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反“扫荡”，报社全体同志经受住了烈火的考验，无愧于党对我们长期的培育，我们人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永远忘不了北方局派驻报社的党代表、我们的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同志。他从分馆成立之日起，就重视分馆的建党工作，他领导分馆的党总支部，进行着对党员的教育。组织全体党员以模范行动团结同志，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党组织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党的光荣斗争史、先烈们为革命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培育着同志们的革命意志和自我牺牲的高尚情操。报社的党组织发挥着核心作用，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体现在敌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全体同志开拓党报事业中。
报社党的组织生活是严格的。坚持定期地认真地开支部大会、小组会，党员及时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何云同志就是严于责己、带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模范。反“扫荡”中，后庄有一台印刷机被敌发现焚毁，何云同志请求组织给予处分；报上出了纰漏，何云同志总是先检查自己；批评了一个同志，事后发觉过重了，他主动作自我批评。报社在敌后来说是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怎样把他们团结起来？学习《论共产党员修养》，学习《反对自由主义》，经常以党章的要求对比检查，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批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习气。每次反“扫荡”以后，党支部领导进行总结，党员主动检查自己的表现，扬长避短。何云同志对同志们最大的爱护就是严格以党员标准要求同志们，及时指出一些同志有了骄傲的苗头，批评一些同志工作上不负责的粗枝大叶作风，策励青年同志的自学进取。
报社党组织和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从政治上到生活上关心同志们。提倡和建立各种学习制度，学理论，学新闻业务，学文化，学技术，组织时事学习，经常指定编辑同志作形势报告。何云同志曾亲自安排编辑部的同志个别地帮助工人学文化，谈思想，灌输党的基本知识。他有计划地到各科室、车间了解情况，在谈笑中检查督促了工作，鼓励同志们热爱本职工作。有的同志患了重病，专门指定党员悉心予以护理。在山沟里，报社的文娱生活也是活跃的，唱歌、演剧、打球、下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党鼓励和教育同志们克服困难、自力更生、想办法、出主意，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克服坚持敌后办报的种种困难。报社出了不少能人，在历次边区劳模大会、生产展览会上，总有几个同志光荣获奖。何云同志有句为同志们所熟悉的名言：“有困难，发动全社人人出主意，办法就多得很。人民战争嘛！克服困难就得靠同志们努力。”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党员带头，刻苦钻研，反复试验，没有铸铅字的铜模，自制“半铅模”，没有大标题字，用木条刻成各种手写体的大标题，自造打纸型的工具，自造纸，自造油墨……有多少看来不可能解决的困难，都一一被战胜了。
为了适应敌后的战争环境，党重视军事训练，请总司令部派来军事教员，出操、演习，进行经常的备战教育，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备战工作。对付敌人的破坏，报社有整套的隐藏物资机器的办法，打窑洞，挖地窖，大洞套小洞，把地窖打在坟墓下边。各部门按不同性质，各出心裁，且互相保密。只要一声令下，那么多的机器、印刷器材，各种物资、图书，半天以内可以全部坚壁清野。在4年多的时间里，经过9次反“扫荡”，除了一两个埋藏点被敌人发现外，敌人所谓的“剔抉扫荡”都在我们面前失败了。5月反“扫荡”中，敌人那么严密的“清剿”搜山，几百个没有武器的同志同敌人转山头，在敌人鼻子底下穿来穿去，能跑、能藏、能吃苦，摸索敌人搜山的规律，巧于应付，不能不归功于同志们平时有一定的训练和具有某些基本的军事常识。
