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良年 汪耀华
徐悲鸿作
邵洵美（1906—1968），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
原名邵云龙，浙江余姚人。早年先后就读于圣约翰中学、南洋路矿学校，1925 年春留学剑桥大学，次年因经费困难而肄业。回国后定居上海，曾于1927 年在南京市政府短暂任职，旋即辞职，于1928 年开始创办书店，出版书刊，曾主编《狮吼》、《金屋》、《诗刊》等杂志。1932 年前后创办时代印刷公司（后改组为时代图书公司），编辑出版《新月》、《论语》、《时代画报》、《万象》等刊物及“新诗库”丛书、“自传丛书”、“论语丛书”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这一时期还发表过许多诗作，是“新月派”诗人之一。1938年在“孤岛”创办并主编《自由谭》月刊，宣传抗日，期间曾秘密印发英文版《论持久战》。1939 年《自由谭》月刊被迫停刊，不久“孤岛”沦陷，遂在家隐居。抗战胜利后，恢复时代图书公司，并复刊《论语》（1949 年被勒令停刊）。
上海解放后，与他人合股开设时代书局。1950 年迁居北京，准备开设时代书局分店。1951 年因在开设分店计划受挫，迁回上海，不久书店歇业，遂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校订外国文学作品谋生。1958 年以“帝特嫌疑”被捕入狱，1962 年4 月释放（1985 年获正式平反），此后一度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968 年5月5 日病逝。
邵洵美，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活跃了数十年的名人，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出版家是贯穿于一生、留名于今的职业，他先是诗人，也是作家，既是集邮家，后来又是翻译家，但如果没有“出版家”这一头衔，就如同失去了钻石的戒指，大为逊色。对于与他隔代的人来说，得知邵洵美之名，不外乎两件事，一件是他与鲁迅的争执公案，一件是由他经手创办的《论语》杂志。前一件事，他因为被鲁迅“骂”过而知名，后来搞清楚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后一件事才真正显示他的本色，邵洵美做出版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是个特别的个案，因为喜欢，也是因为有钱、有朋友，于是，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号称有十大杂志、中华书局有八大杂志，邵洵美鼎盛时也有七大杂志，其在出版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初试出版
邵洵美曾有《我的三个祖父》一文，说的是自家祖父邵友濂、嫡亲外祖父盛宣怀、嗣外祖父李鸿章。祖父邵友濂1882 年任上海道，1891 年任台湾巡抚，1894 年任湖南巡抚，曾是上海显赫的地方长官。邵友濂长子原配李氏是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女儿；次子邵恒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四女儿盛稚惠结婚，生下长子邵洵美。邵洵美1923 年17 岁那年毕业于南洋路矿学校，1924 年冬赴英国留学。赴英前与盛宣怀长子的五女儿盛佩玉订婚。盛佩玉是邵洵美母亲的侄女，与邵洵美是表姊弟。1926 年7 月邵洵美学成回到上海，即于当年１２ 月２ 日与盛佩玉在大光明舞厅举行婚礼。这个既显贵且优裕的家庭背景，为邵洵美做喜欢的出版事业，奠定了雄厚的财力支撑。邵洵美此后能凭着自己的兴趣“做出版”，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1926年归国途中，邵洵美在新加坡的书店里看见了一本上海出版的《狮吼》杂志，当即心有所动，到上海后就与《狮吼》编辑滕固、章克标相交，并成为一生的朋友。1927 年8 月，邵洵美的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收入狮吼社丛书，由光华书局出版，此书分“天堂”、“五月”两辑收诗33 首，是作者旅欧期间和归国途中的心言。
