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着名的《养生论》中，他就说明了自己所要追求的那种返归自然、泯灭自我的人生境界。《养生论》虽然是讲养生、讲长寿，但他却不讲炼丹、吃药的具体方法，而是讲哲学，讲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意在寻求一种人与外物的不受束缚、任性自由的关系。如果要做到万事不扰于心是非不存于心，心无所累，任性自然，则需要化解两大障碍，那就是名教和功利。对人精神束缚最多的莫过于名教。而所谓名教，其实是一种庸俗化、片面化、教条化甚至是被断章取义的儒教。汤武周孔，名为楷模，事实上成为规矩人行为的绳墨；仁义礼教，也都变成束缚人精神的幽灵。如果依从于这些前人既定的东西，人就好比网中之鸟，振飞则触，动辄得咎，就好像带着桎梏的囚徒，哪里有什么自由可谈！
于是，嵇康第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越名教而任自然。”意思是只有超越名教的束缚，才能达到内心的自然；有了内心的自然，“气静神虚”，行为上才会任性而为，才会在逍遥中达到自足。
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於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责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使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
——嵇康《养生论》
怎么才能超越名教的束缚呢？嵇康在《养生论》中的回答十分精当：“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人的心里一旦装满是非、善恶的观念，便常常会受到各种困扰，也就没有了片刻的安宁。摆脱是非，其实就是不以儒家的是非为是非，就是要废弃传统的善恶观念、伦理观念。这样，嵇康便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思想：非汤武而薄周孔。
这个口号实在是“胆大妄为”之极，可以说这个说法直接奠定了魏晋六朝知识者思潮的主调：摒弃儒墨，心向老庄，不拘礼教，任性放诞，同时也给当权者留下口实，为其悲惨的命运埋下伏笔。嵇康不但是反礼教的隐士，而且是这种隐士理论的鼓吹者。这样一个具有破坏性、号召性的理论，虽然是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出来的，但该文中并没有作具体的阐发，倒是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里，对孔子的非难很多：
或修身于明污，显智以静愚，借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又勤诲善诱，聚徒三十，口勘谈议，身疲磬折，形若求孺子，视若营四海，神驰于厉害之端，心惊于荣辱之途，俯仰之间，已再抚宇宙之外者。若此之于内视反听，爱气啬精；遗世坐忘，以宝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
——嵇康《洛难养生论》
嵇康说孔子是个名利之徒，这和庄子当年对孔子的鄙视、盗跖对孔子的奚落一脉相承，其态度语调、词锋锐气何其相似。嵇康的胆识气魄实在不一般，不亚于庄周及其后学。在春秋战国时代，在那时所谓的百家争鸣中，孔子不过就是一个孔子，儒家也只是百家之一家，大家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相互争论，彼此攻击，这都是家常便饭，要不怎么叫百家争鸣呢？但是嵇康的时代就不一样了，从汉武以下儒学独尊已经几百年，为此皓首穷经、消磨生命的文人一代接一代，儒学经典的注、疏、传、正义之类的文本浩如烟海，儒学已经成了不是宗教的宗教，孔子也已经成为万世尊奉的大圣人。
虽然说正始前后，崇尚谈玄论道的风气确实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社会思潮，然而魏明帝是个儒学迷，他即位不久，就下诏说明“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要求选拔有真学问的大儒宣扬儒教。司马氏也以孝治天下。统治者并没有也不会放弃儒教，儒学的强势是与当权者的政治需要紧密相连的。而这个时候，嵇康偏偏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不管一切善恶是非，鼓动士大夫与皇权离心，这对统治者来说，犹如芒刺在背，不拔除之如何安心。至于“六经未必其为太阳”，“何求于流经《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公然主张不要“六经”统治者就更不能容忍了。一半的文人仕子都不会贸然捅这个马蜂窝的，而嵇康确有撩虎须、拔虎牙的胆魄。
