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1941年，冀太联办公布了《军事支差条令》，报纸于同日发表《论支差》的社论，一方面说明军事支差是人民对国家、对抗战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指出由于过去办法既不统一，制度又无明文，以致随便支差，胡乱动员民力，那时，每人每月平均支差为7天，多的到半个月。这就是说，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用在战争动员上负担苦重。有的群众团体、公营企业也向政府要差，像商品转运、运煤驮炭，不应要人民负担的也要索差。这些无政府的动员必须纠正，要爱惜民力。新的《军事支差条令》，吸收了3年在支差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对于动员差役有了严格规定，大家要拥护这个条令，切实保证这个条令的实行。
冀太联办陆续颁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劳动保护暂行条例》、《征收救国公粮暂行办法》、《土地使用条例》、《抵制仇货条例》、《人民武装自卫队暂行条例》，以及有关锄奸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军事政策、对敌占区政策的法令和条例。报纸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针对具体工作，阐述了为了抗日的需要，都必须调节各阶层利益，反对过“左”或右的倾向。为此，报纸于8月23日发表社论《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右倾错误》。12月29日，刊登了《巩固与扩大农村统一战线》的文章。9月21日，发表社论《论经济建设中的两种倾向》，及时提出并解决在执行政策中的问题，推动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为了纠正那种比较普遍的轻视政府法令的观念，报纸请陆定一同志写的《走向胜利之路》的文章中，专门论述了党的方针和政策与政府法令的一致性。他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方针，在各个具体问题上，就具体化而成为各种政策。如，政权工作的政策，军事工作的政策，财政经济的政策，文化教育的政策等。这些政策又具体化为政府的各种法令。口头上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够的，必须实际上执行正确政策，研究和遵守政府的各种法令，才是真正忠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谁把政府法令当成具文、当成儿戏，谁就损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损害了抗日根据地。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的优劣，而决定于政策。华北的抗日政权是中国政权最进步最民主的一部分。在这种政权之下，作为一个公民是无上的光荣。遵守这个政权的法令也是一种无上的光荣。不遵守政府法令，破坏革命秩序，乃是一种犯罪行为，对抗战只有害处，毫无利益。”
冀太联办成立以后，领导全区迅速开展了各方面的建设工作，统一了全区基本政策与法令，整顿了财政和税收，实行了统收统支，整理了杂钞，扩大了冀钞流通范围，实行了财政征收80%的负担户，个人负担最高额不超过全年收入的30%；推行了“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适当改善了农民、工人的生活，在争取自给自足的方针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各种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提倡家庭小手工业、纺织业，奖励发展生产合作社，组织了全区工农业生产展览会，根据地内实行免税自由贸易，太行、太岳两区集市增加一倍，繁荣了市场，对外实行贸易统制，有计划地出口各种山货，限制奢侈品的进口，整顿和发展了学校，强调建立正规教育制度，提高教师待遇，普遍开展扫盲运动，办夜校，办冬学，办民革室，认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抚恤荣誉军人，救济灾民难民。在改革上，注意调节各阶级的利益，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报纸都发表社论加以推动。如，《拥护冀钞，统一太冀区货币》、《对敌开展激烈的货币战》、《加强对敌贸易战》、《提高农业生产》、《消灭生荒》、《检查春耕》、《适时号召武装保卫春耕、夏收、秋收》、《发展家庭手工业》、《创立正规的学校教育制度》、《改进社会教育》、《怎样实施抗战教育》、《开展冬学运动》等。
1941年1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强调提出，要在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他说，没有正确的政策，一切都是空的，有了正确的政策，我们才能胜利。为了提高干部政策的水平，统一思想，报纸加强了理论宣传和关于政策的研究，结合实际，宣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划清新的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界限。除了社论以外，约请领导同志写文章，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和理论工作者写论文。