1927 年春，徐志摩、闻一多、罗隆基、胡适、饶孟侃、梁实秋、潘光旦等在上海办起了新月书店，胡适任董事长。邵洵美是新月书店的股东，初次涉足出版但没参与书店实际工作。等到徐志摩撑不下新月书店时，是邵洵美拿钱接盘，担任了新月的经理。上海新月书店是后期新月派的主要阵地，邵洵美虽非新月派同人，但他对于后期新月派的文学活动，是有襄助之功的。
1927 年４ 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邵洵美受邀担任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但只做了４ 个月就退出了。虽然祖上和戚友中不乏从政者，且政绩显赫者也不少，但邵洵美毕竟是一介书生，他能写诗、想做书，却与政坛“水土不服”。
开办“金屋”
1928 年春，邵洵美独资创办了一家金屋书店。如同当时的众多书店一样，金屋也出书。据邵洵美女儿后来介绍，金屋出的书籍是当时“最精致、最考究、价钱也是最昂贵的”。金屋出了滕固的《唯美派的文学》、陈白尘《漩涡》等。邵洵美自己也在金屋出版了个人的３ 本书：译诗集《一朵朵玫瑰》、诗集《花一般的罪恶》和论文集《火与肉》。从这些书目中可以看出，金屋出书完全遵从邵洵美喜好的文学风格，唯美是尚。
邵洵美从此尝到了出版的好心情，不受钱之累，不忧销之难，想出就可以出了。看见徐志摩等人出版了《新月》月刊，颇有影响，邵洵美也想“试水”杂志了。恰巧《狮吼》资金周转不灵，他就出钱将《狮吼》收入金屋书店麾下出版。1928 年7 月1 日，《狮吼复活号》半月刊出版，这是邵洵美亲手编辑的第一份杂志。《狮吼》到1928 年12 月16日出版了12 期后改版为《金屋》月刊，在1929 年1月问世，由邵洵美、章克标编辑。这本杂志的广告上写着：“有严谨的翻译、优选的创作、精美的图画，有忠实的介绍、公正的批评、诚恳的讨论。”然而，《金屋》月刊办至第６ 期，却停了半年，在继续出版的第７ 期上，编者不得不承认说：“本杂志销场其实不大好”，但“我们的杂志决不比别的坏”！可惜这话声还未落音，第７ 期也就成了《金屋》月刊寿终期。金屋书店出书虽然畅销，但书账难收、资金周转不灵，不久就因邵洵美投资其他的出版项目而歇业。
《金屋》月刊和《诗刊》是邵洵美创办刊物的开端，但都因故只刊了几期即停刊
在新月书店这一头，1931 年1 月20 日，徐志摩、邵洵美、陈梦家等在上海办起了《诗刊》，由新月书店出版。《诗刊》开始由徐志摩主编，邵洵美基本不参与，前后只出了４ 期，其办不下去的原因并非是技术上的，而是“不可抗拒”的外因———1931 年11 月19 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身亡，因此，《诗刊》第４ 期即是“志摩纪念号”。《诗刊》因徐志摩而生，也因徐志摩而亡。邵洵美说，志摩一去，谁能负得起《诗刊》的责任呢？徐志摩只有一个。此后邵洵美虽然还帮着《新月》的出版，是其发行人。可惜志摩一去，《新月》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也就慢慢散落了。为了能解决新月书店的事，邵洵美夫妇在1932 年4 月专程去了趟北平与胡适等股东作了详谈，决定结束《新月》，将新月书店出让给商务接盘。
金屋、新月相继收盘，但邵洵美的出版事业却并未停止，因为他又开辟了新的阵地，而且已在酝酿《论语》半月刊了。
《时代》和《论语》
《时代》画报最初是由漫画家张光宇、张振宇和叶灵凤联袂在1928 年10 月创办、中国美术刊行社发行，销路虽然不错，但资金不够周转，不到一年就求助于邵洵美，邵洵美和堂兄邵柳门投资5000元加入了《时代》画报和中国美术刊行社。邵洵美在《画报在文化界的地位》中写道：“办画报的目的，是使人感觉到这是一种快乐（指读这种读物），而不是一种工作。”
这次邵洵美准备大干一场。先是花5 万美元向上海一家德商洋行定购了一台德国海德堡出品的最新影写版印刷机，打算办个印刷厂，不仅解决自己的需求，还准备承接第三方印刷业务。《时代》画报在1930年10月第12 期上宣布将实行三大革新：第一，印刷及图版之改良，“添加双色版三色版等，纸张向外商定造之影写版专用纸”；第二，编制及材料之革新，“漫画为本刊之特点，兹特精益求精，加添时事新闻及照相，以副‘时代’之名”；第三，努力于文字之创建，“特请国内外名家撰著关于政治、社会、文艺上之稿件，以资建设时代之大贡献”。
