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到了晚年，放纵诙谐之气已经收敛多了，常以诗文打发日子。临终时他向汉武帝赠送了几句话：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汉武帝读后，不禁恻然，长叹一声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以诙谐逗乐取幸于皇上的东方朔，何止一次向汉武帝献出过赤诚的心呢？只是没有被皇上正面接受而巳。他还与同舍的人说：“天下无人识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后来，汉武帝把太王公找来，问他是否知道东方朔是一个怎样的人，太王公也说不清楚，只是说，他观天象，其间有一个岁星，有18年没有见到，现在又看见了。于是，汉武帝便认为这18年来未见的岁星，一定是东方朔归位了，责怪自己没有早些发现，便惨然不乐。这无异给东方朔又披上了一件神奇的外罩。
东方朔避世金马门，既不能得到皇帝的重用，又没有办法退居乡野，只好以朝隐的方式求“道”、求快活，这正是东方朔的人生选择，也是天下一统，没有自由的文人在“势”与“道”的双重困惑中逼出来的一条道路。因为在那个时候，这是唯一的道路。
谢胧：盒城太寺的中隐患展
白居易曾把隐士分为大、中、小三者。他决定取舍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三种隐士各自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而完全取决于三种隐逸模式对隐者的世俗的实用价值。这就是中唐多数隐士的选择。不做京官，做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官，拿一份不薄不厚的俸禄；不再以隐作为实现独立和价值的途径，也不抛弃隐士的名称，以隐逸作为虚幻的精神寄托；过一种不紧不慢的生活，讨一份不喜不忧的心情。中隐便是隐逸的中庸风格。谢跳就是朝隐、吏隐中中隐的典型。
谢跳（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大康)人。曾任宣城太守、尚书吏部郎，世称“谢宣城”。齐东昏侯永元元年，遭始安王萧遥光诬陷，下狱死。其诗学谢灵运，风格清新秀逸，为当时人所爱重。梁武帝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有《谢宣城集》五卷传世。
谢跳的家族可以说是西晋东迁以至南朝时代最显赫的家族。谢家在淝水之战之后声誉和地位达到了顶峰。“东山高卧”的谢安引领了当时最时尚的名士风度。谢家在其后频繁的政权交替过程中，都保持着自己所应有的地位，没有太受政治风波的影响，只是到了谢灵运这一代的时候走下坡路，开始不“灵”了。再往后，谢跳的伯父谢综、谢约参与以范晔为首的政变活动被杀害，其父谢纬被流放岭南十余年。
齐明帝建武二年到四年春，他在宣城做了整整两年的太守。谢跳在做太守的这两年，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快活的两年，他不但诗性大发，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优秀的诗作，而且能够远离朝廷，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不再为争名夺利的事情所烦恼，过了两年难得的清净自得的日子。后人在评价他这个阶段的诗作时，常拿他与他的先辈谢灵运相比，说谢跳之有宣城，犹如灵运之有永嘉。
谢跳所生活的时代，不是一个可以恬然自得隐居的太平时代。在他做太守的前后，帝位接连废立，朝廷里的腥风血雨常常使他睡不安枕，他的好友和上司在不同的政治斗争中纷纷被杀。所以，做宣城太守的两年，虽有欢情，更多的其实是郁闷。
他在那首着名的《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中，表达了自己想要归隐的志向。这是他在去宣城赴任时所写：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遥遥，孤游昔已屡。
晚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诗的末句“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是引用的一个典故。据《列女传》，陶答子制陶三年，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其妻抱儿而泣。姑怒以为不祥。妻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隐雾而七日不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故藏以远害。至于犬豕，肥以取之，逢祸必矣。”期年，答子之家果被盗诛。这句诗是说虽无玄豹的资质，深藏远祸，却愿乘出仕外郡之机隐遁起来。
谢跳虽有隐居之心，但缺乏真正的行动。他的软弱犹豫的性格决定了他只能在外省太守的位置上徘徊复徘徊，彷徨复彷徨，最终隐居不成，反而被政治斗争所牵连，想逃避都逃避不成，最终冤死狱中，是个不折不扣的牺牲品。
齐明帝建武五年，他已经离开宣城，他的岳父，齐的开国元勋王敬则谋反，派人拉拢谢跳人伙。谢跳本来就不想参与这种政治斗争，如今反而被自己的岳父找上门来，更加苦恼不已。他经过几天的左思右想，反复考量，觉得岳父这样做太冒险，自己不值得陪着去死。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只得将岳父谋反的事情密报朝廷，将自己的老丈人送上了断头台。他的妻子知道是他告密之后，每天都是身怀利刃欲伺机杀之。这件事过去之后，谢跳并没有轻松，他的后院充满了杀气，他要时刻提防自己的妻子，担心她会在自己不注意的时候，杀掉自己。