如《论社会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三民主义》、《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两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论“三三制”政权的理论与实践》、《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个基本任务》、《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抗战三年来的敌后民主政治》、《我们要建立巩固的纪律与秩序》、《开展生产运动，完成晋冀豫建政任务》、《进一步认识村选的重要性》、《华北抗日财政经济的发展方向》、《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略论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论敌后抗日政权的贸易政策》、《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经济问题》、《关于劳力互相组织几个问题的商讨》、《冀太区经济建设的过去与将来》、《加紧进行合理负担，走上统一所得累进税》、《三年来敌我的货币战》、《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怎样拥护冀钞，打击伪钞》、《太行生产合作总社是干什么的》、《目前对敌经济斗争的严重形势与迫切任务》、《三年来的华北文化教育》、《论敌占区工作》等。这些文章，把理论与华北和晋冀豫工作的实际联系起来，提倡研究政策、学习理论，进行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
四、在惊涛骇浪中坚持既定的正确政策
当反共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以后，为了巩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更有力地争取时局好转，报纸在宣传上强调了坚持贯彻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1941年2月1日、2月15日，报上刊出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和我们报纸的社论《在惊涛骇浪中，坚持既定的正确方针》。两篇社论都提出，在内战投降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更为重大。要求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者，一方面需要不屈不挠地反对敌寇的“扫荡”与投降分子的破坏，另一方面必须精致细密地实行各方面的政策。社论严肃地提醒同志们“绝对粗心大意不得”。为什么呢？由于当时敌后斗争环境的艰苦和日寇挑拨活动的加紧。为了继续遵循着抗战建国纲领与三民主义政纲的政治方针，必须注意三点：一是时时刻刻注意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确切照顾统一战线内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所以在顾及人民大众的条件下，必须使地主资本家能够有一定的利益与地位，打击日寇引诱地主、资本家的阴谋，以巩固敌后的团结抗战；二是必须更广泛地深入地推行民主，坚决执行政权组织的“三三制”，三是抗战建国是长期的斗争，所以抗日根据地的一切工作，必须能从长期坚持的观点出发，在各种政策问题上更加需要细致周密、小心谨慎。右倾的悲观失望和“左”倾的气愤冲动都是对革命和抗日不利的。我们紧急的任务是在于绝对地坚定地坚持既定的正确方针，冲破任何惊涛骇浪，冲破任何黑暗反动的局面，战胜日寇、亲日派和反共顽固派。
2月15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领导同志李雪峰，在报上发表的《目前时局与晋冀豫人民》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今天晋冀豫及华北的坚持抗战，对于推动与争取全国局面的好转有很大意义，对全国人民及整个民族负有更光荣的任务。我们主张，坚决执行过去既定的各种政策，更努力地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建设强大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民兵、游击队等坚强的地方武装，保卫人民利益，保卫根据地。晋冀豫人民应该站在华北人民斗争的前头，为坚持抗战、挽救时局而斗争，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反对敌人“扫荡”及亲日派的阴谋夹击而斗争。
这些社论和文章，是针对当时极端严重和尖锐的斗争形势，针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实际，报纸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及时为干部和群众指出了方向。在关键时刻，在反共顽固派把祖国推到内战边缘、亲痛仇快的时刻，我们的党和人民越要冷静，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坚决执行各项正确的政策，才有可能真正团结最大多数的各阶层人民，争取时局的好转。对于华北敌后根据地来说，工作要做到实处，就是巩固和建设根据地，壮大自己的力量，这就必须防止和克服悲观失望和气愤冲动的情绪。
五、建设强大的地方武装
在“百团大战”过程中和在反“扫荡”实战的过程中，晋冀豫区群众武装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取得支援八路军作战和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的重大成果。群众武装成为保卫和巩固晋冀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支不可摧毁的力量。
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与胜利的期待》一文中说：“在一年内，依靠党政军民一致努力的结果，我们正规军、游击队有了显着的发展，特别是经过5月整编之后，正规化的程度提高了。在全年交通战中证明了群众工作有了相当的进步。冀南民众（自卫队、青抗先）参加破击交通战争的总计起来，当以百万。假如没有这种广泛的群众的交通战，那现在的情况之严重是不难想象的。太行区的广大民众参加‘百团大战’，参加平汉、白晋等铁路、公路的破击，参加反‘扫荡’，担负起各种帮助抗日军队的参战任务，都是非常热烈、卓着成绩的。”
