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冯雪峰（1903—1976），现代著名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原名冯福春，浙江义乌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1 年加入晨光社，1922 年与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等人组织湖畔诗社，合出诗集《湖畔》、《春的歌集》。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结识鲁迅，成为鲁迅的挚友，是党与鲁迅的联系人，翻译介绍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1930 年至1933 年间负责上海“左翼”文化工作，任“左联”党团书记。1934 年参加长征，1936 年被派回上海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1942 年被营救出狱，到重庆从事统战和文化工作。这期间，著有《鲁迅及其他》、《乡风与市风》、《上饶集中营》等作品。抗战以后写有大量杂文、寓言。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文联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等职，1951 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
用今天时髦的话说，雪峰同志的身份很“复合”：作为诗人的他，早已在20世纪初就以“湖畔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已有定论；作为杂文家、理论家的他，也都有其杰出的代表作而为业界所尊重；作为革命家的他则更是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辉煌所照耀；作为普通人，他那桀骜不驯的个性不知为他一生带来多少坎坷……然而，作为出版家的他，则似乎还为人重视不够、研究不多。
我之所以视雪峰同志为出版家，当然不会因为他是新中国第一家文学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并曾任它的首任社长兼总编辑这样一种职业身份。事实上，历史的荒诞与血腥早就无情地压缩了冯雪峰这样一种职业身份的时间，壮志未酬，含冤而去。事实上，在我的心目中，判断能否称之为出版家的标准既非看他的职业身份也不看他从业时间的长短，而是要看其作为出版人的种种从业实践以及这种实践是否创造性地遵循并丰富了人类的出版规律和文化规律。从这个意义上看，冯雪峰同志作为一位出版家当是实至名归，特别是在当下，回顾他的出版实践，研究其出版行为更是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1951 年初，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呱呱坠地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在一片长时间战乱后的废墟上，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出版业也不例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冯雪峰受命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七八个人，三四条枪，新中国第一座文学出版的大厦究竟当如何搭建？
“古今中外，提高为主”。上任伊始、建社之初，冯雪峰就鲜明而简洁地提出了这八字办社方针及出版理念，到１９５２ 年初，又具体化为：“一、当前国内创作及‘五四’以后的代表作；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三、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名著及世界其他各国现代进步的和革命的作品；四、近代和古代的世界古典名著。”尽管后面这具体化的四条不可避免地要打上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八字方针和理念则无疑不仅为冯雪峰取得了出版家的“职业资格证书”，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埋下了一块坚硬不朽的奠基石，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６０ 年基业常青的秘诀中，这八字方针及理念当居功至伟。
古今中外，展示的是出版家的一种胸怀、一方视野。在我看来，宽广的胸怀、辽阔的视野是一个成功出版家的必备素质，特别是文学出版更应如此。众所周知，文学的阅读、鉴赏与批评从来就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活动，所谓“见仁见智”，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这样一种情形于个人而言没任何问题，再正常不过；但对出版家而言，如果囿于个人阅读鉴赏的偏好，故步自封、刚愎自用，就显然不是一个职业的出版人，更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出版家。
提高为主，体现的是出版家的一种视点、一种责任。特别是在20 世纪50 年代初冯雪峰就鲜明地以此作为一种出版理念与方针当更显其可贵与勇气。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应该不会忘记，那是一个讲求普及、提倡“下里巴人”的年代，面对当时客观存在着的数以亿计的文盲，不能说这种讲求没有它的合理性，但冯雪峰则明确主张“提高为主”，所谓普及也是在提高基础上的普及，这样一种与“下里巴人”相对的“阳春白雪”式的主张显然更符合出版的本质。我所说的“一种视点”，指的是出版所应有高品位、高立意和高质量，而“一种责任”则是认真切实履行出版即选择的本质属性。
从这两个角度看，提高为主，不断追求卓越永远应该成为成功出版家的一种追求，也是一个成功出版家所应该具备的一种能力。
正是秉承这样的出版方针与理念，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创伊始就开始了文学出版全面而高品质的布局，我们稍稍罗列一下它的若干书目便可见出一斑：“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解放军文艺丛书”，注释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四大名著”、《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和当代红色经典
和《西游记》，外国文学古典名著《神曲》、《吉诃德先生传》、《莎士比亚戏剧集》（12 卷）以及《瞿秋白文集》、《鲁迅全集》、《沫若文集》、《茅盾文集》、《巴金文集》和《叶圣陶文集》等，而“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等３ 套大型丛书也进入全面筹备之中。“古今中外，提高为主”这８ 个饱含着冯雪峰睿智的出版理念在这个并不完整的书目中形象而具体地呈现出来。
