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密切注视“皖南事变”后华北敌人的动向，一方面号召华北军民警惕敌人配合反共逆流，进行新的“扫荡”。2月1日，发表社论《加紧动员迎接敌人的新“扫荡”》。另一方面，及时揭发敌人的谣言。3月19日，发表重要社论《坚持华北抗战到底》，揭露了敌人散布“国共正式开火，八路军即将撤出华北”、“华北抗战完了，皇军要来接收华北”等谣言，揭露敌寇企图动摇人心，造成抗日根据地的大混乱。我们向全华北同胞郑重宣告，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华北抗战到底。无论时局如何变迁、敌寇“扫荡”如何严重，以及敌后困难如何增加、我们绝不放弃对华北抗战阵地的坚持。这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既定方针。我们要警觉起来，坚持揭破敌伪一切阴谋诡计，加强我们的斗争意志，完成我们1941年的建设计划，以实际工作，来强硬回答敌寇汉奸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坚持华北抗战到底。这篇社论发表得很及时，对于鼓舞华北敌后军民坚定抗战意志、加强对敌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粉碎了敌人搞乱华北的毒计。
“皖南事变”的惊耗传出，全国爆发了强烈的抗议运动。新四军全体将士悲痛愤慨，陈毅代军长率全军将士声讨亲日派，通电全国肃清内奸，要求严惩罪魁祸首，制止反共逆流。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通电抗议，一二九师、一二〇师、一一五师、晋察冀军区、山东八路军、华中八路军各部纷纷驰电中共中央声讨亲日派，要求驰援华中新四军。冀太联办、晋察冀边区政府、冀中行署、冀鲁边行署、晋西北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通电全国，要求肃清亲日派，制裁反共罪行，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十二条”主张。
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对于“皖南事变”激愤不平，怒斥“国民党此举是自取灭亡”，“当局如此措施是绝对错误的”，“中国前途将不堪设想”。留居香港的国民党元老重臣痛愤当局破坏抗战，指出消灭新四军事件绝非所谓军令、政令的问题，而是秦桧陷害岳飞的阴谋。
海外侨胞对国民党自毁长城的行为深恶痛绝。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代表3100万侨胞通电全国，呼吁团结，制止内战，加紧抗战。美国华盛顿、纽约和美洲各地侨胞、南洋各地华侨抗战会、抗战后援会等团体先后打电报，表示维护团结抗战，反对解散新四军，要求释放叶挺将军。
各国友人得到中国出现分裂内战危机严重的消息，纷纷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斥责这种行动只能帮助日本破坏中国威信；认为中国的统一，对于亚洲防止极权主义的侵略极为必要。美国青年希望继续统一，以争取人民胜利与世界和平。纽约《先驱论坛报》指责重庆政府轻敌反共，助长对日投降分子的力量，中国当局对此要慎重处理。重庆外国人士对“皖南事变”极为忧虑，都认为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与英美利益。美侨联名发出电文，要求美国当局给予重庆当局以相当压力而不使事态扩大。美国政界、财界都希望蒋介石应该慎重，以免陷自己于大祸的境地，替德意侵略者制造胜利。英国议员们对此极为关切，伦敦援华委员会希望中国当局对此事妥善解决。曼彻斯特卫报评论说，解散新四军事件只有日本最为高兴，德国又将迷惑蒋介石反共，中国必须以最大努力恢复团结。
反击顽固派的第二个重大步骤，是中国共产党7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提出挽救时局危机的第二个“十二条”办法。
1941年1月18日，中共参政员写信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严正宣告，在政府接受中共“十二条”以前，碍难出席参政会。接着，在重庆的董必武、邓颖超两位参政员再函国参会，为照顾大局、有利抗战起见，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如得采纳并有明令保证，届时当出席参政会。3月1日，国参会开幕，再请中共7位参政员出席。3月6日，7位参政员复电，政府对中共先后所提办法均未置答，而最近视中共又如同仇敌，毛泽东等虽欲赴会，不仅于情难堪、于理无据，于势亦有所不能。3月20日，报上刊登了延安《新中华报》社论《拥护七参政员拒绝出席本届国参会》，指出，国民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参政会，绝不能代表全国真正民意。在一次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条件下，更暴露了参政会是政府附庸的真正面目。这样，就在中外人士面前证明了“共产党是团结和民主的旗帜与灵魂。离开了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党，说什么团结和民主，不仅是历史的滑稽剧，而且是一切为非作恶的烟幕弹”。这样，在全国人民面前，丧失威信的绝不是因为不得已不出席此次参政会的共产党，而是为实行破裂反共政策，不惜奸污和损坏这个战时初步的民意机关信誉的国民党的政府当局。