不过，既然“矜尚不存乎心”，利害也就无动于衷，哪里还晓得什么是恐惧害怕？这又是一种高境界的修为，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这种境界，听起来并不陌生，其实和庄子《齐物论》中所表达的物我一体、与道为一的境界是一样的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然而嵇康的“矜尚不存乎心”，又不是庄子那样纯粹的精神哲学，也就是说并不是缥渺虚无、不具有可操作性的。他的这种“矜尚不存乎心”的观念，主要还是说在世俗生活中，如何超越功利，超越名教，自足怀抱，优游自在。所以，才有了他跑到山阳去隐居，人深山采药，逍遥于林泽之中，“观鱼鸟，心甚乐之”，“会其意，忽焉忘反《晋书嵇康传》。平时或者“教养子孙”，或者和亲朋好友畅叙阔别情思，拉家常，或者一个人独坐庭院，一张琴，一壶酒，自得其乐。嵇康的这种生活要求和思想境界，其实是散发着浓郁的人情味的，不像庄子的学说，遥不可及。也正因为如此，嵇康可以超越名教，超越功利，但不能超越对是非、善恶的分辨。他的刚烈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如此。
嵇康外表看来“喜怒不寄于颜”，好朋友王戎也曾不无夸张地说，他和嵇康在山阳隐居20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但这不过是一种玄学修养，一种与人交往时的自我克制，不能说明嵇康本人真实的性格。
嵇康一直处在矛盾的心态中。这个矛盾，也就是他和整个世俗社会的矛盾。他觉得在污浊的俗世中，只有自己是高洁脱俗、纤尘不染之人，于是可以傲视世俗，愤激名教。这种心态正好与他疾恶如仇的性格完全一致。他说自己“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于是极为愤慨好朋友吕巽先迷奸弟媳而又诬弟弟不孝的恶德败行，遂与之绝交，写有《与吕长悌绝交书》。他痛恨山涛推荐他当官，认为山涛作为朋友尚不了解他的天性，而做出让自己为难的事情，又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山涛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和嵇康自然是好朋友，而且他对阮籍和嵇康都有一种由衷的钦敬。山涛可能和阮籍年岁差不多，但要比嵇康大不少。在他们刚认识不久的时候，山涛曾经邀请阮籍和嵇康到他家喝酒，一喝就是整整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阮籍和嵇康走后，他就到里屋去，请他老婆评价一下这两个新朋友如何。原来，他事先安排好了让老婆在帘后偷窥，也许他老婆是很有眼光的吧。结果，他老婆对这两个人的评价非同一般地高而且认为山涛一辈子也不可能超越他们，并说这是天分，不可强求；又说这两个人之所以能和山涛你这样资质一般的人结交，不过是因为你有良好的人品，不会干出什么坏事来对不起朋友。他老婆最后还嘱咐山涛，一定要珍惜这两个朋友。嵇康要比山涛小许多岁，长得又不是一般的帅，山涛的老婆在帘子后面看着，若不给稲康这样的人说几句好话，大概她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
山涛是真心真意结交嵇康这样的朋友的，而且很珍惜也很照顾嵇康，大约他觉得举荐嵇康出来做官，一定是对朋友最大的帮助，没想到这一下子就激怒了嵇康，本想加倍珍惜朋友的好心，却被人家一封绝交信给打发了。山涛的后半生一定是很郁闷很郁闷的。
“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尝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认为山涛还根本不了解他，不能体会他的高尚节操，所以会干出自己升迁强拉播康来补缺这种事情来。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同上）嵇康对山涛说，我们俩性格不同，你山涛触类旁通，样样精通，人缘儿又好，会为人处事；而我性格就不如你，太过直率，不够灵活，直性子窄心眼儿，一般人都接受不了我。你能看得起我，那是咱哥俩的缘分，我们不过是偶然成为朋友罢了。“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人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始终，真相知也。”（同上）说人和人之间交往，贵在相互了解天性，互相关照。当年大禹没有逼迫子高继续为自己效力，就是为成全他的晚节；孔子不找学生子夏借伞，也是知道他太抠门儿而不揭他的短；诸葛孔明不逼迫徐庶丢下老娘跟他人川；华饮不强求管宁接替职务，都是所谓的能始终如一关照，才是真正的知心啊！像你山涛这样强人所难，怎么能称是真正相知的朋友呢？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期，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匕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免、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换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陡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功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驾。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飧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与山巨源绝交书》
