杂志公司，任总经理。任内经营出版不少进步期刊，其中有：郭沫若主编的《洪水》、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田汉主编的《南国》、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黄源主编的《译文》、孟十还主编的《作家》、黎烈文主编的《中流》、丁玲主编的《战地》、胡风主编的《七月》等。这些期刊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1949 年在上海任联营书店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计划处处长，古籍出版社编审，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组长。主要著述有《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革命外史》、《在出版界二十年》，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甲、乙、丙、丁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等。
张静庐这个名字，除了一些出版史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当今的人们，包括许多出版人并非都很熟悉。作为一代著名出版家和出版史家，张静庐留给了我们众多的财富，也给我们今天的出版人诸多的启示。
说张静庐是一个职业出版家是比较恰当的。让我们来看看他20 世纪50年代，张静庐在北京家中
的编辑生涯和出版履历：张静庐从1915 年任天津《公民日报》副刊编辑开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一直从事编辑出版及新闻工作。1920年任上海泰东图书局编辑、出版部主任。1925 年春与人合资创办光华书局，任经理。大革命失败后，曾与洪雪帆等合办现代书局，任经理。1929年，创建上海联合书店，任经理。1931 年，再次回到现代书局，任经理。1934 年，独资创建上海杂志公司，任总经理。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杂志公司分别在武汉、广州、桂林、重庆设立分店，出版进步书刊。1943 年，在重庆任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总经理（董事长是黄洛峰），在开展出版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任出版总署计划处处长、专员等。
1955 年，任北京古籍出版社编审。1957年任中华书局近现代编辑组组长。
其实，有关张静庐早期的出版经历，从他本人1938 年写的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我们可以看到更加生动丰富、富有启发的叙述。这个本子抗战初期刊行于武汉，20世纪80 年代上海书店影印再版，前些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又印行了一个新的重排本，值得好好一读。当我们今天重新捧读这本书，从作者的娓娓道来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出版氛围，也不难体味到张静庐在书业活动中的理想与追求、激情与梦想、个性与才华。我们说，一个从事出版的人，如果有才干、有个性、有想法，具备了这三点，说他是个出版家，应该是很适合的了。作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家，张静庐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启示之一：做一个热爱读书的出版人
张静庐出身贫寒，小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即从家乡慈溪龙山镇赴上海谋生当学徒，先是在酒行，后转入洋纸行。这个十几岁的小酒保对卖酒心不在焉，却十分迷恋看书。当时，有专做租借书籍的书贩子，他们上门服务，每一套书只要花三四个铜子就能让人看个够。短小的三天一换，大部头的可以搁上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这些以笔记小说为主的所谓“小书”把张静庐引进了一个新的天地。
半年以后，当他看到商务印书馆出版、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更是如获至宝，阅读兴趣也随之有了很大变化。
由于喜欢小说，发展到喜欢“书”。张静庐最初梦想到商务印书馆当一名练习生，可以经常接触书，后来又进一步产生做一个出版家，自己出书的愿望。每天烧酒行收市后，他从天潼路走到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中路、山东路一带，十字交叉，所以称为棋盘街，其实不是一条街）；那里书店林立，书香四溢，张静庐就在每一家书店的玻璃橱窗外站立欣赏片刻，对五光十色的杂志、书籍封面发愣，因此被同事嘲笑为棋盘街“巡阅使”。后来在洋纸行当学徒，张静庐依旧不改“巡阅使”的本色，对洋纸的买卖没有兴趣，而对用纸张印刷出来的杂志书籍如痴如醉，恋恋不舍。他开始尝试写一些文字，向报刊投稿，同时进一步作了大量记录，这些都成为他后来编辑出版史料的重要源头。
白天学徒做工，晚上则熬夜苦读，凭借对书的迷恋和对文学的执著，张静庐打下了出版人的坚实基础。张静庐的人生历程，给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大凡一个好的出版人，首先必须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因为爱屋而及乌，因为爱读书而事出版，两者之间正有着某种天然而必然的联系，至于学历之高低，职称之有无，倒还在其次。旧俄时代的绥青，我国近代的陆费逵、王云五，当代的范用、沈昌文等人，都和张静庐一样学历不高，有的也是学徒起家，但皆好书成癖，手不释卷，终至自学成材，一生读书、藏书、出书不辍。
当代出版大家陈原在他的《总编辑断想》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所有伟大的出版家（或者自己愿意成为一个伟大的出版家）都自幼就‘嫁’给或‘娶’了书这个行当。他不是天主教神父，他也结婚，但他确实将灵魂嫁或娶了书这事业。他爱书胜过一切。他为书而生，他为书而受难，甚至为书而死。这种人是十足的书迷。