社论阐明了中共7位参政员拒绝出席国参会的重大作用；而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大局，先后提出挽救时局危机的两个“十二条”办法，得到了全国人民、海外侨胞深切的同情与赞助，对国民党当局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皖南事变”亲痛仇快。报上刊登消息说，汪精卫在南京开“庆祝”大会，汪逆公然声称，蒋介石几年来没有做一件好事，但此次消灭新四军，证明他还不失为一个好人，并希望重庆政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东条在东京公然宣称：“国共的纠纷，是重庆的弱点，现在从日本的立场来看，他们打架将无法抗战，此正可利用之时机也。”敌人讲得多么露骨，正如报上在日、德、意签订军事同盟后的评论中所指出的“反共顽固派制造的时局严重危险是促进和帮助了日寇新进攻的危险”。不出所料，日寇果真乘机来“扩大战果”了。
1941年1月17日，反共顽固派发出反革命的取消新四军番号，宣布新四军“叛变”。18日，日军就开始调动、集中了7个师团，于26日，由开封、淮河、信阳三路出动，使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部署在华中反共的20万大军受敌压迫和包围，仓皇应战，大败而逃，遭受惨重损失，不数日丢掉了中原大地。报纸于2月9日，刊登重要社论《反共内战的必然恶果》，痛心地指出，这种严重局面，是何应钦辈亲日阴谋家通敌卖国、效忠太上皇日寇的“伟大功绩”，也是由于蒋介石反共智昏、甘心受日寇与亲日派阴谋家利用收到反共内战的祸国政策的恶果。蒋介石本身更有可能立时陷于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绝境，真正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社论又一次忠告蒋介石，欲图解决中国危局，挽救祖国危亡，唯有实行我党所提出的“十二条”办法。至于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向来深明大义，绝不幸灾乐祸。当华中各路大军从“剿共”阵地撤退、转入抗日战场时，不仅不采取报复手段，而且当即承认他们为友军，全力支援。
六、消灭不了的新四军
我新四军猛攻敌后，大战苏皖豫，进展神速。2月27日，报上刊出延安《新中华报》社论，详细论述了新四军在陈毅、刘少奇指挥下，精神奋发，士气高涨，半月之内获得巨大战绩。皖豫边迭克蒙城、涡阳，进迫蚌埠、苏皖边，纵横苏北淮阴地区，直奔泗县，兵临淮阴；顽军李长江率部3万余投敌，汪逆委为“和平救甲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新四军陈代军长立即指挥所部讨逆，一举直捣李逆老巢，攻克泰州，李伪军一半就歼，一半反正。我大江南北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不仅未被消灭，且越战越强，迅速发展壮大。谭支队活跃沪宁线上，太湖游击队出没京沪线南北，进袭太仓、常熟。新四军第三师两月歼敌4000。苏北新四军攻入如皋地区，戴支队杀敌于巢湖广大地区，控制了淮南铁路。报上突出报道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新四军凯歌声中，各方面建设大步迈进。津浦路西各县成立联防办事处，颁布保障人权法令，实行“三七”分租，分半减息，政府保证地主合法收益。苏北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开展。4月下旬，盐城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200多人。刘少奇同志作报告，宣讲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阐明了农民痛苦的根源、组织农救会的意义和作用。共产党对农民的态度得到代表们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大会通过农会章程、工作纲领、会员规约，决定改善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四六”分租，“二五”减租，增加雇工工资，组织合作社，组织自卫队。盐城为华中抗日根据地树立了建没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楷模。所有这一切实事又一次证明了日寇、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反共的唯一结果，是共产党、新四军越反越强大。
1941年5月27日，报上刊登了社论《略论时局》，指出对于“皖南事变”及第二次反共高潮，非但共产党、全国人民、海外侨胞表示了坚决反对，非但世界人民中正义人士表示了巨大的义愤，非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表示了严重的忧虑，而且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内部也并不一致，就是大资产阶级的后台老板英美统治者也不完全赞助，并不赞成以反共内战来代替对日抗战。由于国内外强烈地反对国民党反共，而它在军事上的没有办法，以及日本与中国统治阶层的矛盾的依然存在，亲日派怂恿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与1月17日反动命令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现在不得不暂时趋于缓和。我们正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先生们，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是走不通的。两面政策是投降的最大危险。直到现在，你们在一些地方，如鄂东、皖东、淮北等地进行反共的行动，还要把新四军、八路军驱出华中，还在扩大反共宣传，诬蔑最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为“奸党”，加紧特务政策，镇压爱国人士，这样错下去时，不仅会使你们自己陷于灭亡，且要给民族抗战造成巨大灾难。“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是全国抗战人民对于你们的诚恳的忠告。
七、值得记取的深切教训
