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曾到山东的东平游玩。一日，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司马昭立即让他到东平做官。
阮籍骑着毛驴到了东平衙门，发现办公之地全由层层的墙壁隔开，官员彼此不便沟通，办事效率极低。阮籍于是下令拆了所有墙壁，办公环境一下大为改观，宽敞明亮，官员也不再敢偷懒，效率大增。这倒很像现在写字楼里白领们的办公环境，一个大通间，只用低矮的隔断隔开。做完这一切，阮籍在东平逗留十来天后，就骑着驴儿回到洛阳。
拆墙办公是阮籍一生唯一一次在官场上做的实事，李白曾做诗称赞道：
阮籍为太守，
乘驴上东平。
判竹十余日，
一朝化风清。
阮籍当官，完全是抱着一种游戏的心态，他的举动让人深感意外和新鲜。
其实，第一个把他往政坛上引的人，是曹爽。阮籍推辞道：“我身体不好，还是隐居乡间为好。”一年后，曹爽倒台，他重用的几个文人跟着倒霉，而阮籍没受到牵连，逃过一劫。朝廷又要阮籍做官，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任选一职。阮籍歪头一想，说：“我就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吧。”于是，阮籍就有了“阮步兵”的称谓了。大家都以为他还会像上次那样有所作为、再创辉煌，谁料，阮籍来到这个地方后终日饮酒，不理政事。
原来，他是冲着酒来的。他打听到这个兵营里有一个厨师特别会酿酒，库里还保存着300斛酒，有酒喝，他就来了。他就是在这里结识了另一个竹林贤人刘伶。刘伶更是个酒鬼，最后是喝酒喝死的。
司马昭一直想拉拢阮籍，有人就给他出了个主意，与阮籍联姻。司马昭觉得此计甚妙，就派人到阮籍家提亲，要娶他的女儿为媳。阮籍很清楚司马昭的用意，他根本就不想结这门亲，但又不能得罪司马昭，于是，他就拿出了绝招一醉酒。他开始每天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罪，不省人事，一连60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他的青眼与白眼，他对封建礼教的叛逆，除了表现在行动上，还蕴含在他的诗文里。他在《咏怀诗八十二首》中，无情地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与社会的黑暗，流露了自己的愤懑和痛苦。他还通过《大人先生传》，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一“先生”的旷达、潇洒和自由自在，对于能拥有自由的生活和心态，表示了热切的向往。
但是，阮籍毕竟生活在令人窒息的封建社会，宫廷内部刀光剑影，权力之争异常惨烈，门阀士族相互争斗，名士们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刑场。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这些当时一流的诗人、作家、哲学家，这些如今还活跃在中学、大学课本里的人物，一个个地，或被公开行刑于洛阳街头，或被秘密地杀害于黑夜之中。
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难怪何晏会说“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难怪嵇康会说“心之忧矣，永啸长吟”；难怪阮籍会感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有“忧生之嗟”，一方面又找不到出路。于是，阮籍就一个人驾着一辆木车往前走，往前走，他要寻找出路。但是，他一次次地失望了，崎岖不平的道路，把木车颠簸得像跳现代舞一样，但那节奏，却是最封建的音符，一声声使阮籍绝望。于是他大哭。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哭！这是史书上说的。有路可走的时候，他还哭！这是我现在推测的因为从阮籍驾着木车上路之时，他就已经知道，条条道路，都是死路！逼得一个名士束手无策，只有痛哭。
阮籍找不到出路，就大哭；刘伶找不到出路，就喝酒。他提着一壶酒，身后跟着一个仆人，扛着一把铁锨。他对仆人说：“死了就把我埋了。”阮籍和刘伶的种种行为，都是一种消极的逃避心理，他们不满现实，借酒装疯，麻搏神经，心里非常痛苦。
虽然如此，阮籍“口不论人之过”，他还是很会保全生命的。
阮籍在东平当官的时候，下属向他报告：有一个儿子杀了母亲。他听了后嘻嘻而笑，满不在乎地说：“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在座的官吏都很吃惊，表现出很害怕的样子。晋文帝听说这件事情，特地召阮籍询问。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许多人都是因为不孝被杀。孔融的死是那个时代留在文人心中的第一个警报。“不孝”是帝王杀人的一块招牌、一把刀子。
晋文帝问阮籍：“杀父天下极恶，尔以为可乎？”口气凝重，内含杀机。阮籍从容地答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一句诡辩的话化解了危机，使他由死亡的边缘返回安全地带。
任性而为，但心中总有一个明确的保护意识，这是阮籍和嵇康的不同。然而，嵇康心中总是轻松逍遥的，而阮籍始终是痛苦的。独驾任行，穷途而返，正是他孤独苦闷的心灵写照。
王绩：斗滴学士
说起隋、唐之际的隐士，王绩小有名气。在他身上，依然飘逸着魏晋狂士的风采，同时又包含着“回首望天朝”的心理躁动。这种心理躁动，成为唐代隐士普遍的心理趋向。
王绩前半生亦官亦隐，经过几次折腾后，安于林泉，形成一种以隐求官、先官后隐的避世方式。
