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9年10月开始，在华北《新华日报》上所刊载本地区来稿和报社自己所编写的新闻电讯等，即开始正式采用华北新华社的名义。从报纸创刊时起，关于地方新闻消息，分别采用太行讯、太岳讯、晋冀豫讯等，直到1940年冬至1941年春，开始由电讯科编写经电台对外播发的新闻通讯等，也仍然采用华北新华社的名义。当时，每天播发报纸上的社论、重要文章以及由电讯科整理或编写的通讯、消息等。这时，延安和华北各根据地如晋察冀、冀鲁豫、山东胶东、冀热辽、冀南、太岳等各地都抄收我们的新闻电讯。直到1942年初，又增加了发战报的任务。这时乃是工作最紧张、任务最繁重的时期，对外播发的电稿，也改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名义。直到1942年5月反“扫荡”结束后，当时由于根据地形势发生变化，发战报的任务收回仍归总部电台播发，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对外发电讯的任务也随之相应减少了。
（四）
第八科，编辑科-科长孙健秋不久去延安，由王春任科长。工作人员有赵树理、石果、金沙、杜展潮等。
编辑科主要有以下两项编辑工作任务：
《抗战生活》-1939年4月1日创刊，系综合性通俗读物《半月刊》原由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内容有国际国内时事述评、抗战工作经验、信箱词典、抗战文艺等栏，由张磐石主编。出刊6期，于同年6月15日休刊。1940年5月1日复刊，改出铅印16开大本《半月刊》，由华北《新华日报》出版。在复刊号上载有朱总司令亲笔题词：“祝抗战生活复刊。”总司令并写了一篇短文，加以勉励、指示。内容有专论、时事展望、学术讲座、文艺、通讯、学习经验、画报介绍、信箱等。具体编辑工作，主要由报社通联部编辑科负责。磐石调走后，编辑工作全部由编辑科担任。编委会由何云、磐石、韩进、李伯钊、林火（以上为常务编委）、杨献珍、匡亚明、任白戈、高沐鸿、王玉堂、徐懋庸、陈默君、孙泱等组成。1942年3月25日，出《革新》第1期，改为月刊。内容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总共在分类方面有杂感、短论、随笔、专论、古与今、国际间、通俗读本、苏联故事、人物介绍、生活修养、工作经验、读书笔记、创作、翻译、通俗文艺、习作讨论、信箱等栏目。1941年底，因精简，经组织决定，《抗战生活》与《华北文艺》合并，改出《华北文化》，于1942年1月出刊第1期，由通联部编辑科与文联共同编辑。1943年初，太行山文联正式成立后，由文联单独编辑。
《中国人报》-1940年8月1日创刊。由于筹备时间比较仓促，开初几期为双周刊或旬刊，已记不大清楚了。后不久即改为周刊，8开四版，每版有现在16开杂志大小。1942年1月15日出《革新》号，为了更加强对敌斗争，普及社会教育，改为5日刊，每月逢5逢10出版。1942年5月反“扫荡”后，《中国人报》是否仍继续出版，现已记不大清楚了。后来不久，北方局成立调查研究室，由杨献珍负责，王春、赵树理被调去工作，那时《中国人报》已经结束了。
《中国人报》，小5号字，每期放五六千字。第一版为社论、老实重要新闻；第二、三版，根据地和国内外重要新闻，也有评论，其他言论等；第四版是副刊，开初无刊名，后起名《大家看》。
《中国人报》版面虽小，字数不多，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新鲜有趣，很引人爱看，在当时敌后尖锐的复杂对敌斗争中，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激发和鼓舞了敌占区人民对敌斗争的激情。