“皖南事变”发生后，报社同志万分激愤，忘掉了在斗争越是紧张、尖锐、复杂的重要关头，报纸越是要谨慎，一点不能感情用事，不能粗心大意。如果稍一不慎，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就会造成难于估量的损害，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也必然损害报纸的党性。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报纸当时曾犯了严重的错误。
“皖南事变”发生后，我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皖南事变”同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一样，国共第二次合作从此破裂了。忘掉了当时民族矛盾仍是根本的矛盾的形势，完全不同于1927年的情况。因而，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表现出了动摇。在报上出现的严重错误是在1941年1月25日，用突出的标题刊登了苏北抗敌社发布的新四军部分将士的一则通电。在这个通电中，认为“‘皖南事变’证明彼等已公开抛弃抗战，宣布国共分裂”，“证明国家团结已破裂，八路军、新四军不应再在敌后坚持抗战”，“应立即开赴大后方肃清内奸”，“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应公开宣布，从此拒绝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命令，请我党联合抗日党派及军队进行成立新中央政府的准备，进行独立外交，坚持抗战大业，并立即颁布全国武装起义，清除内奸的命令”。我们的报纸对于这个通电，引起强烈的共鸣，当天发表时论，题为《壮哉，苏北新四军》，在列举了电文中的上述各项主张之后称：“这些主张，正义凛然，气壮山河，登高一呼，万方响应，读电文顿令无数千万军民振臂疾起，兴奋无际……非拥护新四军全体将士之主张，将何以严惩‘皖南事变’之罪魁祸首……更何以严整抗日阵营，坚持抗战到底！”新闻标题也标出《准备成立新中央，坚持抗战大业》。幸而，党中央及时发觉了这个错误，作为党内当时存在的一种倾向立即加以纠正。我们报社内部经过认真地检查与学习，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时论和领导同志的文章，纠正错误，消除不良影响。如时论《万事勿为亲者痛仇者快》、社论《在惊涛骇浪中，坚持既定的正确方针》、《坚持华北抗战到底》、李雪峰同志的文章《目前时局与晋冀豫人民》、李大章同志的文章《历史是决不会重演的-为纪念“四·一二”而作》等。在这些文章中，严格地区分了亲日派何应钦和反共顽固派，阐明了历史的发展是不会完全重复的，亲日派与反共顽固派阴谋出卖抗战、破坏中国团结的企图，不但不如“四·一二事变”那样能够达到反革命的目的，而是恰恰相反地遭受到全国的反对、国际舆论的责难。事变后，抗战力量方面损失的仅仅是新四军的一部分，所获得的是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拥护，是更多新的新四军的组建。文章也明确回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仍需坚持、中国抗战前途到底如何等问题，郑重表示：“我们谨告抗日爱国的全体军民：日寇一天不驱逐出中国，中国抗战必须坚持下去。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绝对不会变更的。”并提醒同志们“绝对不能粗心大意！”号召“全国同胞为实现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挽救时局的‘十二条’而奋斗到底”。
经过我党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国抗战度过了空前困难的一年，延长了反共顽固派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间，维系了国共合作，避免了大内战的发生。报社全体同志也在这一斗争中得到锻炼，加强了党性。在党的教育下，干部提高了政策水平，端正思想，更加深刻地懂得了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矛盾，国内阶级的矛盾处在从属地位。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两大武器，同等重要。在抗战期间，要认真学习、领会与坚决执行党中央运用统一战线这个强大武器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懂得了跟国民党反共政策作斗争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深刻地认识到在关系全局的重大斗争中宣传上必须紧跟中央、同中央保持一致的重要性。1941年4月1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都适应了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对于全党在报纸宣传上能够保持同中央一致，统一对外宣传的口径起了重大作用，使我们报纸，对于国内国际大事件的宣传能够及时得到明确的方针，有所依循，改进和加强了我们报纸的宣传。当然，这绝不是说，从此报社内部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研究，对于在报纸宣传上如何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可以不花气力，满足于照抄照搬，而是仍然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认真了解、掌握、研究华北和晋冀豫区干部群众的思想动向和存在的问题，才能密切结合实际，进行深入的、有力的、生动的宣传。
（第四节）世界进入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