王绩的家族可以说是个诗书官宦世家。绛州龙门王家，自其18代祖王殷任太守以来，太仆、刺史之类的官常常降临在这个家族。王绩一代，兄弟7人，都做过御史。王绩的三哥王通的孙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到王勃那个时候，他们的家族才算衰落下去。
王绩自幼聪慧，记忆力惊人，年刚8岁，日诵《左传》十纸，儒家经书读得通透。但他兴趣并不在此，少年时就沉迷在《周易》《老子》《庄子》的世界里。待年长，床头仅此3本书“他书罕读也。
他对魏晋时期的名士特别推崇，行为也模仿他们，跟父兄的行为慢慢有所不配套了。
刺史崔喜喜欢他，请求与他相见，他却说：“奈何坐召严君平邪！”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刺史杜之松与他是故交，派人请他去讲“礼”，王绩认为这是最无聊的事情，说，我跑那么远去谈论那些糟粕而舍弃身边的美酒，这不是很傻的事情么！这种言行无一不像魏晋名士。
由于他对上司“不喜揖拜”、桀骜不驯的性格，在官场上不会不碰钉子，能洁身自保就很不错了。
隋炀帝的时候，他被召到朝廷去做官，因不习惯那一套行礼跪拜的繁文缛节，请求外放，做了一个县官。县官做了没多久，因为常常喝酒，“不任事”，被人弹劾，遂解甲归田。
这倒符合他的心愿，回家后，效仿陶渊明，在田地里种起高粱来。
王绩的隐居条件比陶渊明好多了，良田16顷，位于四面环水的河中小岛上，环境幽雅，风景秀丽。他还在河水中央建了个别墅，有奴婢数人，耕种、收获、酿酒、养牧家禽都不用他操劳，他也就是亲自调调酒，上山采采药，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王绩的生活中离不开酒。文人嗜酒都有不同的风格，王绩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唐王部队开进洛阳后，为收买人心，征召原先当过官的人，王绩又待诏门下省。他的弟弟王静正做皇上的侍卫，就问王绩做待诏有什么好处？王绩说良酿可恋耳！”按规定，每天发给待诏美酒三升。王绩的好友陈叔达知道王绩的酒性，便对他说：“三升良酿未足伴先生。”遂破例给他一天一斗，时称“斗酒学士”。
他第三次当官，也是冲着酒去的。他听说太乐府史焦革家善酿酒，于是“苦求为太乐丞，选司以非士职，不受”。经过再三力争，终获此美差。未过数月，焦革死，其妻袁氏“送酒不绝”。不料一年多，袁氏也死了。酿酒之人已去，王绩不禁仰天长叹：“天不使我酣美酒邪！”于是弃官而去。
王绩不仅善饮，还长于酒道，懂得怎样酿酒、品酒、存酒、解酒等知识。他自己常根据季节时令，酿制出不同颜色、不同味道的酒来。“春酿煎松叶，秋怀渗菊花”“柏叶投新酿，松花泼就酷”“葛花消酒毒”“酒中添药气”等等，显示出他较高的酒文化修养。
正因如此，他很注意酒文化的搜集、着述和传播，曾研究焦革家的制酒方法，着《酒经》一卷；又将自杜康以来善酿酒的人的资料，搜集整理，编成《酒谱》。关于自己饮酒的事情，他曾写过《五斗先生传》《醉乡记》等等。
乐于酒道，乐于酒文化的研究，正是王绩不同于阮籍、陶渊明等人的地方。然而酒对于王绩来说，又是用来调剂情绪的一种工具，是他内在情绪被扭曲的表达形式。“兀然成一醉，谁知怀抱深”，狂饮掩盖下的内心情绪又有谁知道呢？
我们无须对其悲愤一一陈述，只需读一读他临死前的《自作墓志文》，对这位高人一生的心境，便会有更真切的体验。
……盖有道于己，无功于时也。不听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起家以禄仕，历数职而进一阶。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于是退归，以酒德游于乡里……
“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是有唐以来隐士的共同心态，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王无功嗜酒放荡，才不足，而智有余，伤其时而晦其用，深识之士也。《旧唐书·隐逸传》
王绩，一位身存魏晋遗风，又染隋唐风气的承上启下者。
（第五节）学隐
所谓学隐，是指以做学问为己任的隐居方式。学隐可以说是隐逸文化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最大的一种隐逸方式。中国历朝历代的名师大儒几乎都是隐士，这种学隐尤以明清之后为多。春秋战国时的庄子就不用说了，汉代之扬雄、郑玄，宋代之朱熹、程颐，元代之杜瑛，明代之王阳明、李贽，清代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谈迁、段玉裁，近代陈寅恪、钱穆、钱钟书，学隐之多，不胜枚举。
1.郜女：较学之神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县)人。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人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流传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郑玄自幼天资聪颖，又性喜读书，勤奋好学。他从小学习书数之学，到八九岁时就精通加减乘除的算术，不但一般的大人比不过他，即便是读书人，不专门学习书数者也赶不上他。到了十二三岁，他就能诵读和讲述《诗》《书》《易》《礼记》《春秋》这儒家“五经”了。同时，他还喜欢钻研天文学，并掌握了一些以气象、风向的变化推测吉凶的方术。
