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进一步巩固与扩大。1941年12月29日，英外相艾登赴莫斯科，与莫洛托夫会谈，具体商定英苏两国联合作战计划，并对战后实现和平，取得一致意见。同时，罗斯福、丘吉尔再次会商，对于实现战后的目标，对于怎样击溃希特勒，商定了缜密计划。1942年1月2日，美国宣布，美、苏、英、中、澳、加拿大、比利时、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希腊、古巴、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波兰、巴拿马、南非、捷克、南斯拉夫共26国，签订共同宣言，彼此保证充分利用资源，抵抗法西斯阵营，并不单独同对方议和。报纸指出，德、意、日侵略阵营已完全孤立，陷入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大包围中。
1942年2月2日，第一批美军开到英国。
5月21日，罗斯福、丘吉尔第三次会谈。23日，发表《罗丘联合声明》。6月11日，英外相艾登与美总统罗斯福同时宣布，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
7月21日，莫洛托夫访英。经5天会谈，于26日签订英苏军事同盟及战后20年和平协定。接着，莫洛托夫飞往美国与罗斯福会谈，两国签订互助协定，就美国加强援助苏联物资交换及战后经济结构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决定贷给苏10亿-30亿美元。反法西斯阵营从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使德国法西斯陷入困境。在此期间，报纸一再呼吁早日开辟第二战场，以加速德国法西斯的败亡。同时，赞扬了苏联军民在没有第二战场的情况下担负起击溃德国法西斯的重任，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崇敬。
在这个期间，国际宣传上。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持续近年的斗争。国民党利用人们渴望早日打败日本的迫切心情，竭力鼓吹“先亚后欧论”。我们的报纸，为了教育人民，耐心地反复地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报上发表了《目前战局与太平洋战局中的特点》（1942年1月1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1月25日）和《为什么两年一定能胜利》（5月20日）3篇社论，就“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作了反复的论述。阐述欧洲成为世界中心是那时政治的、经济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欧洲战场上如果战败，关系全人类的命运。而德、意、日三国同盟，也以纳粹德国为盟主，国力也最强，因之，就全世界的战略来说，自然应当首先集中力量消灭希特勒；就世界防御方面来说，美、英、苏应集中力量防御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伦敦、莫斯科的得失，影响世界整个战局，而北非、远东战场不足以影响全局。北非、远东战场虽然也是整个世界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处于次要地位。而太平洋战争由于交战各国的具体情况，又决定了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战争。东条在太平洋开战之后声称，要准备长期战争。罗斯福说，今日之大战，不仅为长期之战，而且是异常艰苦之战。丘吉尔竭力反对对于日本的力量作过低的估计，他反复说明战争的长期性。可是，我国有一部分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存在轻敌速胜的想法，说什么“只要苏联红军立时行动，以击日本之背，则日军瓦解立至，苟日军崩溃，则欧洲战场苏可立即进行反攻”。“不难首先击溃法西斯阵营中最薄弱的一环于东亚，再行荡除德意法西斯于欧陆”。