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华北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
（1942年8月-1943年9月）
这14个月（从1942年8月到1943年9月），在党的领导下，华北军民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各个抗日根据地先后展开了局部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的末日将临。事实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抗日持久战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9月7日，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指出：“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抗日战争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极端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黑暗的情况”。
为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全国军民的劲往哪里使呢？“一切为克服困难和反攻打算”，这是我们报纸社论的回答。社论并进而说明“抗战第六年是接近胜利的一年，同时也将是敌后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对于华北，日寇早已把它当作‘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敌人不仅要从这里加紧掠夺人力、物力支持它的侵略战争，而且企图依托我国大陆进行最后挣扎。因此，今后敌人的‘扫荡’、‘蚕食’与政治进攻必然会更加加紧，战争的频繁和残酷将会达到空前的程度，这是克服困难和准备反攻合二而一的不可分割的任务”。我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有利形势之下，应该加紧准备反攻实力。组织千百万人民来保卫自己的政权，保卫自己的根据地，广泛进行人民的普遍游击战争；组织千百万人民进行生产建设，以战胜1943年的困难。敌占区的广大同胞，应该用一切办法削弱敌人、阻止敌人的掠夺，并随时准备配合反攻，争取自己的解放；我们对被压迫的伪军伪组织人员，希望他们勿再为日寇利用并准备反正杀敌。
在“再鼓一把劲，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响亮口号下，报纸的宣传方针是：激励全华北军民展开对敌的全面斗争，粉碎敌人频繁残酷的“扫荡”，展开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向敌后之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为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争取敌伪军，发展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敌占区广大同胞，孤立日寇；为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提高群众坚持抗战的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调整农村阶级关系，加强团结；切实加强民主建政，贯彻“三三制”，进步实行精兵简政，节省民力，生息民力；生产自救，战胜空前严重的灾荒。我们报纸与华北军民共同战斗经年，喜见华北敌后逐步战胜极端困难后进入局部反攻的抗战第七年；喜见世界法西斯的鼻祖墨索里尼在苏联红军猛烈打击下和英美军队在进攻意大利本土的前夕的倒台，意大利政府和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轴心三国折其一，法西斯总崩溃开了端；喜见在我党中央领导下的我八路军、新四军及广大人民群众，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制止了反动顽固派挑起全面内战的危机，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系统地揭露了中国法西斯主义，取得了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可靠保证。在这即将到来的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抽调大批干部回延安参加整风与学习，决定《新华日报·华北版》于1943年9月30日终刊。《新华日报·华北版》经历4年又9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10月1日，太行区党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创刊，它继承和发扬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续战斗在太行山上。
抗战进入第六年，1942年7月以后，报上曾明确地指出，华北敌后经历了一个重大变化，即敌我双方都遇到空前困难，都采用新的方法进行着决死的斗争。不同的是，敌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愈来愈明显地走着下坡路；而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即将从极端困难的尽头，步步向上回升。
