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芳
范用（1923—2010），出版家。1923 年出生于江苏镇江。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镇江告急，范用中断学业去武汉投奔舅公。三个月后，舅公去世，15岁的范用被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经理收留，成了一名练习生。1939 年，年仅16岁的范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 年，范用被派往重庆。1941 年皖南事变，范用赴桂林用“新光书店”店招牌重建桂林分社。三年后，日本人打到桂林，范用又回到重庆。1946年，被调往上海。在上海的三年时间，党组织派范用调查国民党的书店、印刷厂、出版社的情况，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时，就按调查的材料去接收。1949 年8月，范用被调至北平的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离休前，范用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并于1985 年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
20 世纪80年代初，范用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当时缺少两种刊物：一是交流和搜集全国社科信息、反映新观念的杂志，一是推荐和评介好书，有分析地传播新观念的杂志。于是他倡议创办了《新华文摘》、《读书》这两本中国一流的刊物。以后刮起的“文摘风”，开风气之先者，正是范用。他还出版了《傅雷家书》、《随想录》等一大批在中国图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图书。
一年前，当范用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由此引起的震动和悲伤超乎寻常，这不禁使人深思是什么使他在出版人和读者心目中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是怎样一个人？
范用生前拒绝了许多荣誉，有时候他简直是鄙视这些荣誉。
但是人们清楚地知道，优秀的出版人在作者和读者心目中代表着出版领域的最高水准，即使这些人一生没有得过任何奖掖，但他精心营造的世界却能长存于世。
20世纪30 年代范用投身革命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经营上的失败导致了家庭悲剧性的后果———父亲以自杀逃避了人生。此后范用失去了继续上私塾“跟随父亲与父亲一起喝早茶享用包子、肴肉的机会”。他似乎比一般人更早地具有人生悟性。1936 年，镇江穆源小学老师沙鹿鸣老师借给范用看《革命文豪高尔基》，这是韬奋先生亲自改编的书。虽然这部厚厚的书的有些地方对小学五年级的范用来说仍觉艰涩难懂，但他看得津津有味：书中开头的一段话：“物质环境支配人的力量诚然是很大的，但是人对于环境———无论是怎样黑暗的环境———的奋斗，排除万难永不妥协的奋斗，也能不致为环境所压倒，所湮没。”范用后来回忆说，这段话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7 年日本人在上海的武装行动促使范用随同外婆从镇江去汉口的舅公家避难。这些革命者租用的是范用舅公的房屋，范用从此与书店结缘。家庭变故、国家面临的危难使范用接触到了一些一心改变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那个时代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20 世纪30 年代他们一方面办书店、办刊物和搞出版，为中国的改天换地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为新中国积极准备思想和精神资源。在那个年代，书店工作既有利于宣传各种思想观点，又有利于培养坚定的革命意志。范用后来说，那时“我如饥似渴，不管高中低兼容并蓄，只要能够满足我的读书愿望，统统看，上了瘾。在30 年代年轻人都很苦闷，只好到书本里去寻找答案……”他自小培养的阅读兴趣、朦胧的反抗意识以及生活所迫决定了此后他一生的选择。
心怀理想进入出版业
在读书书店当学徒的范用虽然年轻，读书口味却很杂，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接触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适文集》、陈独秀的《实庵自传》、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韦尔斯自传》、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甚至包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作品。按范用的话说：“这是一个有书读，而且让你读书，允许你读各种书的地方。”