我国有不少报纸的记者，肆意抨击“先击败希特勒”的战略方针，鼓吹“全力先击溃日寇”。我们报纸刊出的社论，根据历史、利害和形势的实际情况指出，先击败日寇是自取失败的途径。其实，希特勒是各国反侵略的主要对象，先打败希特勒的方针也并不放弃对其他次要敌人的打击，但绝不能轻重倒置。我国军民应该在这个“先欧后亚”的总方针下切实负起我们的责任，在亚洲大陆上有力地打击希特勒的同盟者日寇，以配合其他反侵略友邦。这样做，比起空喊“先以全力解决日寇”的空论要胜过一百倍。社论还说道：“同盟国在太平洋上暂时的受挫与部分失利均不影响全局。”日寇的败局已定，但必须经过艰苦战争的阶段。社论最后强调，我们必须警惕亲日分子和亲德分子企图利用目前困难，乘机蠢动，他们想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投机取巧，破坏抗战团结。对此，我们必须万分警惕。我们切勿麻痹，也毋须悲观失望，而要正视困难，迎接困难，加紧努力，准备反攻。
三、组织东方各民族的反法西斯同盟
我党为促进与加强东方各民族的反日阵线，1941年9月22日，朱德总司令号召组织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参加的有蒙族、藏族、越南、菲律宾、印尼、台湾、朝鲜、日本各族的代表，历时6天，于31日胜利闭幕。朱德总司令号召，东方各族11.5亿人组织起来，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大会选举了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37个人，总部设在延安。
为讨论成立日本人反战团体统一组织问题，1941年12月21日，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发起，在延安召开代表大会。当时，日人反战、觉醒同盟在华北已有十几处。1942年8月5日到18日，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暨日本人民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朱总司令到会祝贺，号召团结在华百万日本士兵，枪口对向日本军部。大会通过《要求书》、《宣言》及告《日本士兵书》，并希望八路军、新四军给予他们帮助，使这支新生的反法西斯力量迅速发展起来。6月26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在延安成立，参加的盟员达24人。同盟不同于共产党，但为建党的准备阶段。盟员一致表示，加强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从外部来建立日本共产党。8月16日，华北日本共产主义同盟支部成立。
朝鲜人民反日斗争进一步得到发展。1941年7月17日，成立朝鲜独立同盟，以建立朝鲜民主共和国为奋斗目标。朝鲜义勇队改组为朝鲜义勇军，协同八路军作战。
报纸在此期间，比较集中和反复宣传了加强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的重要性。
（第五节）血染战旗旗更红
1940年11月24日到1941年11月4日，太行腹地无战争。报社没有看到敌情日益严重、根据地缩小、进入最困难时期的趋势，反而居安忘危。1941年7月1日，报纸由隔日刊四个版扩大为六个版，1942年10月1日，进一步改为日刊，人员也增加到近600人。
一、打不烂拖不垮的战斗集体
从1941年11月到1942年6月的半年多时间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山区，连续遭到敌人3次大“扫荡”。敌人采取“铁壁合围”、“反转电击”、“剔抉清剿”、“驻剿授山”、“三光政策”，一次比一次狡诈，一次比一次残暴毒辣。其中尤以5月大“扫荡”那次。敌人以3万余“扫荡”太北、太南，持续38天。5月19日，敌万余分路合击以南艾铺为中心的太行北部腹心地区，妄图摧毁我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我报社全体同志坚持在驻地辽县山庄出报，直至敌已逼近驻地不到5公里，始于24日拂晓3时，整队向东山转移。因与总部失去联络，敌情不明。中午止于南小寺，并卸下“流动工厂”，准备排印16开四个版的《战时版》。殊知敌情突变，枪炮声骤起，又仓促收起摊子，大队分散隐蔽于附近山上。那第一次准备起来的“流动工厂”（即1套轻便的印刷机和铅字架，8头牲口即可驮走，到达宿营地，卸下就能出报），目标太大，转移困难，当即就地埋藏。次晨，已知我队全部陷入敌火重围，需转移隐蔽于庄子岭一带，分散待命。是日，我军一部与敌激战于十字岭周围大山岭上。战火纷飞，敌机多架轮番轰炸，直到黄昏。