同时，邵洵美还在《时代》画报第12 期刊发了一则广告：金屋书店所出版新文艺及政治、科学书籍数十种，小说、诗歌、论文研究等类均为国内第一流作家大著，自10月份起交由中国美术刊行社代理发行。自1930年11 月起，邵洵美正式参加了《时代》画报的编辑工作，在该期封底的“编辑者”项下，邵洵美赫然与张光宇、张振宇、叶浅予、郑光汉等共同列名。邵洵美担任画报编务首尾近两年，至1932 年末才从此脱身。
1931年夏，定购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运到了上海，邵洵美特地在平凉路21号租了一排平房作为厂房，还请了一位印刷专家从事制版（拍照、修片、拼图、晒网纹，等等）等印刷全过程的调试。可是，请来的专家却不是高手，邵洵美硬着头皮靠着从国外买回的几本影写版技术的书，边看边翻译边解释，表弟盛毓贤和两个青年工人则边听边照着做，居然获得成功。1932 年9 月正式成立时代印刷厂，1933年1月成立时代图书公司。有了独一无二的先进影写版印刷机，《时代》画报从发稿印刷直到出版发行一路顺风，邵洵美的个人出版事业由此渐入佳境。
1932 年8月，邵洵美与林语堂、李青崖、全增嘏、潘光旦、沈有乾、章克标、孙斯鸣、张光宇、张振宇等朋友决定，出本幽默刊物，这就是名闻遐迩的《论语》。9 月16 日，《论语》正式创刊，这本半月刊由时代印刷公司印刷，中国美术刊行社总发行，邵浩文（即邵洵美）为发行人，初期林语堂、邵洵美各出了钱，第10 期后由邵洵美独资经营。
《论语》、《时代》和《十日谈》在当时出版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1933 年8月邵洵美模仿英国新闻大王北岩爵士创办《十日谈》，由章克标主编，但推出后没有打响，经常脱期，遂于1934 年年底宣告结束。
拥有七大杂志
办刊在邵洵美的编辑出版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虽然也编书、出书，后来还曾译书，并经营过出版、发行和印刷，但在所有成绩中，办刊无疑是其中最值得表彰的部分。据说邵洵美从小就爱办刊物，12 岁时就在家办过家报，有人因此说“好像有预兆似的”，不过这也印证了孔夫子的一句话：“爱之者不如好之者。”
1933 年12 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密令查禁。之前的《生活》是由时代印刷厂印刷的，当其遭查禁而陷入经济困境时，是邵洵美出手帮助生活书店善后的。1934 年2 月邵洵美创刊了《人言》周刊替代《生活》，他以“郭明”笔名任《人言》主编，由自己所办的第一出版社出版，《十日谈》结束后，《人言》归入时代图书公司出版。
同时，邵洵美还创办了《时代漫画》、《万象》等刊物。1934 年1月创刊的《时代漫画》为讽刺幽默月刊，由鲁少飞主编，张光宇做发行人；1934年创刊的《万象》由张光宇、叶灵凤主编，《万象》只办了两期就因“销路不好，格外失望，第2 期虽稍有起色，也不好，决暂时停刊”，1935 年6 月勉强出了第3 期，也只是“回光返照”。
1935年9 月，邵洵美创刊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声色画报》，请项美丽担任主编。项美丽是美国记者，1935 年初为了写作来到中国，与邵洵美相识相熟进而相爱。1936 年2 月2改名为《声色周报》，由陆钟恩任主编，项美丽为英文编辑，陈福愉当中文编辑。不过，因为不认识中文的外国人只能看半本《声色画报》，不认识英文的中国人也只能读半本，中英文通识的人又无需读两遍。通过吸引读者看书来推动文化进步，是邵洵美经营出版事业的一贯主张，在化为实际行动过程中，既有成功的案例（如《论语》杂志），也不乏失败的教训，《声色画报》就是一例。《声色》的编辑设计虽然有创意，但因为走得太远了，没有找准定位，终于成了“先烈”。
1935 年10 月，邵洵美创刊了电影文艺月刊———《时代电影》。
隔了半个月，又创刊了《文学时代》的文艺月刊。《文学时代》标榜是一本“纯文艺”月刊，主编储安平说：“我们并没有这种企图，想使读者从这一个刊物里看到有任何一种集体的流动———不管是感情的或是理性的。我们都尊重思想上的自由。我们容许每一个在本刊上写他自己在文艺上的立场和见解，除了对文艺的本身忠实这一点之外，我们没有更大苛求。”《文学时代》出了6期，因为储安平要去英国留学，向邵洵美辞职，1936 年4月便终刊了。