党组织重视发展新党员，给党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各个支部都有发展组织的计划，指定党员了解和分工负责、培养、发展对象，个别谈心，上党课。为了有的同志入党问题，小组支部讨论七八次，既严肃而又积极，使报社党的队伍日益扩大。
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培育了一大批新闻战士，他们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化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实际行动；把为人民服务的一片忠心化为无私无畏、坚持敌后党报事业的献身精神。
三、血的教训使我们变得更坚强
但是，也不能忘掉了5月反“扫荡”给予我们的血的教训，报社在反“扫荡”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除了敌人的残暴和其他客观因素外，也有主观的原因。
敌后的形势越来越严重。从1941年中开始，党中央、北方局一再指出华北敌后的环境将更加残酷，更加困难，强调了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非战斗机关要紧缩机构，力求精干灵活，可是我们却被一年安定的环境所迷惑，背离了报纸宣传的要全体军民认识和应该做的事情。报纸从隔日刊四个版扩大到六个版进而改为日刊，意味着什么呢？每期报纸增加两个版，就要增加二分之一的纸张、油墨等物资的消耗量，改成日刊，就要增加2倍，还不去讲由于报纸数量增加所随之而增加的各种负担，单是发行工作，就要给交通员增加两倍的负荷。而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敌进我退”、根据地日渐缩小的严重情况，晋东南也已被割裂为太北、太南、太岳几块，投递报纸的条件已经十分困难。而在日益频繁的战斗环境中，读者也不可能慢条斯理地读完每版报纸。报社的工作人员到改出日刊的时候，已由初建馆时的百余人扩大到近600人，组织机构也是分工更细，部门科室越来越完备。
由于华北形势的变化，各个抗日根据地已被敌人所割裂，封锁线越来越严密，报纸的发行工作受到极大限制，北方局对报纸的任务已作出了明确指示，即“本报的性质有所改变。如果说过去是反映和指引全华北，那么今后的中心将是反映和指引本区各种具体工作，但同时也并不放弃在一般大问题上反映与指引华北”（摘自1942年1月1日社论《展望前程-纪念本报三周年，迎接1942年）。很明显，报纸的宣传任务有所减轻，重点在晋冀鲁豫，兼顾华北，已不同于报纸初创刊的时候。那时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应该努力使报纸真正成为全华北性的机关报，帮助各地报纸与全华北加强联系，成为华北新闻事业的中心”。（摘自1941年1月1日《华北新华日报的第二年》）。报纸任务范围的改变，有利于实行精兵简政、紧缩执构、减少人员。可是，报纸却改为日刊，反而必须扩充机构、增加人员。从1941年春季到秋季，报上曾发表过不少社论，都是号召迎接反“扫荡”、加紧备战工作、检查备战工作的社论。1941年10月17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们再作一次呼号》的社论，提出了一个严重而尖锐的问题。社论写道：“关于反‘扫荡’的动员和准备，我们曾不惜浪费纸墨，一而再，再而三地作了许多宣传、解释、动员和呼号，总算已经尽到了我们舆论上的职责。然而，痛心的是，我们这种真心诚意的呼号竟未能刺激起全体军民的严重的和尖锐的警觉。”社论接着点破了产生这一严重现象的原因说：“问题在于我们干部同志的太平观念与麻木不仁。一年的安居不动的生活，大大地腐蚀了我们自己。这种心理普遍地存在着。”社论在转述了晋察冀反“扫荡”中的痛苦教训以后，大声疾呼：“难道一定要自己流了血、受了苦、吃了亏，才能觉醒过来吗？”
