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守文
陈原（1918—2004），广东新会人。中共党员。中国语言学家，著名编辑家和出版家，世界语专家。建国后，历任中国国际书店副经理，三联书店编辑室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顾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第二届副主席，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世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学会（ＴＡＫＩＳ）国际理事会副主席，国际科学院（ＡＩＳ）最高评议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
作为著名的出版家，主持过大型辞书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等大型出版工程，主持并创办了在业内有重要影响的《读书》杂志。长期从事编辑之余的写作和翻译，涉足文学、艺术、音乐、历史、地理、语言学等诸多学术领域，著作几可等身。其在出版界、学术界、文化界的广泛影响，长久不衰。
我不认识陈原老，但其名如雷贯耳。
在我跨入出版业的当口，他已基本完成了自己叱咤风云的出版生涯。更多地了解到他，是缘由种种故事和传说。
他是一座山，一座需要仰视的山；他又是一部书，一部可以打开阅读，合上沉思的书。
书人 “书人”，这是我对陈原老最初的认知。认知，从他在《读书》杂志的《人与书》专栏开始。
作为书人，陈原老能写。他认为做编辑，应“从练笔开始”，并且身体力行。范用先生曾赞益他为“写杂文的高手”，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位写通俗文章的高手。
他的能写，体现在数量上。几十部著作，几近可用“著作等身”
来形容。他为写作《世界地理十六讲》，曾住在一破庙里，“为了省钱不吃早饭”；为准备《语言与社会生活》一书的写作，他曾“写下四卷语文笔记，凡百万余言”；即使在医院病床上，他仍“胡乱写下二十余册笔记”。其著述之勤，可见一斑。更让人赞叹的，是他笔力雄健背后折射出的学术视野和学养。他的写作，文体多样。杂记、笔记、指南、词汇、漫录、教程，缤纷杂陈；所涉学科有语言、外语、地理、计算机、音乐、历史、国际政治、编辑学等不一而足。“写”得“杂”，符合他关于编辑第一位的是杂，第二位是专的一贯主张。
作为书人，陈原老会说。他的会说，不在滔滔不绝，长篇大论，而是一种散淡、机智、丰富、深邃和谈笑之间不经意的流露。方厚枢先生记录下他在1980 年一次辞书工作会议上的开幕发言，“我今天先讲一段官话，然后讲一段空话，最后再讲一段废话”，方说，其实这是一个最为精彩的讲话，半小时全场八次大笑和鼓掌。面对“四人帮”对辞书工作曾经的干扰和加害，他高调宣布“我现在又来复辟”了。对于出版工作，他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出版怎么干？想来挺复杂，其实也简单。新闻是关注‘现在进行时’，出版则要更多地关注‘过去时’和‘将来时’。干出版，就是要‘盯住前人，想着后人’。所谓‘盯住前人’，就是要重视传承古今中外前人也包括今人的文化成果；所谓‘想着后人’，就是要想着你的出版能给后人留下什么”。这种生动贴切的比喻和一针见血的指陈，使陈原老的“说”显得极有厚度和分量。
而更为让我折服的，是他在日常工作中、谈笑间所表现出的那种通透、圆融、坚持、洒脱和别开生面。他在辞典会上引用了外国一位院士的话说，“谁要是犯了错误，最好就罚他去编词典”，接着即兴发挥，“词典不是人编的”，略作停顿，“是圣人编的”。立马赢得如雷掌声。
陈原老是一天生的乐天派性格。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杨德炎同志生前，曾在多个场合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不少。陈原老有一句话，叫“烦恼对我只有五分钟，五分钟以后全部扔掉，该干什么干什么”。在他，真的把烦恼全部扔掉了。他曾留给总编室一封封口的信，叮嘱等自己身后再打开。商务的同志曾百般猜测过这封信的内容，希望是陈原老“治国经邦”的真传，但当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一个简短的嘱托：“丧事从简，不要开追悼会。”最后一句是“有事问小杨”，即当时在商务主政的德炎同志。这是他当年飞鸿“不如归，不如归”，劝其回国就职的爱将。如此凝重的嘱托，竟也带有陈氏一贯的散淡风格。他的会说，会表现，表现得那么随意、得体、含蓄而处变不惊，形成了陈原老让人折服的人格魅力。
他不是演员，但他对同行、作者、读者的感召力、凝聚力、号召力是巨大的。
作为书人，陈原老有点子。他写书，译书，编书，出书，自然积累了和书有关的许多经验。
他善于抓“工程”。“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陈原老受命主持《辞源》的修订工作。他有一篇“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的讲话，针对当时词典编辑工作中仍然残留的“阶级斗争为纲”