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万象》、《时代漫画》、《声色画报》等刊物到1935年底，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已拥有《时代画报》、《论语》、《时代漫画》、《人言》、《声色画报》、《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七大刊物，其中，《论语》是最重要的。为了扩大推销，实行“订一赠一”：订《时代画报》者赠《文学时代》，订《文学时代》者赠《论语》，等等。与商务印书馆的十大杂志、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相比，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居然也拥有七大刊物，且大多是“市场化”运作而非同人刊物，这标志着邵氏的出版事业进入了鼎盛时期。
做“第一流之出版”
1933 年12 月，邵洵美还办了一个意在出版纯文艺书刊的第一出版社，他曾颇为踌躇满志地说：“第一出版社者，盖吾人以第一步之努力为第一流之出版也。草创伊始，壮志凌天，尚祈海内识者不以狂妄目之。”在这件事情上，邵洵美又显示了他作为编辑而与经营者不同的侧面。作为经营者，他讲究市场效果；而作为编辑，他却以自己的爱好作为出书的标杆。他首先计划出版一套《自传》丛书，请十二位当时的著名作家写自传，先出了《从文自传》、《巴金自传》、《资平自传》、《庐隐自传》，第五本《钦文自传》是在第一出版社结束之后的1936 年由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第一出版社还出了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潘光旦的《人文史观》、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邵洵美在《人言》连载的《一个人的谈话》也出了单行本。
第一出版社、时代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林语堂、邵洵美等人的作品1936 年9月，时代图书公司从福州路300号迁入霞飞路（今淮海路）240号，除了依托《论语》出版“论语丛书”外，邵洵美还计划出版一套“时代科学图画丛书”，为此还成立了一个由他和鲁少飞、王敦庆、张大任、曹涵美、邵云骏6 人组成的“时代编行委员会”，可惜只出了第一集《现代战争的秘密》、第二集《航空的秘密》，就因为时局动荡而“后不见来者”了。
在1936 年年内，他还出齐了《新诗库》第一集10位诗人的诗集：方玮德的《玮德诗文集》，梁宗岱翻译歌德、雪莱等欧美名家诗作的《一切的顶峰》，陈梦家的《梦家存诗》，金克木的《蝙蝠集》，朱湘的《永言集》，罗念生的《龙涎集》，侯汝华的《海上谣》，徐迟的《二十岁人》，孙洵侯的《太湖集》，再加上邵洵美自己的《诗二十五首》。
时代图书公司还出版了阿英编校的《晚明十八家小品》、袁中郎著《瓶花斋集》（万历抄本）以及《上海轮廓》等。
形势看来不错，但侵略者的炮声，却使邵洵美的事业迅速从颠峰跌落……
出版《论持久战》英译本
“八一三事变”后，邵洵美创办的所有刊物和时代印刷厂、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先后停工歇业。多亏项美丽帮忙，在美国领事馆、英国巡捕行的帮助下，弄到通行证雇了十多个俄罗斯工人，分几次把影写版印刷机连同邵洵美家中的家具、书籍和几百令白报纸等，抬上插着美国国旗的卡车，共１７ 车分五次通过外白渡桥给抢运出来，邵洵美在徐家汇租了一处房子安装机器，使印刷厂重新开业，承印《中华画报》、《良友画报》等。
1938 年9月，邵洵美说服项美丽合作，在大美晚报馆老板的资助下，出版了中英姊妹版的月刊《自由谭》、《Ｃａｎｄｉ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直言评论》），这是吸取了《声色画报》的教训之后推出的两本内容同样的中文、英文版。具体工作都由邵洵美担当，项美丽署名发行人和主编。《Ｃａｎｄｉ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自由谭》只生存了半年，就因租界当局受到日本人的压力要求取缔而停刊。不过，这本《ＣａｎｄｉｄＣｏｍｍｅｎｔ》却做成了一件大事。