在敌后战争环境中艰苦奋斗
史育才
《新华日报·华北版》是在残酷的抗日战争和艰苦的农村环境下进行工作的。有利的条件是有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支持，不利的条件是战争频繁和物质严重缺乏。下面谈谈我们是怎样不断地战胜困难，完成任务。
（一）
到1939年7月以后，日寇打通了白晋路，进而实施“蚕食政策”，占据了大部分县城，报社一步步地退向深山。自1939年4月起到1942年11月的3年多时间内，就先后搬迁过7次，其路线是：沁县后沟-沁县计刀岩-武乡大坪-辽县后庄-武乡安乐庄-辽县山庄-辽县熟峪-涉县桃城。在战争频繁的几年里，为了防备不虞，每搬一次家，都同时在几个地方设立点，如：1940年初至1941年初，除安乐庄外，同时在辽县后庄、黄庄、狼窝圪道设点；1941年1月至1942年5月，除山庄外，还在岭南、寺凹、麻田、西臭水、石灰窑设点；1943年9月，除桃城外，还在郝家、索堡、麻田设点。每迁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要做埋藏全部物资的准备工作，根据以往的教训，打好各式各样的窑洞。在战备上我们吃过两次亏。一次是1939年7月间，在计刀岩往武乡搬迁，过浊漳河时，被敌人劫走一些设备器材；一次是1940年10月，在后庄埋藏的一架铅印机被敌人掘出焚毁。“吃一堑，长一智”。事先做好准备工作，以后再没有受过损失。
自1940年起，敌人每年要向根据地内袭扰几次。为了使报纸出版不受太大影响，一般是敌人不到跟前是不停工作的。为了战时坚持出报，把铅字的字盘改小，制造了8开的简易印刷设备，连同电台、纸张、油墨等，只需要3匹驮骡即可驮走。不过在实践中还是油印更简便易行。在几次反“扫荡”战役中，铅印《战时版》只出过4期，而油印小报则出刊了57期。
报社人员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必须经常保持警惕性，如参加一些军事训练。上级不要求我们去打仗，但是要求我们懂得些军事常识，要能跑、会跑。我们手里的枪和手榴弹是为了自卫，在必要的时候，要能用、会用。在1942年5月的反“扫荡”战役中，黄君珏同志就是用手中枪击倒几个敌人后英勇牺牲的。
1942年5月的反“扫荡”，报社同志蒙受重大牺牲，何云等46位同志壮烈殉国。在我们的内心留下的伤痛，每一忆及总是不胜酸楚，并以这些同志的战斗精神，鼓励自己在革命道路上奋斗到底。
（二）
报纸的出版离不开印刷机、铅字、铜模、电料、纸张、油墨等物资。这些物资大都来自大中城市，可是敌人疯狂地设卡、搜索、封锁，严禁这些物资进入根据地。为了坚持出报，从报纸出版的那一天起，克服困难的斗争就开始了。
《新华日报·华北版》报纸的正文是用新5号铅字排版的，可是报社只有一副老5号字模，没有新5号字模，又没有打版、浇版设备，只好印活字版，在机器的重压下，用了两三个月，有些常用字就模糊不清了。看报的人不断提意见，报社的人更着急。在王显周、周永生、张建功和有关工人的协作下，制作了打纸型的设备和浇版设备。试用毛边纸和云母粉等材料，在5月13日做出了合用的纸型，浇铸出铅版。铸字工人刘德顺协同宋亮珍、韩晋升等，用老5号字模经改制成“半铅模”浇制出所需要的新5号字。技术上的问题解决了。《新华日报》编委会来函鼓励说：“4月份是你们最不精彩的一月，但5月13日却是你们新生的日子。”朱总司令奖励200块钱，并鼓励我们：“继续提高创造热情，不断克服可能出现的任何困难，使敌后抗战的文化工作更益向前。”