你我志向如此不同，我喜欢老庄，随着年岁的增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而你很有孔子后学之风，“兼爱，不羞执鞭”，“安乎其位，岂可夺之”！君子“循性而动，各附所安”，岂可强为！“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共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如果急忙中非要我和你一同去做官，为的是能一起共事，一起欢聚，真是这样逼迫我的话，我一定会疯的。你我没什么深仇大恨，何至于此呢？
山涛徒有一腔爱友之心，却不了解嵇康性爱山林的天性。两个人理想上的追求分歧太大了：一个要积极人世，干一番事业；一个厌恶官场，要归隐石泉。若说山涛故意为难嵇康，或者说是故意和嵇康结梁子、树仇恨，则就言之太过了。他实在是因为敬重嵇康“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的刚直性格，才荐举他人选吏部的。而在曹魏与司马氏两虎相争的非常时期，山涛也许更靠近司马氏，他若将作为曹氏皇亲的嵇康拉进来，实在是太侮辱嵇康清高的人格了。与山涛绝交，说到底，还是由于他那以己为高、以世俗为污浊的心态，以及刚直峻急的性格作祟的结果。
嵇康这种处事方法，他的心态和性格，和他相处一段时间的人都大体能了解，也都体谅他、宽容他。他曾和据说后来成为神仙的一个道士名叫孙登的，在山林里修炼相处，一待就是3年。他想知道孙登心里想的事情，孙登始终不说话，“沉默自守，无所言说《晋书孙登传》孙登修养极深，阮籍以前也曾拜访过他，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是比赛长晡，看谁啸得更清越。然而和嵇康在一起3年不说话，一定有他的苦心。他知道嵇康性情外扬，或者是想现身说法，改变一下嵇康的性格也说不准。嵇康临走之前，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孙登便开口说了：“你性情如此刚烈而又这么有才华，如果不加以收敛的话，不久之后，灾祸恐怕是躲不过去了。”
其实，嵇康何尝不知道自己性情刚烈的坏处呢？他也曾试图矫正，以阮籍“口不论人之过”为榜样，修身养性。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驰之阕；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蛑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真是太有自知之明了。他深知自己不适合为官，但是即使不为官，处在他那种地位，想要跳出祸患也很难了。到最后，他那暴脾气还是一点没有改，终于大祸临头。
嵇康被杀，应该说最初和吕安一案有关。《晋书-嵇康传》载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但其被杀，却缘于钟会的构陷。
当初，嵇康和向秀在大树下打铁，好赚点钱养活自己。当时有个名士叫钟会的，是个贵公子，“精练有才辩”，知道嵇康的名气很大，就去拜访他。嵇康见有人来，并不为礼，还是照旧打自己的铁。钟会在树下看他们打了一会铁，见没人理他，悻悻然要走。嵇康突然斜着眼睛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就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因此非常嫉恨嵇康。后来，钟会对司马昭说嵇康是个卧龙，不可起。您可以无忧天下，但不能够不对嵇康有所顾虑。”他又诬陷嵇康帮助毋丘俭反对司马昭。“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政，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晋书嵇康传》钟会说播康是和齐国的华士、鲁国的少正卯一类的人物。华士不听召唤，不听世俗管辖，姜太公所以除之；少正卯害时乱政，孔子所以杀之。嵇康、吕安都言论放荡，必须除掉他们以淳风俗。
《魏志·钟会传》说：“(会)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时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据此所言，嵇康之被杀，罪魁祸首就是钟会。钟会为报睚眦之怨，借吕安一案，乘机陷害嵇康。这似乎已成为定案，多少年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但是，如果仅仅把嵇康被杀归咎于钟会的陷害，似乎很难自圆其说。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先从吕安一案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