他不尚虚荣，天性务实，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十一二岁的时候，他曾随母亲到外祖父家做客。当时客人很多，在座的十多位客人都衣着华美，打扮得焕然一新，一个个言语清爽，夸夸其谈，显得很有地位和派头，唯独郑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学都赶不上人家。其母见状，感到面上无光，便暗地督促他出头露面，显露点才华。郑玄却不以为然，说这些庸俗的场面“非我所志，不在所愿也”。
由于家境贫寒，生活困苦，郑玄已没有条件继续专门攻读学业了，迫于生计问题，在18岁那年，他不得不出仕，充任乡吏之职。虽然上司器重，乡亲拥护，但郑玄却不安于乡吏的工作，不愿为吏谋生，而一心向往研究学术。到21岁时，他已经博览群书具有了深厚的经学功底，成了一位满腹才学的年轻学者了。
当时，有一位名士名叫杜密，和大胆反对宦官的“天下名士”李膺齐名，并称为“李杜”。杜密升任太山太守、北海相，到高密县巡视时见到郑玄，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升调到郡里为吏录，使他得到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到了北海郡不久，郑玄又辞去吏职，人太学受业。此后10年左右，皆为郑玄折节求学的时代。在此期间，他还以明经学、表节操为目的，遍访名儒，虚心向他们学习，共同探讨学术问题。
到了而立之年后，郑玄已经成了一名有着较深造诣的经学家。他的学问在山东(指的山以东，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已经可以说首屈一指、无出其右者了。当他感到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学者已经无人再可请教的时候，便通过友人卢植的关系，离开故国，千里迢迢西人关中，拜扶风马融为师，以求进一步深造。这一年，郑玄33岁。
马融是扶风茂陵(今属陕西兴平)人，为当时全国最着名的经学大师，学问十分渊博。他的门徒上千，长年追随在身边的就有400余人，其中优秀者亦达50人以上。其为人比较骄贵和讲究，虽然门徒众多但他只亲自面授少数高材生，其余学生则由这些高材生转相授业。郑玄投学门下后，3年不为马融所看重，甚至一直没能见到他的面，只能听其高足弟子们的讲授。但郑玄并未因此而放松学习，仍旧日夜探究诵习，毫无倦怠。
有一次，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在一起演算浑天(古代种天文学）问题，遇到了疑难而不能自解。有人说郑玄精于数学，于是就把他召去相见。郑玄当场很快就圆满地解决了问题，使马融与在场的弟子们都惊服不已，马融对卢植说：“我和你都不如他呀！”自此以后，马融对郑玄十分看重，郑玄便把平时学习中发现而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一一向马融求教，终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了7年，因父母老迈需要归养，就向马融告辞回山东故里。马融此时已经感到郑玄是个了不起的人才，甚至会超过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说，由他传承的儒家学术思想，一定会由于郑玄的传播而在关东发扬光大。
从马融那里学成回乡后，郑玄已经40多岁了，这时他已成为全国着名的精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了，于百家之学无所不通。于是远近有数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门下，拜他为师，听他讲学。当时，他家里还很贫穷，便“客耕东莱”，一面种田维持生计，一面教授门徒。郑玄与弟子们隐居于此，过着清贫而安谧的生活。
本来，像郑玄这样学问好、名声大的经师，是会被推荐或征召人朝为官的，他本人也未尝不是这样打算的。但谁知正在此时，却发生了“党锢之祸”，郑玄也没有幸免，被禁锢后，绝了仕进之路，便杜门不出，隐修经业。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为了平息地主阶级内部的纷争，以便一致镇压农民起义，乃大赦党人，这时郑玄已58岁了，方才获得自由。
郑玄曾先后游学十几年，走遍了各地。他着述丰赡，弟子众多，在当时是有相当大声望的。解除党禁后，朝廷当政者对郑玄的大名已早有所闻，于是争相聘请他人朝担任要职。但郑玄求名而不求官，羞与外戚为伍，绝不愿涉足仕途，乃屡拒征辟，一心一意从事着书讲学的学术工作。
郑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当时孔融为北海相，对郑玄特别尊崇，他一面为郑玄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请郑玄回郡。建安元年（196年），郑玄便从徐州返回高密。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黄巾军，但他们却对郑玄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人县境”。黄巾军尊重士人，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而郑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在颠沛流离中清贫自守，也是他能够获得黄巾军尊重的原因。高密一县，竟未受黄巾抄掠，郑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护了乡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