陈原主持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影响了几代学人，为学术发展贡献良多
的诸多表现和主张，痛除“四人帮”的“帮八股”在词典编撰中的三点特征：“一、言之无物，又臭又长；二、穿靴戴帽，千篇一律；三、弄虚作假，欺骗读者。”为词典的编撰扩清了思想迷雾。词典编撰工作由于跨省协作，有大量的矛盾和问题须要沟通协调解决，陈原老不辞辛劳，细致入微，以高超的工作艺术完成了任务。此后，他又将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庞大出版工程扛在肩上，以开放的胸怀和战略家的胆略谋篇布局，致使这一商务的品牌大放异彩。
陈原非常重视图书的学术价值，赵元任著作的出版即是一例他敢于抓风格和个性。他亲手创办了名刊《读书》，强调“可否……写一篇文章，从材料出发，讲马恩如何有主义，无成见，博览群书，从不知有禁区，且不做书的奴隶”。行文力戒“应该”二字；不能用“武器的批判”待人；文章要让人“看了嫌短”。他自己为此身体力行二十余年。
他有眼力，敢担当。《赵元任年谱》曾使商务的编辑踌躇和犯难。稿件到了陈原老手中，却看到了稿件不同于一般年谱的可贵之处以及出版的价值。正是由于他高超的品鉴力，不光《赵元任年谱》得以出版，他还主动承担了二十卷本数千万字的《赵元任全集》的编辑工作。终于使这一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的鸿篇巨制问世。而陈原老为此所写的七千余字的序文，则将自己的文化情结和追求，表露无遗。
书痴 陈原老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以一口流利的世界语发言赢得与会者赞叹与掌声。有人说，陈原“才高八斗”，“像一本百科全书”。这样的学养从哪里来？他的秘书回答：“陈老做学问如同走进一间硕大无比的大屋，兴趣盎然，一间房一间房走进去，又走出来。”
兴趣，是陈原老做学问的首要秘笈，亦使他成为“一个在书海浮沉的求知者”。兴趣当然不能凭空产生，它必然缘于某种特定的目的。陈原老的外语好，他说：“学习外国语的目的，是要把握一种武器”，因为在现代的中国，“有介绍新思潮的任务”。他从政治角度钻研中国地理，亦是缘于想从经济地理角度，讲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至于其晚年致力于语言学的学习研究，则是为了对抗“四人帮”的文化蛮横。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先进觉悟和理思，他博览群书，求知若渴。我们从他写作主题的变化，可看出他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调整自己学习方向的轨迹。
他把写作和读书结合起来。凡写作前，必作深入的研读准备。
他为写作《世界地理十六讲》而记有大量读书笔记；为写作《语言与社会生活》，亦有百万余言。就在他担任出版局局长卧病在床时，仍然“偷闲细读了好些中外史籍所记数十本笔记，成为他日后写作的珍贵准备”。
他把审稿和读书结合起来。在出版社任职，使他的阅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文化名人、学术大家的作品，审读本身，就是一个欣赏和吸取的过程。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出版社开展解放前学术著作的选择重印，陈原老是逐本审读精选；三大部百余万字的《韬奋文集》，他亦是逐字读完，并写出详尽的出版意见。有许多阅读，是他“用节假日和工余的深夜间进行”的。他甚至把病房亦当作自己的“书房”，认定“有精灵在那儿，是一个很激励生活的地方”。他把自己在病床上写的东西，汇成一本《我的小屋，我的梦》
出版。诚如他说，这是他“在最后一间小屋做的一个最美丽的梦”。
陈原老十分欣赏生活中“迷”的状态。他在演讲中曾举过世界级芭蕾舞大师雷克那夫一句名言：“从六岁起，我就嫁了舞蹈。我就像一个天主教神父，没有权利再结婚了。”他说，这叫“舞迷”。由此引申，陈原老在评谷林文中这样形容书迷：“书迷者，仿佛是为书而生，为书而死，为书而受难的天下第一号傻瓜。”
陈原老自己就是一典型的书迷。不，说他是书迷还不够。他对书迷到发痴的地步，是一典型的书痴。
他提炼和创造了一个名词，叫“闻书”。他引用普希金的一句话在《界外人语》中：“我环视书店中百千本书籍，我承认绝大多数我没有看过。但是，我从不打算把它们清除掉，万一什么时候我会看这本或那本呢？买书是一种乐趣，这跟读书的乐趣不一样。一页一页地翻看，一页一页去‘闻’它，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陈原老这样“闻”过多少书，不知道，只知道他因在书店翻捡太久，被疑为“三只手”而有被搜包的滑稽经历。
陈原老有“失书记”、“得书记”、“焚书记”、“偷书记”等文章，记叙自己和书的种种不解之缘。“得书记”，记叙了20 世纪60 年代初，自己迷上鸦片战争史时，急欲寻购英文版《中国百科全书》而不得。一个偶然机会，他从国子监的旧书堆中，不期然翻出，兴奋地直呼：“哎哟，我的天！”
他在“焚书记”开篇，兜头一句“乐莫胜似焚书”，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原来是在“文革”中干校生活后期，林彪出逃，有关林的一切宣传资料包括图书要统统烧掉。他当时是个小小的干校文职秘书，正是负责这个。于是，他备了一个大盆当焚书炉，“每天，白天，晚上，深夜，我在愉快地劳动着，我把一张一张林彪的相片，一篇一篇‘亲密战友’的恶言，包括那篇‘政变经’，都投到火盆里，看着它们化为灰烬，……心中顿时充满了阳光。”
