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党报与各级党组织、干部、群众的关系，不是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报纸发挥它的作用，靠了掌握真理，靠了实事求是，也靠了采取说理的态度，激发干部和群众为实现党的主张和政策，为自己切身利益而奋斗的自觉性。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并不等于说，报纸可以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以领导自居，摆出下命令、发指示的派头，高踞于群众之上，或者高踞于干部之上，动辄责备干部和群众。所以会这样，办党报的同志总以为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的报纸，可以滥用党报的权威。作为党报工作者，应经常警惕自己，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我们报纸上特别是社论中，这类事例并非个别，下面是最突出的一例：关于反“扫荡”的动员和准备，我们曾不惜浪费笔墨，一而再、再而三地作了许多宣传、解释、动员和呼号，总算尽到了我们舆论上的职责，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种真心诚意的呼号竟未能激起全体军民的严重的、尖锐的警觉。这种现象的存在，难道能说报纸已尽到职责了吗？能一味责怪群众吗？
第五，办好党报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勇于自我批评，改正报上的错误。但是，对于报上出现过的有些重大错误，以及完全失实的报道，我们报纸很少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和检讨，吸取教训。我们报纸经常要求工作部门和干部正确对待批评，我们自己首先应该做到。报上经常要求别人这样那样，而自己却是例外，没有认真去做，这种事例，也不只是一时一事的老问题。需要办报的同志切记，以模范行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这一年里，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太行分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前进中迈出了一大步，在思想上明确了党报不只是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的，更不只是报社同志的，而是党的整个组织的。党报要尽其党与群众密切相连的纽带作用，把党提出的任务、主张，为实现这些任务和主张制定的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求其实现，又反馈过来，把群众在实现党提出的任务、主张、方针、政策的创造性活动，新问题，新经验，党的各级组织的工作经验，集中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制定进一步推进革命事业，为群众造福的新任务、新政策、新原理，加以推广。对于发现的缺点和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对于党提出的任务、方针、政策，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重新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改订，贯彻党的“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完善地发挥党报的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太行分局对《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的决定，集中了我党长期办报的经验，因而，指导了报社全体同志和各级党组织循此共同努力，使得《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更上一层楼。
四、赞“小兵们”的伟大
在敌后极困难的条件下，《新华日报·华北版》是怎样得以坚持出版的？先从几个同志的言行来找答案。
排字工人领班刘锷同志，积劳成疾，坚持带病工作，最后，组织上不得不作出决定，强迫他住院治疗。临行前，他依依不舍地和同志们一一握手，连连说：“我去看病了，我去看病了。”他那过去亲切带笑的脸已经蜡黄得没有半点血色，两眼珠深陷，形神憔悴，有的同志忍不住落泪。他却笑笑说：“不用哭，我会回来的，还和大家一起排报，一起抗日，直到小日本完蛋！”谁料到，壮志未酬，仅仅几天，病魔就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他是湖北人，1938年随何云同志来到太行。排字工人中，他的技术数第一，拣字快，错字少，拼版规矩，整齐醒目。《国际版》发稿最晚，也最难拼，他主动担起来。经常误了吃晚饭；别的同志给他捎碗饭来，他就在工作台旁蹲下，紧扒几口吃完，接着就干。他长期患肝病，有时痛得直冒汗，往字架子趴一会儿，咬紧牙关继续拼版，硬是不肯进医院。他是一个性情开朗活泼的人，爱说爱笑，报社成立“火炬剧团”，他任团长，设计道具，制造布景，他扮演的角色逼真，很受欢迎。他嘴里常常哼着抗日歌曲或陕北的《信天游》，他到哪里，就把欢乐带到哪里，和他在一起工作，从来想不到累和苦。这样一个好同志，于1942年春和我们永诀了，怎能不引起同志们久久的怀念？