入夜，报社各分散小队陆续向预定地点苇子洼集合时，人员已失散小半。《国际版》、《国内版》编辑缪乙平、黄中坚同志下落不明。午夜，整队向武安方向突围。26日上午到达陆渠造饭。2时许，枪声大作，敌已从三面追踪合击过来，大队急忙突围，黄昏行经馆陶山沟，前方山口已为敌军占领，情势万分危急，我队员被迫化整为零，分头突围。何云同志率12人，携收报台1架追寻总部，随时争取出油印《战时版》。陈克寒同志率10余记者随部队向太南转移。编委会秘书史纪言同志率60余人折回原来方向打游击。一版和四版编辑魏克明、陈浚等5人就地隐蔽。从此，各队彼此互相隔绝。事后才清楚，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在彭德怀同志率领下，早已跳出敌人包围圈，而报社大队因失去联络，除向南突围同志脱险外，编辑部、工厂、经理部和书店的500多人却落入敌人驻剿的包围圈内。绝大多数同志没有武器，在敌人严密包围、反复搜山的险境中，同志们三三五五，集合了被冲散，冲散了又集合，组成了众多不固定的小战斗集体。半个月里，转辗于以庄子岭为中心的崇山峻岭。危难里，同志们互助互救，同生死，共患难。大多数同志三五天吃不到一餐饭，喝不到一点水。有些同志口干唇裂，舌头粘在嘴里，话都说不清了。有的同志用手接尿解渴，可是连尿也很少。有几个同志在暮色迷茫中与敌狭路相逢，急中生智，脱下布鞋，向敌猛掷过去。敌人以为是手榴弹，慌忙卧倒，同志们就抓住这一刹那，转身跑，散入灌木荆棘丛里得以脱险。分馆经理王显周同志饿急了，机智地潜入敌人伙房觅得熟肉充饥。不少同志竟整日隐伏草丛岩根，甚至用手挖土埋上自身，避过搜山之敌。印刷厂厂长周永生同志，怀揣手榴弹，决心在敌人扑来时与敌同归于尽。史纪言同志与敌遭遇，弹伤大腿，被伪军踢落田坎。经理部王友唐同志，中弹后又挨了两刺刀，敌人以为他已死，掉头而去。电务科王默罄同志，负伤后咬破舌头，喷血满面，敌兵以为弹从口出，踹他两脚后走开，得以幸存下来。警卫员王宝林同志，一手五指被敌人机枪一梭子弹扫光，十几岁的杨福兴小勤务员，弹穿肺部，两人又互相救助，咬牙切齿，相约“只要死不了，就要和鬼子拼到底”。模范饲养员白春云同志，在十字岭上遇敌，为保护牲口和驮着的物资，被敌所俘，他刚强不屈，被敌人残酷杀害。经理部秘书主任杨叙九同志，被俘拒降，慷慨就义。经理部总会计黄君珏、十五岁刚过的译电员王健和医生韩瑞3位女同志，躲在悬岩间一石洞中，为敌人发现。当敌兵扑向洞口时，黄君珏同志用手枪抗击，敌兵不敢闯入，退到洞顶悬岩边上喊话劝降。她们拒不出洞。敌人从山顶吊下燃着的柴火，叫嚣“不出来就烧死你们”。黄君珏同志誓不当俘虏，猛然一跃出洞，纵身跳下百丈深渊；王韩两同志宁死不屈，葬身火窟。医生阎兆汶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白天冒险去救治隐藏的伤员，淬遇一股佯退之敌，惨遭杀害。
何云同志的小分队未能追及总部大队，失去联络。5月28日，隐蔽于距庄子岭附近处的山坡的杂木草丛中，敌“抉剔搜山”。何云同志叮嘱左右有枪的同志绝不当俘虏，要留下最后一粒弹给自己。不幸被敌发现，弹中要害，壮烈牺牲。何、黄、阎诸同志视死如归、壮烈牺牲的经过，均为隐匿附近的同志所目睹，大家悲愤激恸，胆肝俱裂。夜幕初降，电务科文绶、赵会文等三五位同志冒险前去，何云同志已永远离开我们了！同志们忍痛含悲，决心不让何云同志的遗体落入敌手，在山头敌兵篝火熊熊的下面，将何云同志遗体抬到一棵核桃树下，用石块垒严。又集合五六位同志抢救附近伤员。敌兵发现动静，盲目打枪，同志们不顾自身安危，在乱石荆棘丛中，轮流背负受伤同志，分别妥善安置在隐藏处所，每夜冒险给负伤同志觅食送水。
日寇“扫荡”遇到我军沉重打击，太北之敌于6月6日分路撤退。只要敌人从哪里一走，散于附近的同志们就一个、两个、十个、八个，立即赶回原地山庄。他们的共同愿望只有一个，就是尽快复刊《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等同志牺牲的噩耗，点燃了同志们的满腔复仇烈火，人人都懂得，我们慰烈土英灵于地下的唯一实际行动，就是坚持敌后的党报事业。
二、于危难中见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