他不光爱书、迷书、痴书，他还做书，出书。“迷”和“痴”真的是贯穿了他整个一生。其道德操守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已从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职业，成为陈原老的一种境界。而他作为业界的一个文化符号，在今天，是否已成绝唱了呢？
书官 把陈原老称为“书官”，这是我为之制造的一个新词儿。
可以理解为管书的官儿，被书管的官儿。前一句好理解。他当过出版局局长，当过商务的总经理兼总编辑，在这些书籍的出版行当执掌帅印，当然是管书的官儿啦。但后一句就需要琢磨琢磨。被书管的官儿？这还是官儿吗？如果是，又是怎样的一个官儿呢？
首先，他懂行，是个出版的行家、专家。20 世纪50 年代他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主持起草过编辑管理制度。其中的“审稿十条”，至今仍为中国出版业的重要编辑经验，并成为编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原则。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从自身翻译实践中得来的“译事八戒”。诸如：１. 认真学汉语，学好汉语。２.认真学外语，学好外语。３. 借助大量工具书，会查会用，常查常用。不过分相信自己的记忆力。…… ６. 不避谈自己所不熟知的事物；…… ８. 宁可在原稿上多改几遍，也不可在校样上涂改———尊重别人。……这种经验总结，平实而扎实，有用且管用，毫无哗众取宠和故作深沉姿态，一如他憨厚可爱的模样。
他会牵“牛鼻子”。《读书》杂志当年创刊时，陈原老是主编。
新杂志定位，他一言九鼎：要做成一本和书有关的思想性刊物。新杂志应该有怎样的“刊风”？他说：不作纪念日的应景文章，不求签名题字，反对书评八股。他顶着极大压力，呼吁“读书无禁区”。
连《读书》杂志都有了像他一般的铮铮铁骨！
其次，他是个学者，是学者型专家。他所涉足的学科领域，虽不能说门门精通，但语言学、外语、音乐、地理，甚至某一门类的科学常识都是他的长项。他喜欢音乐，常常邀约人来一同欣赏，由此竟能写出西方古典音乐欣赏的专著。一本谈熵的作品，竟也能极精致地表述出自己作为一个书人安身立命的准则。他巧妙地从科学角度切入，有点像故意王顾左右而言他，实则对编辑进行着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布道与启迪。
陈原老将自己对语言学的精深研究和编辑出版工作紧密联系。他在自己的散文里戏称自己的东西是“三不似，四不像”，即既不是散文，也不是杂文，也不是议论文；不像文学家，也不像翻译陈原一生著述等身，创作了数十部著作
家。是什么？就是陈原体，短小、轻松、丰富、诙谐，信手拈来皆成文章。他就是一位出版家，他坚持让自己的风格影响到权力所及的范围，要求书籍序文“一定要有学术气氛”，要求行文的平实和平等……他将维特根斯坦警句式的哲学文章写法引入自己的写作，使《总编辑断想》一书别开生面。这是一种普罗大众观念和人文情怀的自然流露。
陈原老还是一位颇具头脑的出版战略家。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有一本名叫《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的书。起这样一个别致的书名不是矫情。据说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初苏东剧变时，他曾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写下过一篇长文追忆战后欧洲的复兴。我们由此似乎看到他忧伤、焦虑面容背后那不死的灵魂和信念。
他在《总编辑断想》一书中，选取了一幅意味深长的插图。图中文字这样写道：“最初的一步（始）和最后的一步（终）对于决策者来说至关重要。”所谓“最初”和“最后”的决策，不就是我们编辑工作中所说的“把关”吗？哦，在陈原老看来，这种“把关”，不光是一个简单的“守土有责”，甚至主要的还不是“守土有责”，而是能高屋建瓴地谋划和策动，是一种文化责任和历史职责的勇敢担当。
“书和人和我，献给你”———这是陈原老在《书和人和我》一书扉页上的作者献词。真的，翻开出版于１９９６ 年他的《黄昏人语》，他仍是那样地牵肠挂肚于出版，似乎只有在和书和人有关的一切话题中，他才能找到生命的归属，他才会有与生命同步的节奏与快感。
行文到此，我的脑海中突然蹦出两句话：“专业水准，文化声望！”我已不记得它的发明权属谁，但送给陈原老不正十分贴切吗？
在整个出版业转企的今天，文化企业多么需要像陈原老这样具有职业经理人素质的领军人物！然而，在风起云涌的产业上市热潮中，文化为资本铺路，社长正在被董事长的称谓取代，有多少后来者还能记起陈原这位出版老人呢？
陈原老是“千丈之松”，起码在中国的书业界应作如是观。已故德炎同志生前说过一句话：“回忆陈原，时间永远是不够的。”是啊，回忆陈原，短短几页纸也是永远不够的。就此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