读了这篇社论可以看出，报纸为纠正当时普遍存在的麻痹情绪是何等的焦急、何等的迫切？可是，这种麻木不仁、居安忘危的严重情况报社也同样存在。从报纸本身来说，邓小平和罗瑞卿同志在1941年4月和7月，先后指出太行区发生了“敌进我退”的严重形势，提倡反对麻木不仁，而报社编委会对当时出现的严重形势及其由来没有引起重视，没有进行认真地研究，也没有作为重要的宣传任务。在对敌斗争的宣传上，仍然沿袭过去反“扫荡”的老一套程式。在1941年的前3季度，报纸不断发表社论，动员准备反“扫荡”。如，2月发表的《加强动员迎接敌寇新“扫荡”》、4月发表的《武装保卫春耕》、6月发表的《武装保卫夏收》、《谨防敌人的袭击和轰炸》、8月发表的《紧急动员起来，准备粉碎敌寇的秋季大“扫荡”》、9月发表的《再论粉碎日寇秋季大“扫荡”》、10月发表的《加紧准备反“扫荡”，急起锄奸》。可谓一次又一次地呼号“狼来了”、“狼来了”，可是这条恶狼却改变了过去“扫荡”的老打法，一次都没有来。结果，反而起了麻痹自己的作用。任你报上怎么发出“警报”、“紧急警报”也起不了作用。反之，对于敌人已经像蛇蝎蝣蜒那样悄悄地钻了进来，从边沿区一口一口地“蚕食”根据地，有的地区敌人“维持会”已深入根据地二三十公里。对这种“敌进我退，根据地日益缩小”的严重形势，报纸却不曾大声疾呼以引起干部和群众的警觉。对于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在1942年初提出的“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寸土不让，寸土必争”的指导方针，报社编委会仍没有抓住。而在1941年1月到9月那期间，占了主要篇幅甚至有时六版占了四个版的篇幅，刊登的消息和文章都是各方面建设的令人兴奋的内容。从报纸自己的实际行动，一次又一次地扩大版面，扩充机构人员，说明了我们自己也没有认真对待社论提出的严重情况。报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号”，连我们自己都没有被警觉起来。这里的教训至少有两点是明显的：一是脱离华北形势的实际，脱离了敌人对我进行全面进攻的“一元化总力战”的实际，也脱离了晋冀鲁豫边沿区遭到严重“蚕食”的实际，关门办报，满足于宣传各方面建设，麻痹了自己；二是以己之昏昏，绝不可能使人昭昭。正如社论中早就警告人们的“难道要到自己流了血、受了苦、吃了亏，才能觉醒过来吗？”不幸而言中，血的教训是痛切的。但是，血的教训也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加聪明了，更能够有力地打击敌人。
5月反“扫荡”用事实宣告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同志们已经在党的领导下成为一支难不倒、打不垮、拖不烂的敌后党报事业的坚强队伍。当敌人大吹大擂摧毁了华北共产党最大的报纸-《新华日报·华北版》的时候，1942年7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又送到了全区军民手里和出现在敌人眼皮底下。
四、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
我们报社同志掩埋好烈士们的遗体，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挺身而起。1942年7月1日，在《新华日报·华北版》胜利复刊的日子，报社全体职工致电中共中央祝贺我们伟大的党的诞辰，并向党表示了决心，电文中说：“三年来，在英明的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胜利地坚持了敌后的新闻斗争。今后将更加百倍努力，和敌后军民一道渡过接近胜利的两年，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无论今后的斗争如何残酷、敌人的阴谋花样如何翻新、物质条件如何困难，我们都有决心来征服它，有办法来对付它。我们相信，胜利永远随伴着我们。我们将紧紧团结在党中央旗帜之下，直到最后战胜敌人！”
7月8日，报社全体职工沉痛地举行何云等46位烈士追悼大会。会场入口的松柏坊上横悬着“痛失先锋”四个大字，迎面一条8米多长的条幅，表达了全体同志的意志：“誓为死难烈士复仇，坚持敌后新闻事业！”会上，同志们呜咽泣诉的悼词，表达了要学习烈士们坚强的党性，发扬中华民族的气节，面对困难、面对敌人一定能做到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同志们紧握拳头，在烈士们的灵前宣誓：“同志们！我们要永远悼念你们，我们要学习你们，要继承你们的遗志，要为你们复仇！我们谨在你们的灵前宣誓，一定要坚持华北敌后新闻事业，高举党报的大旗，顽强战斗到底。”
会上宣读了何云同志的遗言：“改变工作方式，更有力地打击敌人。”给我们活着的同志以无穷的力量。
看看7月份的报纸吧！宣传上集中突出了对敌开展全面的斗争，把“敌进我进”的口号化为广大军民的实际行动，猛烈展开了反“蚕食”、反“维持会”、反“治安强化运动”的火热斗争。报社内部进一步动员和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吃一亏，长一智，工作方法有了明显的改变。
《新华日报·华北版》这一面染着烈士们殷红血迹的战旗，更高地更鲜艳地飘扬在太行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