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局势的变化则是投降妥协危机迅速发展。7月18日，英日签订协定，封锁滇缅路，切断我西南国际道路。英方公开声称，协助日本于10月18日以前，在3个月以内与“中国”建立全面和平，英国准备出面调停。英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准备牺牲中国，制造“东方慕尼黑”。英国的压力，加剧了我国投降妥协的危机。报纸于7月21日，发表社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无耻行为》，痛斥了英国出卖中国、保全自身利益而对日屈服的可耻行为，严正表示，中国广大军民绝不会屈服，也绝不允许任何人进行“和平”即投降的阴谋。
7月间，日寇法西斯势力抬头，近卫再度组阁，急谋早日解决“中国事变”，以使拔出泥脚，配合德意实行南进。近卫曾发表谈话：“日本建立‘南京政府’及讨灭蒋政权，是处理‘中国事件’之先决条件，现在解决‘中国事件’多应以武力为主……此次缔结德意日军事同盟亦在于解决‘中国事件’”。为此，日寇发动进犯宜昌、沙市的战役，疯狂轰炸重庆，调动重兵，准备进攻昆明、西安、重庆，大西北告急。而暗藏在抗战阵营内的亲日派头子何应钦，遵奉日本主子的命令，起而内应。报上揭露了亲日派大肆散布的种种谬论。那时，“谋求光荣的和平”、“日本条件并不苛刻”、“日本不可怕，共产党才可怕”、“日本会自动撤兵，与中国共同反共”、“日本将归还中国产业”、“对日和平，可能安定民生”等谬论流毒大后方，“和平”的传说纷纭，局势岌岌可危。在这个危急关头，华北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一举切断华北敌寇的交通干线，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打破了日寇向大西北、大西南的进攻计划。全民抗战危局化险为夷。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了军事同盟，激化了日、美、英的矛盾，英美为利用中国对付日本，重新开放了滇缅路，给中国一笔贷款，对日禁运废钢铁，限制汽油输出。于是，亲英美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以为有了美国这个靠山，日本又为南进，无力再进攻我国。这样，被乐观的估计冲昏了头脑，国内团结就不必要了，老百姓更可以踢开了，亲苏的政策已没有用处，可以放手施行反共的分裂政策、反进步的高压政策、反苏的外交政策了。社论并且预见到“这一危险的发展正是促进和帮助了日寇新进攻的危险”。
四、“皖南事变”亲痛仇快
亲日派何应钦，正是利用蒋介石对形势的这种错误估计，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9日，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新四军叶挺、项英正副军长，限令大江南北新四军和八路军集中到黄河以北，在电文中对新四军、八路军进行了颠倒是非的责难。这个电报当时并未公开，是亲日派玩弄的一个反共投降的大阴谋。怎样才能揭破这个大阴谋呢？
报上于10月30日披露一则战讯，10月29日，敌军突然从广西腹地总退却，先退出南宁，又退出龙州。
11月4日，报纸在反“扫荡”中出版的《战时电讯》上刊登了新华社上海塔斯社的电讯。10月24日，德、意、法驻重庆大使建议中国政府与日本缔结和约。同时，中国驻美大使接到美国政府通知说：“鉴于中国政府议和之计划，将取消贷款原议。”反“扫荡”结束、报纸复刊以后，于11月17日，以《国内版》的头条位置，在《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大题下，重新刊登了这则电讯。同一版上发表了《敌放弃南宁、龙州，加紧诱降，有继续撤兵模样》。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月（10月上旬至11月上旬）以来，国内各战线上的变化极为剧烈而离奇。敌寇首先于10月初开始其所谓“十月攻势”，向我浙皖赣一带猛烈进犯。中旬以后，战况逐趋沉寂，乃至10月底，敌寇为加紧其诱降阴谋，引诱中国投降并唆使亲日派策动内战与投降，突将桂南之敌全部撤退，放弃南宁、龙州。而在其他正面战场亦到处放火，做退却模样。
在掌握了这些敌寇诱降和重庆当局秘密对日进行“秘谈”的确凿材料之后，报纸于11月17日，刊登了延安《新中华报》的社论《全国起来制止当前的严重危机》。这篇社论发表在公布11月8日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和叶挺、项英正副军长给何应钦、白崇禧的复电之前，正是为使全国人民对于亲日派挑动内战、实行投降的阴谋及时有所认识的大好时机。社论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弥漫全国的反共高潮和严重的内战危机，指出这一危机产生的背景。日寇在德、日、意三国同盟之后，为实行南进，从中国拔出泥脚，一方面加紧自己诱降阴谋，另一方面唆使德意进行劝和活动，以求得在奴役中国的条件下结束所谓“中国事件”。我国亲日派阴谋分子在日寇指使下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按：当时这种提法，区别了亲英美的大资产阶级同亲日派，也给蒋介石留有余地）发动反共内战，以便造成不能继续抗战的局面，迫使“中国当局”实行投降。社论向全国人民指出了日寇与亲日派企图用挑拨中国内战的方法，达到迫使中国投降的目的，其心至险，其计至毒。社论警告蒋介石说，不但“剿共”必然会闹到投降，并且必使抗日统帅身败名裂，闹到亡国亡党，则不仅自己追悔莫及，而且将使人爱莫能助。