怎样正确认识面临的困难，坚定信心，战胜困难，是报纸的重要宣传任务。为此，报纸不断具体分析敌我双方的困难及其性质。在新的形势下，日寇处于中苏英美的战略包围之中，迫使它力求突破一面，南进、西进或北进，打通与德国的联系。可是，不论向哪个方面进攻，都必须经过长期的战争和付出重大代价。为支持长期战争它必须“确保华北”，它用极其阴险和恶毒的手段，妄图“在一年半内消灭八路军”。它加紧驱使汪精卫汉奸政权，利用大批叛国投敌的中央军，“以华制华”，抽出日军，利用深入根据地的点线，以较小的兵力，频繁发动分区“清剿”和毁灭性“扫荡”，以“总力战”推行“蚕食”政策，摧毁抗日根据地。我们既要认识这不利的一面，又要看到，由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执行土地政策，开展生产运动，深入一步发动群众，又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能够坚持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只要我们有充分准备，不管会出现什么局面，我们一定能够坚持，也能够胜利。
8月25日，报上发表题为《今天敌后新的战斗》的社论，提出敌后斗争愈艰苦，我们就更要加强军民团结，更要加强军民的政治教育，使大家能够认识清楚目前的形势，提高抗战的信心，防止可能因对目前形势估计不足而产生的急躁侥幸心与悲观失望情绪，纠正可能因长期战争发生的懈怠疏忽、麻木不仁的情绪，要耐心地研究战争中所引起的各种情况的变动，敏锐地看到敌人不可克服的弱点并来加深和扩大这种弱点。这样，敌后的坚持必能胜利。社论最后着重说，我们应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敌占区实行突击，保卫我根据地，针对日寇的“总力战”，展开对敌的全面斗争，逐渐停止和扭转“敌进我退”的危局，发挥政治攻势的威力，打开进军敌后的新局面。
一、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生聚反攻力量
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这个困难，今后必然会愈采愈厉害。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同志再次向华北军民强调了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正在这个时候，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都已遭到了这种困难。这就大大提高了各地坚决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自觉性。晋冀鲁豫边区和冀中的情况是具有代表性的。
9月9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对记者《谈战争中政权工作问题》时，总结了5月反“扫荡”的教训。他说，敌人对付我们的方法一次和一次不同，而我们政府领导群众反“扫荡”再不应千篇一律的老一套，尤其是组织机构、领导方式已不适应今日的残酷环境，应该缩小上层，加强下层，适当地改变工作方法。
5月反“扫荡”是对全区前一阶段的精兵简政的考验，暴露了我军非战斗人员仍过多，更暴露了行政机关的笨重。9月20日，报上发表了边区政府的决定：根据敌后战争新形势，提出第二次简政的要求是边府改变组织形式，力求一元化、群众化、战斗化、简单化。主要是压缩直属各局，把大批干部分到下层去。边府人员从290人减到164人，减掉40%，并着重改革机构，减少边府事务，加强专署职权。9月下旬举行的边区临参会第二次大会太行、太岳会议上，公布了两次精简名单，边府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县以上政府机关人员减少38%。由于精简节约，1943年征收公粮比上年度减少10万石左右，只此一项，全区每人平均减轻负担12元。减少支差、节省民力68%，节省支差畜力84%。
1943年1月，开始掀起第三次精兵简政的热潮。1月21日，报纸发表了《进一步贯彻精兵简政》的社论。社论指出，上层机关人浮于事，不能充分发挥干部的作用，下层机关缺少干部，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揭露了种种官僚主义的现象和人民负担偏重的情况之后，批判了那种认为“接近胜利，既然不久就要反攻，不久就要下山，工作要扩大，需要大量干部，何必精简”的错误认识。社论提出，对于第三次精简的要求，为适应今后极端分散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和克服极端困难，必须加强党政军民一元化的领导，调整各级组织关系，坚决紧缩各种机关人员，抽调一批干部去充实下层组织，建立领导核心，切实加强区村两级的领导工作。军队也应限制在定额以内着眼于提高质量，增强人民武装的战斗力。社论最后着重提出，要采取各种方法继续减轻人民负担，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2月27日，边府发出第三次简政的指示，略谓：三次简政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适应今后的严重的分散游击环境与加强下层工作及开展敌占区工作，且胜利将近，积蓄与培养力量亦为当务之急。为此须紧缩机构，减少专署及县级人员，加强区村级工作。同类性质的机关应再加合并。今后在领导方式上应建立领导核心，加强一元化领导。至于干部的调整应周密考虑，贯彻“三三制”精神，务使各得其所，要求一个人顶两个以至三个人用，已经确定的区划与人数的限制应严格执行，克服随便增加人数以及领导机关依然庞大的现象。
报纸连续宣传了各级政府、机关、部队进行第三次精简的动态，专署一级减少了人员七分之四，各级先后合并了同类机关，提倡干部降级使用。报纸号召有志气的干部到基层去，到游击区去，到敌占区去。既要着眼于加强当前的斗争，又要照顾到今后保存一部分干部到后方去学习。经过这次精简，党政民各系统干部减少2000多人，实有11，857人。三次精简共减少13，300多人。
