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校于1940年7月开学，到1941年3月底结束。学员30多人，其中有20多人是从中共晋南地委剧团来的，是一些13至18岁的青少年。校长是王显周，王治荫任指导员，主要教员有孙久青、袁公华等同志，陈达管生活供应。学习的主要课程有语文、算术、自然、史地等。校址在辽县后庄，1940年冬初反“扫荡”后，学校由后庄迁往石灰窑。学员毕业后分配到报社的排字、打版、电台、木刻、医务、总务等部门工作。学员有刘平、杨新民、张宗良、杨文胜、谷景俊、杨复兴等。
（3）1941年在辽县西臭水印刷厂办过一个文化业务培训班，对象是青年徒工，学习内容是文化补习和印刷基础知识。校长是王显周，教务是张开基，教员有肖微、王剑萍等。学员有鹿俊文等。
（五）
发行问题。华北《新华日报》创刊后自办发行，主要发行于晋冀鲁豫边区。但是随着战争形势变化，时大时小，太行抗日根据地是报纸的基本发行区。
1940年6月，华北《新华日报》与太行《胜利报》统一建立发行联合办事处，统筹两报发行事宜。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改为晋冀鲁豫交通总局，统管党政军民公文信函和报刊发行，向民邮方向发展。史称“邮发合一”。
交通员送报纸和信件，主要靠肩担背负，爬山越岭，日行七八十里，风雨无阻，工作非常艰苦。有的是夜间通过敌人封锁线或碉堡转送报纸。在长期战斗中，涌现出一批“飞毛腿”、“铁肩膀”的模范交通员和对敌斗争英雄。
中国新闻史上的光辉一页
何承
1939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以下简称《华北版》）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刊。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大片领土，我党领导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进入发展和巩固时期。为了宣传、指导华北抗战，由朱德、彭德怀同志提议，周恩来同志支持，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准创办这张报纸。《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北方局为加强对华北版的领导，成立了党报委员会，成员先后有杨尚昆、彭德怀、左权、傅钟、罗瑞卿、陆定一、李大章、邓小平、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和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陈克寒。副社长杜毓沄有时列席。陆定一任党报委员会主任。党报委员会每月开会讨论机关报的工作。包括宣传报道计划和重要评论选题。报社陈克寒、韩进先后常驻北方局，负责报委和报社的联系，撰写重要评论文章。
《华北版》是当时我党领导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三大报纸之一，从创刊到1943年9月终刊，历时4年9个月。这段时期，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是敌后抗战最为艰难困苦的年月。日本侵略军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军事进攻，对蒋介石加紧进行政治诱降；同时把大部侵华兵力调到华北，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轮番的大“扫荡”，妄图消灭八路军，巩固其对华北的占领。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日趋消极，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加紧进行“限制”和挑衅，亲者痛仇者快的“磨擦”事件频繁发生。局势严重，关系着抗战成败，民族存亡。
《华北版》在坚持抗战，克服危机，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推动和指导作用。在敌、我、友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华北版》的宣传报道紧紧围绕抗战形势和根据地面临的任务，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和教育广大群众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而斗争，表现出高度的党性：
第一，报纸充分反映华北敌后军民根据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阐明的指导思想英勇奋战的业绩，成为鼓舞和激励人民斗争的响亮号角。报纸创刊之始，即刊载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论述华北战局的文章，阐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大意义，指出日本侵略军增兵华北“是我们的重大胜利，是华北军民的光荣”，“必须克服一切困难，熬过一段困难的过程，才能走向胜利的坦途”。报纸刊载十八集团军总部发表的华北战报，刊载左权副总参谋长定期撰写的综述华北战局的文章，指导军事斗争。报纸创办的第一年中，就发表了有关军事斗争的社论50多篇，并连续介绍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经验。报社记者先后访问聂荣臻、吕正操、宋时轮、徐向前、罗荣桓、陈光、萧克、宋任穷、陈锡联、陈赓、李达等八路军高级将领，访问部队、民兵的战斗英雄，一年间发表访问记和战斗通讯100多篇，介绍各抗日根据地创建、成长的概貌，讴歌华北军民浴血奋战的丰功伟绩。