从1938 年开始的这段经历使范用从单纯的文学青年渐渐成长为优秀的书店和出版经营者，成长为敏于思、善于行并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知识储备，成为从书店中成长起来的出版家。在书店他亲眼目睹了斯诺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出版。不仅受到严格的政治训练，同时也培养了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他在文章中说他曾经因寄书挪用一张读者寄来的邮票被批评，终生难忘。20 世纪30年代共产党作为一个精神上圣洁、思想坚定的群体吸引了范用及一大批出版同路人。范用在《给毛主席买书》一文中详细描述了他在书店办理读者邮购时兼任给延安寄书报杂志的美差，他说这项工作甚至也包括“搜集章回体旧小说”和大批字典，“虽然这批字典随叶挺、博古乘坐的飞机撞到黑茶山上一起遇难，没有运到延安”。他退休以后，看到出版的变化，比较他从事出版时的乐趣时说：
在那个时候我能读到“三联”的书，是一种幸福。我常常想我们的下一代，在读书方面也能够有这种幸福还是别的什么？世上还有不平事；富了不完全等于文明；愚昧落后还是难治的顽症……我们做出版工作的要多想想这一类的问题。
解放前革命工作的风险锻炼了范用的意志，但长期激发他的工作热情的却是一种更有持续性的求知、求真的兴趣。他说自己“爱看书，并非为做学问，只为求点知识，还有就是欣赏文学作品，有时也只是为了消遣”。这样轻描淡写的描述似乎暗示着未来的范用将是一个把为他人作嫁衣看作高于自己创作的人，一个更多是在出版领域展示独特创造力的出版家。用巴金的话说是“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温暖的脚印中”。
确实，检索范用从20 世纪30年代留下的文字的，大多是迄今无法准确统计的大批与无数优秀作家的往来信函和工作札记。他的一生有清晰的走向：在读书书店他接触了无数优秀的作品，从事最基础的邮购、打包、运输、刻字、设计、编辑、印务和宣传工作，逐渐加深对出版的深刻理解，在他周围汇集了越来越多的出版资源。
因此解放后他一度成为最接近文化工作高层的出版家，田家英、李锐、胡愈之等都是他在出版过程中熟悉并建立了亲密关系的中共高级干部。解放初期，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时候说，可以在王府井书店买到《蒋介石言论集》和《赫鲁晓夫言论集》。因此范用所在的人民出版社承担了《蒋介石言论集》的出版工作，于是他趁机向中宣部提出3条建议：
一、从出版社借调一批熟悉民国时期资料、能够编辑蒋介石言论集的编辑；
二、向全国几个大图书馆借用蒋介石言论著作；三、向港台购买有关资料，邮局免检。
这３ 条看似简单，却需要出版家的眼光和魄力才能做到。在出版《蒋介石言论集》的同时范用自然而然地想到“多了解一点外国的出书情况，不至于闭塞”。由此萌发了利用有限的出版空隙，出版更多翻译图书的愿望。范用将拟定翻译出版的书以“现代史料刊印社”名义出版，内部发行。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段有趣的经历：
因为封面是灰色书面纸印的，这批书被称为“灰皮书”。
第一本印出的是赫鲁晓夫———《大策略家》，接着又印了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最近牧惠在《灰皮书，曾记否？》一文中说德热拉斯在苏联解体三十年前就能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我倒是觉得不应当仅仅是一本“供内部参考”的灰皮书，很应该把它再次印行，供更多的人见识。
他回忆：
多年来我养成一个读书习惯，越是有问题的书，尽可能找来读一读，不信邪，一样不怕中邪。
他说三四十年代在读书出版社黄洛峰的领导下，广泛涉猎各种图书从未听说过什么“放毒”、“中毒”，不知道这叫不叫“自由化”？“自由化”这个名词是几十年以后才听说的。
当时决定组织印行这些“异类”读物，需要的不仅是挑选作品的眼光，更需要对出版价值的认定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这样做后来也导致范用在出版禁锢时期受到严厉的指责和批判；但这一举动无疑是为沉闷的文化空间开辟了一扇不大却引人注目的天窗。
出版有长远价值的图书始终是范用一生的不懈追求。对于什么是真正好品质的出版物，范用从来有自己明确的判断。他说，“书没有绝对好的或绝对坏的。好书坏书要看了以后自己判断。
人都是有智慧的，要相信自己有判断的能力，这种判断能力要靠长期读书养成，读得多了，有了比较，渐渐就有判断能力”。
“没品位，没价值的书，千万别出”，这与范用自己拥有充裕的出版资源和坚定的出版信仰有关。由此他所长期联系和建立的读者资源库囊括了现代文学发展中几乎绝大部分我们熟知的顶级作家和学者，所以夏衍说“范用出的书，是文人给文人看的书”。这是一项非常高的评价。