没有这种痴情，成不了气候。打开中国近代出版文化史，举凡张元济、夏粹方、高梦旦、胡愈之、邹韬奋、叶圣陶、徐伯昕、黄洛峰、华应申，以及章锡琛、陆费伯鸿（即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编者注）、汪原放、张静庐无不是书迷。为书奋斗终生！”陈原本人也正是这样的书痴书迷，他的回忆录《我的小屋我的梦》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认为，真正的（如果暂不统称为伟大的）出版人，都应当成为“书迷”。
遗憾的是，今天像张静庐这样的书迷越来越少了。在时下出版界，官迷、财迷、股迷、牌迷、数字迷、“大船”迷、地产迷、上市迷比比皆是，唯独书迷成了稀有之物。或许过若干年，我们再回头来看，那些因爱书、迷书而献身出版事业者是何其可贵、何其有价值。
启示之二：做一个有文化追求的出版人
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自1925 年到1934 年不到10 年的时间里，先后有4 家书局在张静庐的筹划下面世。过去出版界进入的门槛较低，办书局不难，难得的是张静庐经手的每一家书局，几乎个个都有影响。这就体现了他的出版才干，也显示了他的出版韧性。读张静庐的自传，在跟随他体验出版道路上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的同时，也不难深刻地感受到他对出版的一往情深和不甘平庸———“除掉业务上，我现在简直可以说与人无争。我有我的目标，我有我的信念，二十年生活在出版界，弯弯曲曲朝着这目标前进，千辛万苦为实现这信念工作。并不因为环境险恶而逃避；也不受生活艰难而动摇”。正是这样一种在兹爱兹的出版情怀，铸就了他不同流俗的出版人生。
张静庐著《在出版界的二十年》书影，1938年初版后多次重印在张静庐的目标和信念里，“文化”无疑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
他自我期许甚高，在自传中坦言，自己虽无缚鸡的腕力却有举鼎的雄心，甚至公开表白说，在当时上海的同业中，值得他钦仰、让他感到可爱的出版家，寥寥无几。在他这种貌似桀骜的语句背后，其实有一杆大秤横在心里，秤砣下面，分别站着两排出版人———有一排，张静庐敬称为出版商，可爱，却少；另一排，则只能呼为书商，市侩，却多。虽然，从表面上看，两排人都同样地做着关于书的生意，都同样地关心着出版后的利润，“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
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出版商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正因为张静庐不是仅仅以赚钱为目的，而是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所以他敢自信满满地宣布：“我是一个‘出版商’，二十年来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姑不论对文化工作做到如何成绩，对于社会影响达到怎样程度，但是，我是‘出版商’而不是‘书商’，希望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朋友们对于我有这最低限度的了解！———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的分界线。”从这些看似咬文嚼字的话语背后，表现的是张静庐的文化自觉；他将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理想付诸实践，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所以阿英先生早在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就充分肯定了他在新文化出版上的贡献，并说“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是不应该忘记张静庐的。
可见，出版商与书商都以出版为手段，为途径，但追求不一样，目标不一样。前者以文化建设为己任，后者以获取利润为目标。
张静庐的这个观点，对于当今出版有着直接的启示。这也让我们想到法国学者戴仁的观点：“出版社有两副根本面目，理想的一面和商业的一面，一家出版社的声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者的调和程度。”张静庐并非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经营管理方面的才干和劳绩同样引人瞩目。
启示之三：做一个长于经营的出版人
刘杲说，出版，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因此，我们今天迫切呼唤文化人办出版。我们说的“文化人”，不仅仅是有文凭的人，有高级职称的人，有各种名头的人，而是像张静庐那样可能学历不高，但是有文化自觉、文化理想的人。当然，要达到文化的目的，出版人懂经营善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张静庐同样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张静庐很早就步入了出版界。而1925 年与人合办光华书局，才是他出版生涯中自主办出版的开始。无论是在光华书局，还是1927 年与人合资的现代书局、1929年独资经营的上海联合书店，以及1934 年几乎白手起家创立的上海杂志公司，张静庐始终担任着统管全局业务的经理职务，殊为不易。自己当家，无需受制于人，自然是快意之事，但无形中，肩上的担子也陡然间加重了许多。需要他投入精力的，除了要操心出版流程的各个环节以外，还有融资、同业竞争、人事管理、发行网络建设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必须认真面对，全盘考虑。上述种种，张静庐都有不俗的表现。
这里，我们重点说说他经营上海杂志公司的经历。
张静庐及友人主持出版的部分书籍和刊物
上海杂志公司白手起家，最初的创办费仅为20 元，然而在他的努力经营下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经营杂志一年多取得明显成效，稍有资本积累后，张静庐开始把业务拓展到图书出版领域。