在粉碎日本侵略军所谓“囚笼政策”的斗争中，报纸大量报道华北军民广泛开展破击战的成果和经验。1940年，我军发动“百团大战”，在国内外激起巨大反响。报社组织记者采写大量战斗通讯。一位来自四川署名“远波”的读者来信中说：“日寇连续疯狂轰炸重庆，使这里的同胞呻吟在死亡的边缘，愤怒燃烧着每一个人的心。”正在这时，朱德总司令驰电慰问，并发动“百团大战”回答日寇的暴行。像雪片飞来的捷报感动得大家流下热泪，使得亲身遭受日寇暴行而愤怒的同胞获得复仇的愉快……都感觉到八路军这样生活异常困苦、装备不好的队伍，仍一天比一天壮大坚强，那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光荣。这封信只是河流中的一滴水，但它反映出“百团大战”在全国人民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是对敌后新闻工作者的一大鼓励。
第二，在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华北版》突出宣传“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粉碎汉奸伪政权，改造旧政权，建立民主政权，对动员组织人民坚持敌后抗战争取胜利的斗争，对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1940年4月，《华北版》连续发表社论，宣传建立“三三制”政权指导思想。社论《论抗日民主政权》指出：结束腐朽的“历史上的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中心关键。《论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指出，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的汉奸反动派，保护一切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生活，改善工农的生活”。1941年，《华北版》驻地太行区举行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选举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报纸进行了连续、集中的宣传；对晋察冀等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也分别作了介绍。通过这大量报道，反映了空前热烈的边区建立民主政权的盛举，标志着抗日根据地的欣欣向荣日臻巩固。
第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教育广大军民正确认识和对待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坚定团结抗日信念，认识进行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正是坚持团结抗日所必需。《华北版》创刊后，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渐明显，即连续发表社论，强调指出“在今后的长期抗战中，也只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继续发展与巩固，才能保证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迅速到来”。当时，部分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华北敌后地区尚未撤过黄河，有些国民党地方负责人也有团结抗日的表示，《华北版》及时派遣记者对某些代表人物进行访问，宣传他们确实有过抗战业绩以及继续团结抗日的言论（有的具有“立此存照”的性质）。
对于某些国民党人在敌后专搞反共“摩擦”破坏团结抗日的劣迹罪行，报纸则进行揭露和声讨。报纸连续发表社论，指出“‘摩擦’的本质，是日寇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奸计”，是“经过汉奸之策动挑拨发生的不幸现象”，对被敌利用搞“摩擦”的“专家”，希望他们“有所觉悟，幡然改悔”。报社特派员陈克寒曾对彭德怀副总司令作过专访，提出有关“摩擦”真相及解决办法的七个问题，彭总一一作答，长达2万字，报纸分3期连载并发表社论，表明我们唯一期望是专事“摩擦”的人们幡然省悟，迅速停止一切“摩擦”行为，以刀锋转向日寇。当时国民党部队中的有识之士，八路军、决死队的指战员以及各界读者，经常给报社写信，称赞“报纸的特点就在于每到时局严重的关头，一定吹起号角，敲响警钟，唤醒千百万军民，为克服危机而奋斗”。
第四，重视国际宣传报道，是《华北版》的一大特色。报纸每期4开四版，以第三版刊登国际消息和评论，即使在行军转移期间，报纸由铅印改出油印《战时版》也不间断。当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动荡多变，却又与中国抗战密切相关。为帮助广大读者身在山中胸有全局，及时了解国际时局动向，了解党的有关方针政策，正确判明形势，提高胜利信心至关重要。当时延安新华社播发国际新闻不多，报社直接抄收世界各大通讯社广播，斟酌去取，编辑成文，工作量很大。《国际版》还设有《时论》、《国际问题分析》、《国际论坛》等多种栏目。社长何云、《国际版》主编左漠野撰写的国际问题评论文章，很受读者欢迎。1940年初，读者杜靖之来信说：“从来（在20年间）没有一次使我这样渴望报纸。东欧的战争，以9月5日（按：指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报纸5日登载此讯）为转折点，延烧着全欧……我们在这个大事变前有些迷乱了……9月13日（这将是不易忘却的日子）得到一张9月9日的《新华日报》（按：刊有毛主席《对当前时局的谈话》），我豁然开朗了。依了这铁的论据，我才有勇气起草了15日大会的演说……”
《华北版》的特色还必须提到的是她的木刻版画。报纸创刊后，根据版面最重要的内容，每期在报头一侧刊有一幅木刻作品。报上还经常刊登多种插图，有歌颂敌后军民英勇斗争的，有讽刺打击敌人的，也有表现重大节日政治意义的。这些作品同报上的评论、新闻报道密切配合，大大增强了宣传效果。在部队、地方机关单位办的墙报上，在村头巷尾的墙壁上，这些木刻作品常被仿照放大绘出，很受欢迎。报社木刻组，起初只有陈铁耕、罗工柳、杨赟3位，以后增加了彦涵、邹雅、华山等几位，除了创作插图，还出版了《敌后方木刻》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