范用在研讨会上
范用的判断力来自他将自己长期读书形成的良好品味与丰富的作者资源的紧密结合，将出版品质作为一种自觉的责任来担当，他在世时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范用等真正的出版家的独创性工作延续了解放后三联书店的品牌价值。
这样的出版家是特殊的有个性的人物。当年的许多优秀出版人都具有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才艺，范用也是如此，他的气质更接近一个文学艺术家。著名的作家端木蕻良曾经感叹“范用年甫十六，余曾嘱其从事文艺创作”。小学时范用就在老师的鼓励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甚至两次有机会差点成为演员。他一辈子喜爱诗歌、唱歌和美术设计。他写的许多小文章，具有真正的大家风范：风格精炼雅致，通篇没有多余的字，没有任何赘余。他的文字具有一种独特的精致而幽默的感染力，堪称出版家写作之精粹。收录在《泥土脚印》一书中的名篇《最忆儿时吃食》、《花生·豆腐·蚕豆·茶》、《喝酒》、《茶馆》；收录在《我爱穆源》中的许多篇章都精妙不已，过目难忘。
但是，范用在退休前很少写作，他发表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在退休后的约稿。他在世时经历的时代变化如此之大，联系读者、作者的事务如此繁杂，使他在从事出版之余根本无暇他顾。但是正如著名的《读书》杂志编辑吴彬所说，“范老板在出版界创造堪称辉煌的历史时，并不是单打独斗，他处于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之中”。
这个群体名单太长，以至于根本无法在本文中一一开列。
“文革”后期，人民出版社以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白皮书格外范用编、著的部分著作
吸引读者，在这些不得不以内部参考图书之名出版的图书中，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批苏联解冻时期的小说，描绘的是阳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下阴云密布的现实以及早已在东欧等国家开始的对于革命的反思性著作。无论世事如何艰难，范用从没有放弃过他的出版理想。他的理想与中国千千万万优秀的作家及创作理想的关系从没有被彻底割裂过，他后来极力促成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陈独秀传》，都表明了他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定信念。
1979 年范用积极参与创办的《新华文摘》和《读书》，是那个时代最有力量和最有格调的文化期刊。范用先生在《读书》创刊号上将李洪林的《打破读书禁区》改成《读书无禁区》，并作为头条发表，是文化界再次觉醒的一个标志性作为，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
改革开放初期，当第一批台湾和香港同行和作者来到大陆时，范用很快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范用说：
我接待台湾来的客人，他们提到“先总统”蒋介石，我说我看过他的《苏俄在中国》，他们提到“现总统”蒋经国，我说我看过他的《风雨中的宁静》。来客大吃一惊：你在大陆还能看到台湾的书？我说我们知书识礼。
范用晚年回顾自己因出版而遭受的批判看上去非常有趣：
不区分鲜花毒草，依靠资产阶级办社，设计封面要读者一见钟情，传播知识，出丛书，注重装帧设计，迁就作家，为读者服务，为学术研究服务，斥政治读物为剪刀糨糊书……这里有“文革”极左思潮对他故意的曲解诬陷，其实很多观念在今天看来都是出版人应效法的。
不仅如此，范用是第一流的学者作家长期的朋友和出版顾问，范用主持一套文人书话的出版，作者阵列、出版的要求之高令人咂舌：
《西谛书话》，封面请叶圣陶先生题写书名，叶老对我的请求从不拒绝。这一本和唐弢的《晦庵书话》，请钱君匋先生设１９９５ 年前后，作者与范用先生在北京东城区针线胡同附近的南馆公园门口合影计，使这套书有个好的开头，这也遂了愿。至于内封面，则采用同一格式，印作者原稿手迹。这也费点力，叶灵凤《读书随笔》，从香港找来一张《香港书录》的目次原稿。《西谛书话》
找到了一张郑振铎先生《漫步书林》的目录原稿。其他黄裳、谢国桢、杨宪益、陈原、曹聚仁、冯亦代、杜渐、赵家璧书话集，都承作者本人题签，或由家属提供。
在20 世纪90 年代前后人文色彩强烈的时代，上述文学艺术大家都视范用为知己，范用视他们为出版的最宝贵的无形资产。他们之间的交情充满了范用一生的闲暇时光。在范用的作品和书信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最有趣的是，范用曾经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有密切交往，但范用是一个对书无比珍爱的人，他一辈子借书给别人总不那么情愿，但对田家英有点无奈：