现在，无论是业界同行还是广大读者都高度评价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学出版领域的贡献与成就，充分认同并十分信赖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作品的质量与品质，视其为新中国文学出版的第一品牌。面对这样的盛誉，再回过头去看一看想一想冯雪峰在60 年前为其确定的八字出版方针与理念，就不难估量其沉甸甸的分量与价值了。
可以说，有没有、有什么样的出版方针与理念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有着出版职业身份的人能否成为出版家以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出版家，在这一点上，冯雪峰的实践无可挑剔，而且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文学出版的方针和理念在新中国的文学出版史上迄今还无人企及。
如果说科学的出版方针与理念还只是为一个出版家的成功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一支成功的专业团队的组建则为这种可能搭建了一座从理论通向现实的大桥。建社不久，巴人、楼适夷、聂绀弩、张友鸾、舒芜、顾学颉、王利器、周绍良、陈尔冬、周汝昌、林辰、孙用、杨霁云、绿原、牛汉、孙绳武、刘辽逸、蒋路、许磊然、伍孟超、赵少候、金满成等一大批专家学者纷纷归结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麾下，一时间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为了延揽这些顶尖的专业人才，冯雪峰不惜与当时文艺界的“大佬”周杨“顶雷干仗”。看着这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单，其间的任何一位都是文学某一领域中顶尖的专家级学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专业人才高度密集地聚合在一家出版社，不仅在全中国的出版社中绝无仅有，即使放眼全球出版业大约也是凤毛麟角。这是作为出版家的冯雪峰的慧眼所在，更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致。也正是有了这样一批高端的专业人才的聚集，才保证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这八字方针与理念的有效实施。
作为出版家的冯雪峰不仅有着对文学出版格局的宽广胸怀与高远视野，有着延揽人才的慧眼与魅力，同时他自己也在身体力行地付诸实践。以他的资历与身份，以他当时工作之繁重与任职之多，他制订好科学的出版方针与理念、组织好专业的出版队伍，也就足以无愧于出版家的称号了。然而，冯雪峰并不满足于自己只是这样的出版家，他也像一位普通编辑那样看稿改稿与作家谈稿，老作家杜鹏程在他的《雪峰同志和〈保卫延安〉》一文中对此就有着生动翔实的记载：那是1953 年的冬天，看完了《保卫延安》初稿的冯雪峰十分兴奋，立即信约当时才32岁且并未成名的杜鹏程到自己家就稿件的进一步修改交换意见，他在充分肯定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种种长处后也坦率地一一指出尚需改进的地方，包括很具体很细微的地方，比如作品第六章第一节第一句话写无定河，针对杜鹏程原稿上的“无定河呜呜地向东流去”，雪峰说：“你去看看中外的那些好作品，人家绝对不会这样去写一条历史上有名的河流”，这场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３ 点。在雪峰同志的亲自关心下，冯雪峰与鲁迅
《保卫延安》一次比一次修改得好，最终顺利出版，不仅如此，雪峰还亲自撰写了洋洋两万言的《评〈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一文。尽管今天的读者可能会对《保卫延安》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他作为新中国第一批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成果则是不争的事实。处于高位时的雪峰是这样对待青年作者，身处逆境后的他依然没有改变，对此，朱正先生在他的《遗札盈箱有泪痕》一文中也有过记载，那是1975 年，生命留给身处逆境的雪峰时间已不多，但他在读到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一稿后还是抱着病体且全然不顾朱正当时的身份依然给他写了信，从这封信中，我们清晰地看到雪峰同志既指出了朱稿中的不足，也充分考虑到了朱正当时的处境。如此两例再清晰不过地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出版家的冯雪峰，无论自己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无论作者是年轻还是年长，是知名还是无闻，他都是一如既往地亲自看稿，不是一般地浏览而是认认真真地细读，读过后还要坦率地和作者交换意见，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这样的出版家在今天我不敢说绝无仅有，但恐怕也真是屈指可数了吧。
作为出版家的冯雪峰自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考察，也绝非我目前之能力所能完成，但我特别强调他在制订出版方针理念、组织专业队伍和身体力行三方面的所作所为，实在也是有感于我们当下的出版人在这三方面实实在在的欠缺。
“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八个字，看上去质朴无华，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坚持下来更难，尤其是“提高为主”难上加难。我不时在想，如果我们现在的出版人且不说始终不渝地坚持“提高为主”，哪怕只是基本坚持，那当下的图书市场上还会有那么多的平庸之作甚至是文字垃圾吗？还会有不胜其数的跟风与“克隆”之作吗？
在多少出版人的心目中和眼睛里，出版即选择的责任与本质早已被置于一旁而唯有孔方兄在那作怪了。我能理解当下做出版之艰难，但既然做了总得应该守住一些底线、坚持一些操守吧。
现在的确很难想象哪家出版单位还能组织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 世纪50 年代那样强势的专业团队，但强调一点专业知识与职业态度总还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外语编辑都没有竟然就能出译著，一点专业背景都没有就能执掌一个出版团队，这样的怪现象在今天早已见怪不怪了。
至于像雪峰那样居高位而照样亲自认真地读作品改作品与作者谈作品的出版家在今天更是少而又少了，现在对出版家的要求除去政治上的基本线外，其余恐怕多是“懂经营会管理”了，这不能算错，但我实在想不通的是如果连起码的专业背景都没有，他究竟懂的是哪门子经营会的是哪门子管理？
本文写作过程中，我的脑子时不时闪现出这样的镜头：如果雪峰同志今天依然在世，如果雪峰同志九泉有知，当目睹今日出版及“出版家”之种种怪现象时，他那桀骜不驯的个性一定又会大爆发了吧！这也是我不揣浅陋写下这则短文的动力之所在。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学习了《怀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中的部分篇什和《永远的朝内166 号：与前辈灵魂相遇》（王培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