纸张的消耗是个大问题，只是报纸每期就要十几令白报纸，一年就要1800令，这还不算印制书刊的。敌人封锁又严，很难买进来。为了保证印报使用新闻纸，有些书刊就使用油光纸，白油光纸完了，就使用红、黄、绿等彩色的。这一时期用它印的马恩列斯的着作较多，现在在北京图书馆里还可找到这些彩色样本。报社领导一开始就觉察了这个问题，在1940年，王显周同志就和吴盛明、赵伦、葛乃昌等在辽县后庄试用水力石碾轧制纸浆，按报纸尺寸制成丝网，当年就造出了适用于印刷的样纸，在取得初步经验后，1941年又派吴藻舟、柳屯等在邢台明水组建纸厂。之后报社与边区工商管理局协作，改造黎城石壁底纸厂。这时报纸与书刊已开始用麻纸印刷。之后又在源泉、毛岭底、杜阁老等地设厂，并大力扶植太南、太岳等地区的民办纸厂。太行山上的苎麻是取之不尽的，经过不断改进，造出的纸光洁度、白度、韧性，完全符合出版要求。这就给报纸、书刊的出版吃了个“定心丸”。
油墨在印刷上的消耗量相当大，不能全依于进口，自1939年4月起，王显周即指导王嗣英和小炉匠韩晋升制造轧墨机，并用太行山上产的松烟、蓖麻蒙油和密陀僧（氧化铅）为原料，制造出合用的铅用油墨，做到了油墨全部自给。
纸张和油墨的制造，引起了冀南银行的关注，曾派杨介入、徐晶等出面与王显周联系，并参与了这一工作，这大概是王显周在1947年调冀南银行工作的原因吧！
新华日报社满打满算只有几千斤铅字，每天都在消耗着。采购人员就到农村去收购一些锡灯、蜡盏，和锑掺在一起浇铸铅版。关于配比问题，由于没有化验仪器，就从实践中摸索最佳效果，积累了一些经验，排字、浇版车间每天扫起的垃圾，都要用筛子筛拣出铅字、铅块后才能倒掉。
铅印工人们把残破纸张剔出来整理好，然后铺好晾干，以大改小，继续使用。上版用的洋钉子，根据地内不能生产，下版时注意不要把它弄断，弯了的，把它敲直，继续使用。这些都自觉地形成制度。
出版报纸极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保持与新华社的联系和捕捉中央社以及国际上许多重要通讯社的信息。为了胜利地完成任务，电台的同志们经过刻苦地钻研、摸索，除新华社外，塔斯社、路透社、合众社、海通社、同盟社、中央社的电讯都可抄收到，其中尤以抄收莫斯科的电讯，比新华社、中央社转发的国际新闻还要快两天，保证了新闻报道的快速、准确。
从1941年春起，报社又增设了发报台，每天发布报纸的社论、重要文章和消息，电头都冠以“华北新华社”。除延安外，晋察冀、晋绥、山东、冀南、太岳、冀鲁豫、冀热辽、胶东等区，各区电台都抄收我社发的新闻，并经常要求我们补报。直到1943年10月报纸由《华北版》改为《太行版》，发报台的机构和任务也随之变化了。
我们收发报的设备非常陈旧、落后，就是干电池根据地内也不能生产，除靠采购人员到敌占区采购外，只有靠人力手摇马达发电来完成任务。由于设备简陋，电力不足，有时收到的电讯号码非常微弱，致使有时抄收不全或误抄，只好不用。就是这样，也曾不自觉地用过一次误抄的电报，事情是这样的：1942年抄收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误将其中“哗众取宠之心”，抄收为“雾中取宝之心”。报社还就此发表过一篇《雾中焉能取宝》的小言论。不久，新华社予以指正。这更激励着电台同志们进一步提高质量。
抗日根据地没有照相设备和器材，因此在《新华日报》上看不到一张照片。为了美化版面，报纸上的刊头、插图，都是几位木刻家（陈铁耕、罗工柳、胡一川、彦涵、杨赟、邹雅、赵在青等），用他们的笔和刀做出来的，装点出华北《新华日报》的特有风姿。如果今天能把这些木刻作品印集成一个画册，一定会有它的特殊价值。刘德顺、宋亮珍同志及有关工人设计出的各种美术花边和水线，也使得报纸的版面更加活泼、美观。
大宗的原材料解决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譬如，收发报用的铅笔、石印油墨，我们还不能做，还需要一些打版用的毛边纸、制版用的铅等，仍要设法进口。