实行精兵简政，适应敌后极端困难的环境，收到显着成效的莫如冀中区。报纸着重介绍了冀中区精简的特点。1942年5月大“扫荡”以后，冀中的稠密的据点和公路网大部分已难于活动。一部主力撤出冀中，主要依靠地方武装，结合群众武装，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报纸曾经指出，冀中巳由完整的抗日民主区变为许多被割裂的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为适应新的形势，冀中抓住精兵简政这个主要环节，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部队改编为精干的小队伍，提高战斗和政治素质，改变连排制为大班制，一个连由4个到5个大班组成，以班为活动单位。每个大班包括军政干部有15人到18人。各班又分成小组，随时可分散活动，打近战、夜战，实行速战、速决、速转移的“三速战术”，打了就走。各队与当地群众、民兵密切配合，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积小胜为大胜，使敌人看不见，摸不到，出来就挨打。各县游击队保持50到70人；区小队保持30人，同样实行大班制。有一个区队活跃在定县、安国、深泽一带，在1942年秋冬两季，作战20多次，歼敌300多名，缴枪300多支。
党政机关精简后，地委、专署合在一起，包括主要负责同志和警卫人员不过10到15人，县和区党、政、群机关更加精干，逐级分散活动，领导同志随部队活动，各部门干部分散到群众中去隐蔽进行工作。加强一元化领导，地委书记兼各军分区部队政委，县委、区委书记兼县游击大队、区小队政委，县长、区长兼区游击队大队长、小队长，统一指挥对敌斗争。由于干部深入群众，及时掌握情况研究对策，明显提高了工作效率。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结合政治攻势，冀中军民不仅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并且更加沉重地打击了敌伪“确保敌占区”的计划。正确的政策指导全区军民不仅坚持了平原游击战争，并且打出了大好形势，缩小了敌占区，日益扩大了游击根据地。
事实证明，由于彻底执行了精兵简政这一英明决策，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争机构适应了敌后斗争的艰苦环境，并且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生息了反攻力量，也使敌后群众性游击战争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为渡过相持阶段创造了条件。
5月反“扫荡”的另一个教训是抗日根据地并没有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以晋冀鲁豫边区来说，虽在报上曾一再宣传了执行土地政策，减租减息，但由于领导不深入以及包办代替，减租减息法令没有真正贯彻执行，广大农民仍处在沉重的经济压迫之下。也暴露了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合流，勾结地主恶霸把持了某些基层政权。5月反“扫荡”中，在敌人所到的村庄，国特日特勾结地主、恶霸欢迎“皇军”，带头“维持”，加剧了敌人的猖狂肆虐，给我军民造成许多困难。报纸在事后指出，现在根据地缩小，困难增加，我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充分总结农民抗日积极性的经验，比起过去，有更大更迫切的意义。而关键在于发动群众，贯彻执行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1943年1月13日，报上发表了《把民主建设推进一步》的社论。社论阐明了民生与民主的关系。社论说，民主与民生不可分离，没有民主，广大的群众政治觉悟不会提高，改善群众生活的成果也就无法巩固。反之，如果不发动群众，为实行减租减息不增加工资，群众的基本要求没有得到解决，生活没有改善，积极性不能提高，就无法推行民主。民生和民主，也就是生活和自由，提倡人民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确立群众在政治上的地位。如果群众还处在沉重的经济被剥削下，没有取得在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进行民主运动和改造村政权，都不可能取得实效。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造，必须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使群众摆脱了经济和政治的压迫之后，此目标才能实现。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在1942年以后，才真正掀起群众运动的高潮。这里只举一个实例。
1942年11月18日，报上报道了鲁南实行减租减息的成就：“山东各地积极实行中共中央土地政策已有数月之久，保证租佃双方利益。今年麦收后，鲁南山区费县、峄县中心地区开始普遍实行减租减息。4个月来，已获初步取得成绩，减租89，000多公斤粮食。夏荒时期，由政府借粮8000余公斤，农会协助政府举办贫民贷款18，000多元，广大农民经此扶助后，抗战与生产的热忱空前提高。先后自动参加农会的已有几千人。这个地区几百个村庄，都已成立农会。上个月，又联合成立3个区农会。成立大会上，有几百农民代表庄严宣誓，誓死和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在一起，团结全区各阶层人民，全力粉碎敌寇的‘蚕食’与‘扫荡’，咬紧牙关奋斗到底。山东各地群众在实行减租减息后，积极拥护政府进行土地调查工作。鲁南费县两个区，经农会协助，政府深入工作，在65个村中，已查出几百年来从不负担的土地3万多亩。这样，广大农民的负担额大大降低。广大农民对政府在频繁战争环境中坚持实行土地政策、积极改善人民生活的精神，极为感动。”
华北各抗日据地，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绕过暗礁，战胜敌灾和天灾，发动强大政治攻势，取得粉碎敌人“蚕食”政策的胜利，向敌占区进军，从艰苦的斗争中渡过极端困难，迎来了胜利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