那是1935 年9 月，古籍的出版在中国出版界方兴未艾。“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张静庐邀约施蛰存、阿英等名家负责编辑校对，以“珍本大众化”和“丛书杂志化”相号召，广泛征订，预约出书。所谓“珍品大众化”，就是将一些流传较为罕见的古籍，用低廉的价格将它们选印出来，供应给一般大众读者；所谓“丛书杂志化”，就是规定该丛书的刊行，每逢星期六出版一部，其情形类似于定期出版的周刊杂志。同时，为避免读者阅读时感到枯燥和单调，更有意将诗词文曲调剂出来，错时出版。在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大书局都在大张旗鼓出版古籍的兴头上，张静庐将“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作这样的选题安排和出版策略，从商业竞争的角度来说，应该说是别具匠心的。虽然该丛书在编选校印上还有一些不足，但仍获得了成功，产生了不错的效益。后来，张静庐还策划了一套“贝叶丛书”，专收作家散文新作，扩大了散文的视野，创意很好，计划庞大，可惜未能完成。
张静庐的经营才干，在当时的出版界就相当有声名。他的朋友沈松泉在追忆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张静庐在书业经营中的开拓精神。施蛰存也说，张静庐是30 年代“四马路出版界的两位霸才”之一。出版业同人都知道张静庐精明，然而他之精，有品、有节、有理，所以也就特别有力、有效。
启示之四：做一个有学术兴趣的出版人
通俗地说，出版家要有想法；用学术性的语言表达，就是要有出版理念、出版思想。而想法也好，思想、理念也罢，既来自实践经验，更来自不断的学习、思考和深入的研究。我们说，一个好的出版家，不一定是大学问家，但一定要有探究学问的兴趣，有写作和研究的愿望。善于总结、热爱学习、喜好研究，是张静庐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他留给后人的重要启示。
吴道弘在为《中国出版史料》（10 卷15 册）所写的“编辑后记”
中说，这套史料“无疑是继20 世纪50 年代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甲、乙、丙、丁编）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补编》之后又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史料汇编”。新的史料汇编是在宋原放倡导下，集合多位出版史研究者共同完成的。“追念20 世纪中期，张静庐以一人之力毅然完成大型出版史料汇集，开风气之先，其功甚伟”。
这个评价无疑是恰当的。我们今天知道张静庐，首先还是因为这套史料翔实、编排有序、注释完备的八大卷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汇编》。该史料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近现代文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者的重视，将之列为重要参考书；而对近现代出版史研究者来说，自然更是不离案头左右，随时准备翻检和引用。全书收录了自1862 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 年新中国成立８７ 年间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包括图书、报纸、期刊、教科书、印订技术、出版法令等，还有三四百幅图片和书影，保存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内容，有的辑录于当时的图书期刊，有的是未经公开发表的，还有的资料是特约编写和专门调查的，极为难得。这套书在旧书网上价格奇高，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它的经久不衰。顺便提及的是，张静庐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后期、６０ 年代前期还发表了几篇出版史论，包括《戊戌变法和出版事业》、《戊戌变法前后报刊作者字号笔名录》、《辛亥革命时期重要报刊作者笔名录》等。他计划编写《中国近现代出版大事记》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可惜天不假年，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张静庐这套大书是晚年之作，其实他写作和研究的兴趣自少及老，不曾削减。还在当学徒时，张静庐就经常给报刊投稿，并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主要是文学性的）。他后来能进入新闻界、出版界，与此爱好和兴趣有很大关系。他早年的文学创作以《新体短篇小说集》为名，1922年在上海洋左书局刊行。这之前的1920 年，就有《中国小说史大纲》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二三十年代，张静庐还撰写刊出了《革命后之江西财政》、《中国的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纸》、《新闻学概要》、《中国的通信社》等专著，编辑校注了《杜威、罗素演讲集合刊》、《红叶集》等专集，校点了古籍《光绪朝东华录》等图书。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出版人，在出版工作上取得不俗实绩的同时，还有等身的著述，这是极为难得的。在张静庐那里，读书、写作与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雅趣，更是与出版实际工作相互促进的。
今日之出版界，大家都忙忙碌碌，除了极少数的几位，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有写作和做学问的兴趣。事实上，出版人什么都可以不爱，但不能不爱书；出版人什么都可以不追求，但不能不追求学问。张元济若没有对古代文献的精深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古籍整理与刊行不可能取得辉煌的成绩；陆费伯鸿若不是具备教育专家的深厚素养，中华书局的教育出版也不可能后来居上；而邹韬奋之于生活书店，叶圣陶之于开明书店，巴金之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无不是学问与出版的良性互动。张静庐一类学者型出版家的渐行渐远，让人留念之余更平添了几分无奈，几分遗憾。
张静庐是一座富矿，留给我们的启示还有很多。当代出版家赵家璧崇尚的是“书比人长寿”的境界，张静庐可以肯定地说是归入这个行列的大家了。一本《在出版界二十年》，一套《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汇编》，就够我们反复咀嚼了。倘若有人写一本《出版家张静庐传》，我想毫无疑问是值得的，也将是很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