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又有人要谋反，是江佑意欲废掉东昏侯萧宝卷，拥立萧遥光称帝，这次谢跳又被拉入伙。也真奇怪，这些谋反的人也不知道看重了谢跳的什么，凡有谋反的事就要拉上他。是不是他的模样举止就容易给人一种要谋反的错觉呢？我们不得而知。这次他毫不犹豫地还是想告发他们，不料被江佑、萧遥光等人早就料到，在他告密之前就联名弹劾他说他图谋不轨，于是被拘大牢，冤死狱中，年仅36岁。
谢跳的血管中流淌着先人昂扬激进的血液，但是又无法驱除天性的怯懦和犹豫不决的性格，这就造成了他这种仕隐不定的人格悲剧。
谢跳在宣城的两年，不问政事，日日游荡于山水之中，是一种典型的吏隐。这种吏隐还和东方朔那种避世金马门的吏隐不同。东方朔是在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体制下，无山林可隐，只得隐居朝廷；而谢脒的时代实在是山林隐居最兴盛的时代，他却没有那种隐逸的决心，只好迁于外省，做一个外省闲人。这又近似于后来白居易提出的中隐。白居易的中隐我们在前面介绍过，谢跳算是一个做过中隐的吏隐吧，只是后来想隐而不得，自取杀身之祸。
王维：祥隐于朝
王维（701-761），字摩诘。《维摩诘》是佛教的一部经书，5维以此来给自己命名，足见这部书在他心目中的分量，足见他对佛教的虔诚程度。
王维好佛可能直接受到了他母亲的影响。母亲崔氏是有名的佛教徒。据说，王维的蓝田辋川别墅就是专为母亲奉佛修朽买的。
王维信佛是很早的事情，他自称“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意思是说他拜高僧学佛，从18岁开始，一直学了10年。
王维自称“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他的干名利一靠才华，二靠走关系。他的才华可使天下为之倾倒。才气高，名气大，又有大人物暗中推助，因此，功名、仕途都很顺畅。
王维21岁中了进士，又由于精通音律，做了大乐丞。在肩玄宗时代，能任此职，必须是唐玄宗认为天下第一精通音律的人，而唐玄宗也是极精通音律，所以，能做大乐丞，可见其在戈人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官场的漩涡常常不知在什么时候将一个人卷进去。
一次，伶人们不慎，私自表演了黄狮子舞，他们忘记了这个舞只能表演给皇帝看。这可是个大不敬的罪名。作为大乐丞的王维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宫，谪济州做了司仓参军的小官。许多年后，他拜访丞相张九龄，被张九龄召回京师，提拔为右拾遗。那时的王维已是34岁的人了，内心仍在激荡着入世的热忱。
此后，又有三件事，给予了他精神上巨大的打击，使他一步步走向佛隐的道路。
一是李林甫执政，王维被贬外任。以耿直着称的张九龄人朝为相只有两年，就被善于阿谀奉承的李林甫排挤出朝，王维也被贬为河西节度使判官。节度使崔希逸信仰佛教，其夫人笃信更甚，女儿甚至落发出家。这个信佛家庭又唤起了王维向佛的诚心。不过，两年后，崔希逸转任河南尹，王维也人朝为官了。这个时候的朝廷已经今非昔比，王维的朋友贬的贬，散的散，尽管他又回来了，但精神上的压抑苦闷可想而知。
二是失妻丧母。他与夫人的感情太深了，妻子的去世使他不能自拔，立志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做官之心也渐渐冷却，遂转向佛理和山水之中。“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为了满足母亲奉佛修行的愿望，他又买下了蓝田辋川的一大片土地，那原是宋之问的庄院。他苦心经营，建起了20个景点，成为一时的风景胜地。母亲修行其中，他也得便与好友“浮舟往来，？单琴赋诗，啸咏终日”。
这个时期，他潜心佛学，善于把对佛教义理的理解融人人生的体验中、对自然美的感悟中，写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诗，如《渭川田家》《山居秋瞑》等。“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佳句所描绘的意境是那样纯净淡然而又深邃，其中自有禅理佛趣在。
但是，这个时候母亲也离开了他。这一变故犹如一个晴天霹雳，震撼着他的内心，天才洒脱的王维，一下子萎靡不振，形容憔悴。从此，他的情感很少显露在外，外在世界也很少能唤起他情感的波澜。
三是被迫任伪职。天宝十五年，安禄山攻下长安，许多官员都没来得及跟玄宗逃跑就做了俘虏，王维就是这其中倒霉的一个。安禄山授其伪职，他“服药取痢”，伪称得了失语症，装起了哑巴。安禄山平素喜爱王维，绝不会让他从自己手下溜走，于是，“遣人迎置洛阳城，拘于普施寺，迫于伪署”。做了阶下囚的王维，只能任人摆布。安禄山在洛阳凝碧宫大宴手下将士，召梨园乐工演奏，乐工都哭泣不止。王维闻知此事，悲不自胜，暗暗作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幸亏这首诗，肃宗返京后，凡做伪官者都被定了罪，只有王维因为这首诗而幸免了。
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是决定性的。面对无道政治、混乱社会，王维选择了亦官亦隐，身不退职，心向佛境的心隐之路。
王维是禅宗的忠实信徒，开始修习北宗，后来转向南宗。他的隐逸思想几与慧能的《坛经》之旨无二致。