说到办公用品，整个报社几百个人，手表、马蹄表不过10件，只能用于电台和几个单位打钟报时，很少见到什么人有支自来水笔，大家办公、学习用的蘸水笔尖是进口的，笔杆都是自制的，墨水是黑的（用墨泡制的），很少见到蓝色的。直到1947年，书店的冶陶门市部弄到几桶蓝色颜料，把它分成小包，放在门市上出售，刚拿出来就一抢而光，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同志们见面后好“打游击”，目的就是找点难得的小用品。
总之，敌人封锁、物质条件的困难并没有把我们吓倒，相反的是我们一个又一个地克服了困难，胜利地开展着工作。
（三）
报社是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和其他后方机关享受同样的待遇。在1939年，每人每天800克小米的主食、1公斤小米的菜金（包括副食、烧柴等）。菜的种类虽不多，但炊事员的本领高明，他们把山药蛋、红萝卜可以做出二十几种花样，毫无“八股”气。食堂养着一圈猪，每周要会一次餐。除极少数工人外，一般同志每人每月发1.5元-3元的零用费，买些日用品。每人衣服是两身单军服，一身棉军服和几双鞋袜。从1941年起，反“扫荡”战争频繁，敌人搞“囚笼政策”、“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根据地缩小，加以连年蝗旱灾害，加剧了财政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报社响应党的号召，从1943年1月1日，进行精兵简政，全馆干部减少五分之一，勤杂人员减少二分之一，取消部级机构，做到机构短小精干，提高办事效率。每人的主食每日减少为500克，最困难时又减了100克。没有小米就吃苞米、黑豆，发动大家开荒种菜（主要是胡萝卜、土豆），上圣水寺山上采摘树叶（主要是青同树和榆树叶），以保证大家吃饱。苦是苦一些，但是当看到农民们吃糠咽菜，碗里看不到几粒粮食，甚至有的吃树叶、树皮、“观音土”（是一种毫无养分，但不牙碜的一种泥土）时，看到农民的脸色浮肿时，就感到我们的生活不是太苦，而是太好了，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支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在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年发一套单衣，三分之一棉衣，大家都学会了拆拆洗洗、缝缝补补，虽然有几个补钉，可是都能保持整洁。每人都是一条被子，连铺带盖都是它，冬天割点白草铺上，还是暖乎乎的。记得1943年新年和春节，每人供应2.5公斤好久未吃到过的麦子，同志们把它磨成“一箩到底”的黑面，做成馒头、饺子，都分送一些给自己的房东，使大家都能吃上一点面食。
新华书店积极地响应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每个同志都参加了生产组，计有开荒种粮、种菜、弹花、纺花、运输、印刷、磨面、孵鸡、养鸡等项，一直坚持到1947年。每年下来，除完成交公任务（每人125公斤小米）外，个人也有了一定积蓄。连一些随军家属也都主动不要国家给他们的补助粮，衣食都自己解决了，有些人还交出一部分余粮。
（四）
新华日报社一向重视人员的培训工作，这里说的不是政治学习，因为这是八路军的传统，这里讲的是文化补习和业务培训。曾经办过几个培训班。
（1）华北《新华日报》创刊前。
为培育办报人员，在1938年11月间曾办过一个记者训练班，该班的地址在山西屯留县寺底村的一个大庙里。办班时间为一个多月，班主任是江横，郭绍汤管教务工作。在该班学习的有刘川诗、赵棣生、王莹、师秉铎、史修德、赵会文、房秉玉、张锷、王好本、王荣光、杨莲青、宫志坚、米良、张映雪、史若虚、胡体昭、李德元、贾德贞等。该班结束后都分配到报社各部门工作。
（2）华北《新华日报》职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