社论诚挚地表示，我们今日所努力企求的只是不投降，不分裂，不内战，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我们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郑重宣称我们爱护蒋委员长，爱护国民党。而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全国同胞一样，对于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及其卖国殃民的阴谋是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揭露他们的任何鬼蜮伎俩，坚决抵抗他们的任何政治军事的进攻，彻底打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完全地把他们驱逐出中华同胞的范围以外。社论最后指出，只要全国同胞紧急动员起来，进行坚决的适当的斗争，制止投降与制止内战的危险，还是可能的，还来得及。任何严重的危险，终是能克服的，任何黑暗的局面，终于能战胜的。
11月19日，报上发表了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和叶挺、项英正副军长11月8日给何应钦、白崇禧的复电。电文中深刻地揭露了敌寇和亲日派阴谋分子挑拨内战的阴谋，痛切地说明了八路军、新四军目前的处境，言词恳切，读后使人为之泪下。为了委曲求全，顾全大局，在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大计等六个方面，既表示了我方为谋求维护团结、避免内战做出的退让；又针锋相对地委婉地驳斥了对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的攻击和污蔑，要求清查“摩擦事件”，分清责任，依法处理，要求江南部队缓限北撤，江北部队免调；要求扩充八路军、新四军编制，给予子弹、医药的补充；要求公开承认陕甘宁边区，制止对边区的封锁，要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对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提出“改良政治，肃清贪污，调整民生，俾抗战重心，置于自力更生基础之上”。这一复电恳切陈词，合情合理，发表之后，深得人心，影响深远，动员了群众，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派，打击了亲日派。
为了深入揭露亲日派的阴谋诡计，揭露顽固派反共、投降妥协的倾向，指出时局面临投降内战的严重危险，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挽救时局。报纸连续发表了下面的重要文章：
11月22日，彭德怀同志的《论目前时局空前严重的危机》；25日，报社总编辑何云的《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空前严重的新危机》；27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目前时局的严重危机》；29日，我们报纸社论《拥护朱彭叶项四将军8日联电挽救时局严重危机》和任弼时同志的《中国青年与目前时局》；12月1日，我们报纸的社论《苏联的胜利发展与我国抗战》。
报上及时报道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新四军将领和大江南北广大群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了制止内战投降危机的强大群众运动。各地绅士也采取多种形式，热烈响应朱、彭、叶、项复电，坚持抗战，团结到底，要求清除汉奸国贼亲日派。美洲10万洪门同胞通电全国，吁请国共巩固团结，要求坚持抗战，实现民主政治，直陈祖国近来政局有违侨胞热望。这个电报发出了千百万热爱祖国侨胞的心声。
就在这个时局严重的时刻，日寇又从政治上施加新的压力。1940年11月30日，日本同汪逆伪中央政府签订“日汪条约”，给汪逆加上“国府主席”的头衔，并宣布承认汪逆的“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报纸于12月9日发表社论《反对汪逆卖国条约》；21日，刊登延安《新中华报》社论《反对日汪伪约，开展反汪运动》；13日，报上发表《一致起来，反对汪逆伪约，开展反对投降分裂的运动》的专论，揭露了“日汪条约”表明日本所要的“和平”就是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切方面被沦为日本永久的、完全的奴隶国。“日汪条约”揭穿了亲日派所散布的所谓的“光荣的和平”、“日本条件并不苛刻”的实质。但是，反共顽固派虽然在口头上也声讨汪精卫，实际上却仍然顺从亲日派阴险地准备内战、投降。“日汪条约”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奴役在形式上通过汪逆伪“国民政府”，取得了“合法地位”和“条约保障”。这是一切帝国主义利用傀儡组织的惯伎。为着坚决反对日寇与汉奸汪精卫灭亡中国的毒计和坚决粉碎“日汪伪约”，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实行肃清隐藏的汪派汉奸以及亲日派和阴谋家；允许人民进行反对投降广大群众运动；必须坚决反对反共者，巩固抗日的民族团结，实行朱、彭、叶、项复电中的全部要求。我们诚恳地希望，那些愿意抗日反汪但尚抱有反共成见与落后成见的人士，勇敢地抛弃反共成见与落后成见，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方针和路线，以团结进步来粉碎“日汪条约”，求得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