他认为“有无”“色空”皆幻，因此，至人要超越有无，达到“了我”“无我”的境界。这样，即使混迹于尘世之中，即使官服加身，身处险恶，也无哀乐于心。这正是他追求的至人境界。
这种“了我”“无我”的境界，既是人生体验的最高境界，也是隐逸的最高境界。何况这又是在“位不离朝”“身不离职”的情境下达到的呢？这种隐逸无逃名之嫌，也洗去了“非汤武而薄周孔”之烈，处于一种超然于物外的无隐之隐的至高境界。
所以，他在《与魏居士书》中，讥讽许由洗耳“尚不能至于旷士，岂入道者之门与”；不满嵇康“顿缨狂顾，逾思长林而忆丰草”，说他是“异见起而正性隐，色事碍而慧用微”；连陶潜的“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也被他讥讽为“人我攻中，忘大守小”。毫无疑问，他是用禅的眼光评价其前的隐者，是以无隐而隐的最高境界自居。
（第四节）酒隐
说到酒，就不能不提起李白。酒人盛唐，首先浇开了浪漫的青春之花，成为其时代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李白。盛唐之盛，固然有锦天绣地、满目俊才，却也少不了诗情勃兴、酒气纵横。现代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中写道：“酒人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李白是抽象的，李白与诗、李白与酒、李白与青春才是生动的，由此而构成的盛唐的象征、民族活力的象征，是值得永久留恋和怀念的。但李白之后酒便与愁结缘了。
“借酒浇愁愁更愁”，此愁非彼愁，酒人愁肠，也就成了文人墨客向往的境界。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里、烟波江上，唯酒与愁才堪与此情此景相配。李白的青春浪漫过后，传统文化的浪漫激情，也随着盛唐之世一去不复返了。
在宋代的酒隐模式鼎盛之前，酒不仅未能有效地消解悲剧意识，反而真是酒入愁肠愁更愁了。时代精神虽然变得柔弱，但内心世界却变得更为细密精致。感于这一时代风气，苏轼提出了酒隐。苏轼的酒隐赋予了酒一种与“醉生梦死”相反的价值。在那里，酒把虚幻与现实的鸿沟弥合起来，搭起了一座让人自由出入于精神与现实的桥梁。这座桥梁不是把人引向泥潭，而是把人超生到了理想的云端。
但是，在苏轼以前，从魏晋六朝起，酒隐的故事就已经开始流传了。
1.阮藉：眸酒保身
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风流文采冠绝一时，官做得也不低。可是阮籍3岁的时候，阮瑀就死了。因此，父亲并没有在政治上给儿子什么帮助。
史书记载阮籍“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经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曰忘归。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他做过司马氏的步兵校尉，但实际上又跟司马氏集团有相当大的矛盾。乱世之中，他常以醉酒保身，司马昭想与他联姻时，他竟会大醉60日加以拒绝。
阮籍嗜烈酒、善弹琴喝酒弹琴时往往长啸，得意时忽忘形骸，甚至即刻睡去，实可谓“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其痴狂之态，可见一斑。
相传琴曲《酒狂》是阮籍感怀之作，全曲以三拍节奏、大跳音程、轻重拍颠倒的韵律，淋滴尽致地刻画了醉意朦胧、步履蹒跚的形象。阮籍一向蔑视礼教，好酒，醉后便睡在卖酒的美妇身旁，因其行为怪异，美妇的丈夫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轨之意。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按照礼数，男女有别，他不得去送行，可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一些道学家对此指指点点，阮籍满不在乎地说：“孔盂礼教，与我何干？”还有一次，他听说隔壁有一未嫁之女因病夭折，竟也不顾世人议论，跑到灵前大哭一场，尽哀而还。
一天，阮籍和友人在下棋，忽然有人来报其母去世。友人知其事母至孝，力劝他速速回家，阮籍则坚持下完棋，然后饮酒三斗，放声大哭并吐血。母亲去世，他并不特别安排丧事，友人裴楷前来吊唁，只见阮籍醉卧在地，裴楷依礼教跪地哭悼，哭完就走，也不在乎阮籍对他的不理踩。
阮籍常用白眼对付礼俗之辈，用青眼接待知音。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吊唁，阮籍翻着白眼，致使嵇喜不快而去。嵇康知道后，由于了解阮籍的性情，就干脆提着酒坛携着琴去看他阮籍果然高兴。阮籍在服丧期间，依然无视礼法，我行我素，参加司马文王的宴会，喝酒作乐。但他这些无视礼教的行为，在当时却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同。
据《世说新语·栖逸》记载：阮籍的啸声可以传几百步远。一次，阮籍去拜访苏门山中的一位真人孙登，孙登也是一个隐士。他对着真人谈天说地，激扬文字，可真人却似听而不闻，一声不响，连眼珠子都不动一下。阮籍无奈，就干脆对着真人长啸起来，这下真人开了尊口：“请再来一次。”阮籍再次长啸，然后就下山了。到了半山腰，山谷中忽然回荡起优美的陈声，阮籍抬头望去，原来是真人在长啸不已，幽妙和谐。受到真人晡声的感染，阮籍写出了着名的《大人先生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