在“百团大战”前后，报纸充分反映了党政军民进行了极其严密的空前规模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在统一部署下，各主要临近前线的战区，成立了各级战争动员委员会，县设支队部，区设大队部，村设中队部。所有参加游击队、自卫队、青抗先、民兵和支援前线群众，分编为破坏分队、运输分队、担架分队、向导分队和通讯组，建立了通讯网、转运线。准备干粮熟食、军需粮秣。8月20日，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群众齐出动，各有专职，担负起了繁重紧张的支前任务。仅在“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直接参加正太战役第一线的群众多就有7万余人。
刘伯承将军盛赞群众参战的丰功伟绩，他说：“民众参战破路的情绪异常高亢。他们勇敢助战的精神令人感动得落泪。寿阳有3个自卫队员，第一个队员牺牲了，第二个勇敢地爬上去；第二个牺牲了，第三个勇敢地又爬上去，终于把伤员救护下来。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太婆在敌人‘扫荡’时，一直背了7个伤员上山隐蔽。在动员参战的时候，有的民众没有干粮，只背了几个南瓜便前来了。在前线上和军队一样，有时空着肚皮担负艰巨的工作。”
敌寇大“扫荡”中，诡计多端，疯狂摧毁我根据地。大烧大杀。仅在10月“扫荡”中，晋中区被屠杀我同胞达1680人，烧房1.4万多间，抢走粮食106万石。血的教训教育了群众。报纸于11月21日，发表社论《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提出“为了应付今后更加残酷的战争，必须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我们的根据地，保卫广大群众的生命和安全”。冀太联办和太行纵队司令部于11月，联合发布民兵工作三个月突击计划，号召群众参加自卫队、民兵、青抗先，保卫太行山根据地，保卫家乡。青救总会于1941年1月21日到27日，举行首次扩大会议，号召建立强大的青年支队。1940年12月1日、1941年2月5日，报纸先后发表社论《加强青抗先》、《预祝太行青年支队的成长》，论述了青抗先的壮大与发展是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条件之一。号召精壮青年踊跃参加青抗先。报上连续报道了“百团大战”中青抗先参战的英勇事迹。如武乡的3个青抗先队员，10月13日，潜入白晋路南沟车站，引火点燃一座油库，引起大爆炸，烧毁4000桶汽油、车站房屋40间、车厢40节、机车8辆、载重汽车3辆。“百团大战”中，太行青抗先有6700多人参战，作战702次，涌现出神枪手刘二堂。刘二堂与敌人周旋于山冈田野，曾创造了一枪消灭一个敌人的范例。
为了加强对群众武装的领导，报纸于1940年12月17日、1940年3月1日，发表《论军区工作》、《坚持华北抗战，加强军区工作》两篇社论，阐述了军区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为着应付今后更加残酷的战争，应付国内时局投降妥协的危险，要求各个抗日根据地在任何困难危险的局面下，坚持华北抗战，坚持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且能够随时配合正规军队作战。军区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军区的建设上，领导县、区、村各级群众武装，有计划地巩固这些组织，要对群众武装要加紧教育、训练和改善装备，不断提高其战斗力和政治素质、军事素质、纪律修养，才能进一步发展群众武装，成为正规军有力的助手，才能使军区真正成为积蓄武力、使用武力的军事组织，真正成为野战军的兵源补充和整顿工作的依托。军区要着手协同地方党政机关，组建专区的独立团、县的独立营，配合广大群众武装，组成游击集团。1941年4月25日，一二九师师部发出强化游击集团的命令，具体部署了主力军配合地方党政军民开展游击集团的攻势，开展交通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开展对敌伪军的工作。
1941年6月18日，太行军区和各军分区分别举行了民兵大检阅。报纸做了详尽的宣传，在军区民兵检阅大会上，罗瑞卿主任号召加强民兵力量，叫敌人来了坐不稳，立不安，让敌人死在成千上万的“刘二堂”枪口之下，不敢走进我们的根据地。八路军要帮助民兵培养干部，提高技术，解决武器困难。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李雪峰同志号召全区共产党员积极参加民兵，广泛开展学习刘二堂运动，学习刘二堂，一枪打一个敌人，三三五五，到处打击敌人，还要学习刘二堂“保护群众，保护村子，一个人也敢跟敌人拼”的大无畏精神。
1940年冬到1941年春，全区发动了参军运动。报纸于1940年12月7日、1941年1月13日、2月5日三论参军运动，反复深入地动员参军，报道了全区参军运动的热潮，好男儿争当八路军。
9月15日，报纸发表题为《建设地方武装》的社论，指出，我们不仅要加强正规军，而且要发展和繁殖地方武装，建设强大的地方武装。如果没有无数支地方武装和广泛的游击战争，正规军便会形成“裸体跳舞”。建设地方武装，要成为根据地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地方武装要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平时积极打击敌人、保护群众、保卫生产并掩护地方干部开展工作，敌人来了，配合正规军作战，成为正规军有力助手并掩护群众在战争中做有计划的撤退和转移。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能坚持当地的游击战。在全区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太行军区群众武装有了很大发展，有武装的民兵达1.3万多人，各个军分区都有了一个正规团，组成了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
（第三节）制止第二次投降妥协的严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