1941年，敌人加紧“蚕食”根据地，昔（阳）西县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敌人的据点和碉堡已经修到我们发行报纸的干线上来。但是，报纸不能断，由两个党员担负了这条干线上的送报任务。他们认识到党报是党政军领导机关离不开的思想武器和精神食粮。只要报纸一到，不过夜就争取送出，风雨无阻，分秒必争。三天两头中途遇敌，他们宁肯丢了命也不能丢了报。一次，毛中雨同志碰上了敌人，凭借他熟悉地形和机智，终于摆脱了敌人。他跑了整整一天，没有吃一口饭，没有喝一口水，午夜才绕道回站。他一边吃饭，一边向同志们讲自己与敌周旋、巧妙脱险的经过。刚放下饭碗，报纸又发来了。他仍争着要按原定的班次去送报，交通站长也拗他不过，两人一起出发。没等天亮，就安全送到县委和县政府。这个站受到上级多次奖励。
白汀同志，四川人，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抗战爆发后，她毅然离开舒适的家庭，奔向延安。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受到革命的熏陶，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走上华北敌后战场。她于1939年冬，被分配在报社文书科。1940年秋，“百团大战”第三阶段日寇反扑，铅印报纸暂时中断，由文书科科长刘川诗和他的伙伴赵棣生、王好本、白汀等四五个青年同志，担负起了刻印出版《新华日报·战时版》的光荣任务。他们经常是背着油印机具和铺盖，白天打游击，夜间工作。行军途中，往往一休息下来就困倦得睡着了。可是，只要一拿起铁笔和钢板，立刻聚精会神地在昏暗摇晃的烛光下开始了刻印。就在敌人发出阵阵“毁灭了《新华日报》”的叫嚣声中，张张《新华日报·战时版》发到了根据地的读者手里，也发到了敌占区。整整47个年头过去了，白汀同志在忆及“铁笔钢板炼红心”的这段生活时说：“我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的两年，经过了血与火的锻炼和实践，使我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使我这个《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小兵在往后几十年生活的经历中，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共产主义事业而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单纯朴实、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奋斗着。”
从这些往事里和默默无闻的“小兵们”做过的平凡工作中得以悟出党性的真谛。在那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中，有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祖国，为人民，也为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自觉性，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战士们的前进，没有任何困难不可克服的。而报社党组织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以及党员的模范行动，又团结和培育了一批优秀的、朴实的、可爱的革命战士，就靠了无数这样的无名英雄，把党提出的任务和制定的方针政策变成了现实，推动了历史的车轮。
曾记否？4年零9个月只是历史的短短一瞬，而《新华日报·华北版》却经历了9次反“扫荡”战役，仅仅在1942年5月的一次就倒下了46位烈士。为党报掌握党的新闻政策的核心，在总编辑、副总编辑、4个版的编辑和编委会秘书7人中，就有总编辑何云和两个版的编辑黄中坚、缪乙平牺牲，编委会的秘书史纪言负重伤。这是我们党内、敌后、全国以至世界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但是，这一面华北敌后的战旗没有倒，后继者把它更高地举起，继续引领着我们的队伍奔向胜利的前方。
曾记否？《新华日报·华北版》刚刚问世3个月，就遇到了夭折的危机，仅仅是由于铅字难于更新，磨损之快，缓解无术。蝼蚁之穴可以毁了整条大堤。可是，像这样的“楼蚁之穴”知多少？又是怎样在“疑似无路”的时刻靠着默默无闻的“小兵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印刷厂的铅字和铜模不配套，标题字更少，拣字的工人天天写下来的缺字连成了串。我们的刻字老工人宋亮珍，上了班就停不住手，把大大小小的铅胚刻成一个个急需的字，报纸不付印，他就不肯离开岗位一步。夜深了，别人劝他去休息，他总是那句话：“万一缺个字，我在这里不是能快些吗？”没有各种型号的大标题字，他就用手写的刻在长长短短的木条上，就成各种字体的醒目大标题，既解决了困难又美化了版面，使报面更精神。这是逼出来的穷办法，可是不要小看了它，用手写体美化版面这种传统已延续到了上世纪80年代。深知铅来之不易，宋师傅天天把那铅胚上雕刻下来的小铅块和铅末，星星点点地收集起来，年底一过秤有好几斤。旧社会讲“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老宋同志一点不保守，悉心培养出3个青年刻字工。
我们的铅印机都是旧的，断不了修修补补，零件更没有库存。工厂有个机器“保驾官”韩晋升。抗战前，他原来是长治城内一个白铁师傅，走街串巷焊铁壶，修烟筒。要他修机器，真是“赶着鸭子上架”。但他毫不畏难，心灵手巧，在王显周同志指点下，又学会了铜焊、银焊；没有机床他学会了车、铣、磨的手艺，用锉可以挫出螺丝，可以给钢铁钻眼，韩师傅成了工厂的“一宝”。造纸的水轮机、打浆机、造油墨的碾墨机，凡是从无到有或和“机”字沾亲带故的，都离不开他那份辛勤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