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的英译稿，由邵洵美印刷、散发1938 年5 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地下党组织要求杨刚翻译成英文，让全世界都能读到这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的著作。杨刚是香港《大公报》记者，为了担负这一任务而到上海，经友人介绍住进了项美丽的家，也就认识了邵洵美。在翻译过程中，杨刚常请邵洵美一起斟酌译文字句。全文尚未译毕，即送《Ｃａｎｄｉ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连载。当时毛泽东还亲笔写了一篇序，是用毛笔写在毛边纸公文笺上的，由邵洵美译出。这部译稿印刷、散发是邵洵美一手承担的。邵洵美将译稿委托一家熟悉的印刷厂印刷，共印了500册，邵洵美开着项美丽的自备车把书运到项宅。分别由杨刚通过地下党渠道发行，项美丽托人送发，邵洵美等人用“暗销”等方式发了出去。
1939 年，邵洵美陪项美丽去了一次香港，是项美丽为写作宋氏三姐妹传记收集资料。在香港待了一个秋天后，邵洵美由于夫人盛佩玉等人来信催归，也因出门既久思念家里，终于，邵、项两人各奔其途，邵洵美回到了上海，项美丽去了重庆……１９４１ 年，租界沦陷，时代印刷厂也被迫停产了。心仪的事业暂时不能做了，开始时邵洵美可能有些失落，不过很快他找到了新的寄托———集邮，写出了一部邮学作品《中国邮票讲话》共60 讲，1943 年4 月开始在《新申报》上连载达两个月之久。
重新起步
抗战一胜利，邵洵美先是受托筹建《自由西报》；与朋友陈继贞一起创办仿美国《时代》周刊的时事周报《见闻》，邵洵美自任总编辑。手里有了一份英文报纸、一份中文报纸，邵洵美又开始踌躇满志了。
1946年7月1 日，《见闻》出版。7月下旬邵洵美接到为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到美国采购摄影器材的任务。同时，邵洵美在美国也见到了项美丽，其时项美丽生活拮据，邵洵美就向一个在美国的中国古董商借了1000 美元给项美丽。邵洵美是当年圣诞后回到上海的，但他看到的《见闻》却已面目全非，出了第16 期就收摊了。
时代印刷厂已在邵洵美去美国前由盛毓贤办理恢复营业，并开设了时代书局（设在时代印刷厂内），时代书局是时代图书公司的恢复和延续，新版和重印了一些“论语丛书”等图书。唯一使邵洵美感到喜出望外的，是盛佩玉在他回到上海时送的一份礼物———由李青崖受任编辑的《论语》半月刊在1946 年12 月1 日（即118 期）复刊了。此时的《论语》，与前期一样销路很好，销路好就有盈利。就这样，邵洵美靠着一本《论语》，在动荡的年月里附带养活了时代印刷厂和时代书局。
《论语》出版第177 期（1949 年5 月16 日），被市政府勒令停刊，这一期成了这份著名刊物的终刊号。那时，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经渐渐逼近，不久上海获得解放，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惜别出版
解放前夕，叶公超、胡适都曾邀邵洵美和夫人去台湾，被邵洵美婉言谢辞了。邵洵美怕引来杀身之祸，将保存下来的包括毛泽东亲笔所写序言在内的全部《论持久战》英译本原稿都付之一炬了。上海解放之初，夏衍曾到邵洵美家谈了很久，后来又与周扬一起专程为《论持久战》英文版造访。邵洵美以实相告，周、夏感到十分惋惜。不过，随着经济的恢复，邵洵美又迅速开始了他的出版活动。
1949年的下半年，夏衍又到邵洵美家，这回是来谈政府要收购邵洵美那架德制影写版印刷机。在夏衍的再三劝说下，邵洵美以折价5.6 万美元的人民币（这个价格是因为当初的进价５ 万美元，６ ０００ 美元是后来添置照相架和三原色滤色玻璃片等设备的折价）把机器卖给了北京新华印刷厂，连操作工人一并迁到北京，用来印刷《人民画报》等。有了这笔款子，邵洵美将时代书局迁到北四川路、南京路口，以很快的速度出版了一批他认为是进步的图书，其中包括一些俄文著作的翻译作品，以应读者之需。