“日汪伪约”的签订，遭到全国军民的一致声讨，进一步展开了“讨汪和清除暗藏汪精卫，要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制止内战”的群众运动。
1941年1月6日，爆发了“皖南事变”。国民党中央军7万，包围我遵命北移的新四军1万余人。新四军奋起自卫，血战7昼夜，弹尽粮绝，7000多人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以下千余人被捕。消息传出，中外震惊。1月7日，反共顽固派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名义，发布诬陷新四军“叛变”、解散新四军的反动命令。1月27日，蒋介石发表为消灭我新四军和为1月17日反动命令辩护的演讲。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展到顶点。
五、我党反击完全孤立了顽固派
“皖南事变”使中国抗战到了行将被毁于一旦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付出了重大牺牲，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第二次合作行将遭到破坏，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挽救时局危机，对反共顽固派发起了强大的反击。
第一步，是针对反共顽固派“消灭新四军，宣布新四军叛乱，取消新四军”的反动措施，提出强硬抗议，任命新四军高级将领，提出挽救时局危机的第一个“十二条”主张，发动全国的群众进行抗议运动。
1月18日，中共中央负责人为“皖南茂林事变”发表谈话，指出，这次惨变是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的行动。不仅我们共产党几十万党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将士绝对不能容忍，即全国军民、爱国同胞、全世界主张正义的人士也绝对不能允许。发言人提出要严惩罪魁祸首等九项目标，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号召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的公正人士，与我们为实现九项目标，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皖南事变”发表重要命令与谈话。命令特任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发言人在谈话中公开揭露了日寇与亲日派为反共内战制定的整个阴谋计划，指出“皖南事变”是整个阴谋计划表面化的开端。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是以最大的警惕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发言人率直告诉国民党当局，新四军在华中与苏南一带尚有9万余人，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八路军各部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发言人重申，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发言人忠告当局，一是谨防他们内部发生祸事。那班玩火的人要放谨慎点，不要过于冲昏头脑，否则，必然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二是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就个创伤。如若怙恶不悛，到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屎坑里，那就悔之晚矣。发言人提出了平复事态的“十二项”主张。
我们报纸为了广泛动员拥护中共中央军事委员发言人提出的“十二项”主张，深入宣传“皖南事变”是日寇与亲日派策动内战、实行投降的阴谋计划，号召华北军民奋起，动员一切力量，制止反共逆流。1941年1月27日，发表《拥护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的评论，1月29日、2月7日，发表《华北军民当前的严重任务》、《严重的时局》两篇社论，号召华北军民在严重的危险局面之前，要显示华北军民的伟大力量，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民主的进步方针。为了担负起更加重大的责任，更应该加紧各方面的建设工作，按期完成扩军计划，加紧经济建设，开展民主运动，开展敌占区工作，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报纸反复宣传了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谈话揭露的日寇与亲日派策动内战、实行投降的大阴谋，指出反共顽固派敢于放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国际条件，并针对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为掩饰他们挑动内战的各种欺骗宣传，逐条予以驳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