我有一套《艺林丛录》，六本，是大公报《艺林》副刊文章汇编。他很喜欢，借去看了一两年，老不还我。我跟他要，他没办法了才给我。我发现每一本书上他都盖有图章“家英曾读”。家英爱书如命。……所以我印了个藏书票，上面画一个书架，有个空档在那儿，等着书回来。边上有一句话“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我把书票贴在喜爱的每一本书上。
书痴至此，范用的朋友方成为此画有一张范用抱巨大的书本不肯放手的漫画。而范用自己则说：
我在出版社，接待过好多位鸿儒，作家，学者，画家。
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芸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卞之琳、吴甲丰、戈宝权、梅朵、方成、姜德明……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严文井、孟超、李季、许觉民、绿原……香港三联送来的咖啡正好用来招待客人。
而许多人，如叶浅予、丁聪沈俊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龚子仿、孟浪等在健康的时候一直是范用必不可少的“饭友”。范用对这些有着卓越思想和创造力的朋友一直眷顾终身，他曾经耿耿于怀，唯恐他比他这些珍贵的朋友晚离开人世。这样的情感与范用在出版事业上用心至深相关。有一则故事可以解读他对朋友的忠诚。1942—1943 年期间抗日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范用受银行经理聂叙伦之托保管8 本聂耳日记，聂叙伦原想请诗人洪遒考虑写作聂耳传记，因日寇沿湘桂路西侵，担心珍贵的日记丢失，范用和同事连夜将日记抄送一份，因此保全了聂耳的全部日记。直到解放后范用到北京把珍贵的手抄手稿完整地送给“音协”孙慎，要不是范用的用心，恐怕我们今天根本见不到聂耳的日记。因此1985 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聂耳全集》，得以收入聂耳全部日记。
范用不仅是一个出版上非常难得的行家里手，而且也是一个极富个性的出版人，他对出版要求的严格近乎苛刻：
一九九八年我把郑老前前后后写的回忆录，以及《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加上诗词《玉尹残集》诗词近作汇编三卷《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数十万言交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为编此书，全稿我阅读了三遍：第一遍为初读，第二遍为编选，第三遍是看排印清样。
范用亲自设计装帧、版式的部分图书，其风格恬淡雅致，深得文化人好评这样的工作态度和精神，今天最好的编辑也可能望尘莫及。
范用“是在出版社学习，在出版社成长；不仅读书，而且学习做人做事”。而巴金的《随想录》精装合订本于１９８７ 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时候，不仅增补了以前在香港被删掉的重要文章和段落，而且整个版式、封面和包封都是由范用亲自设计的。他在三联书店的时候创造了一种朴素而简洁的图书装帧风格，这些书从内而外有一种庄重、清新、简约的美，只要是读书人一看书的装帧就可以辨认出是三联图书。
1999 年范用在一封信中说：
叶圣陶、钱君匋、庞熏琹先生已作古，三联再也不可能请到这几位前辈、名家了。他们的遗墨遗作，不也是出版社的可贵资源（有形或无形）？轻易废弃，未免可惜。
今天，我们对纯真的理想的信仰和追求真理知识的兴趣似在各种干扰下，已经变得淡漠和模糊，出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也许是预见到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在范用晚年生活变得寂静的那几年，他越来越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精力投入关注自己小时候读书的镇江穆源小学，他变得越来越怀旧。他在文章中带着忧伤说：
“唯有童年，才是我的圣经之地，白纸一张，尚未污染，最可怀念。”
或许，进入一个新的世纪的时候，他更多寄希望于未来？在他的母校，抗战的烟火毁灭了校舍，但当年包括范用等几十名学生所树立的纪念塔仍在，在塔上仍留着穆源小学黄校长的一段话：
……要知，母校固将偕此塔永垂万古，而诸生前途事业，抑能若如塔之巍峨矗立于人群中。斯乃诸校董殷切之望，亦为我诸教师之托也，是为记。
范用无疑实现了他老师的寄望，但是这并非是为了与后辈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意味深长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