1950 年元旦后，邵洵美带了全家移居北京，打算在北京开设时代书局分店，他找了出版总署徐伯昕（时任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兼计划处处长）等谈过，徐答应帮助他在北京开店。可是，《人民日报》
却在此时一连７ 天每天以半个版面载文批判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的苏联文学著作译文粗制滥造和出版“托派分子”作品。其实，邵洵美原本想抓住机遇“做大”自己的事业，可惜他自己不懂俄文，又是赶出书而没有“把关”，至于“托派”之类，作为一介文人也不知道它与正宗马列的区别。这时，据说是周恩来总理通过罗隆基与邵洵美谈话，提出上海时代书局如能改组与政府合作经营或是社长由党委派，还可以继续经营。邵洵美迅速与投资时代书局的两位银行家商量，但那两位不同意合营，宁可关门。如此，时代书局就解散了。这件合作事宜告吹后，自然也未见有当局邀留北京之迹象，加之气候不适，邵洵美只能怏怏南归。
《论语》停刊，时代印刷厂卖掉，时代书局关门，曾经辉煌的三块招牌落地，邵洵美执著经营的出版事业，就此画上了句号。
译书维生
出版虽然就此终结，但邵洵美与书的缘分尚未尽。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聘请他担任社外翻译，翻译了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于1957 年8月出版。后经老友秦鹤皋介绍，上海出版公司又约他翻译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校订《彼得一世》、《傲慢与偏见》等。
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之后，1958 年10 月，邵洵美突然被逮捕。
据说，起因是邵家老六邵云骧因气喘病发作写信给邵洵美，要借钱治病。邵洵美想起项美丽过去借过他1000 美元未还，就在1958年春叶灵凤从香港到上海观光时，给项美丽写了封信，交托叶灵凤带回香港后寄往美国去。不意叶带信走后，一直没有消息。邵洵美在狱中交代出了这件事后，也就不再有人提审他了。
两年后，在狱中的邵洵美与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相遇。贾植芳在1989 年2月的《上海滩》月刊上发表了《提篮桥难友邵洵美》，披露了邵洵美在狱中的自述，邵洵美提起当年与鲁迅的那段公案，说笔会宴请萧伯纳时的46 元是他自费的，鲁迅说邵撰文是“捐班”
实乃天大误会。
在此期间，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文联副秘书长周熙良在北京开会时与周扬见面，周扬问起邵洵美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必了”。周回到上海向市委书记石西民作了汇报，“可能是石西民通知了上海出版局”，1962年4月6日邵洵美带着一条“帝特嫌疑”的尾巴被释放出狱。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译所派人上门联系，社方决定每月发给邵洵美“预支稿费”120 元。显然，此举出于有关部门或人士的特别关照。
这时邵洵美已患有严重肺源性心脏病、肺气肿等疾病。从1963 年到1965 年，邵洵美翻译了雪莱的长诗《麦布女王》、拜伦的长诗《青铜时代》，校读并加工修改《有色人种的世界》，审阅《美国文学史》等作品。1966 年“文革”开始后，出版社停发了邵洵美的每月津贴。
1968年5月5 日，邵洵美终因贫病交加而停止呼吸，时年62 岁。
邵洵美，曾经的有钱人、出版家，就这样走完了“风流倜傥的少年、踌躇满志的中年、寂寞凄凉的晚年”的一生。邵洵美晚年的厄运约有十年，他死后正好也过了十年左右，春风再度，人们在梳理已经过去的文化往事时，他的业绩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评价。
（本文撰写过程中，参考了林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盛佩玉《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王璞《项美丽在上海》，林达祖、林锡旦《沪上名刊〈论语〉谈往》，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