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大多数成员都觉得就业管理科科长与就业大队大队长由一个人来担任比较合适，可怎么安排吴龙喜就成了一个问题。现在职数都是满的，动谁呢？提拔容易撤职难，就是要调整一个副中队长（副股级），必须准备充足的理由，先以组织的名义找本人谈话，征得本人同意后，在经过党委会讨论。如果他不同意调整工作岗位，你硬调整了，他就天天找组织讨要说法，闹得沸沸扬扬的。而上级部门呢，一般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当和事佬，从组织管理这个角度上讲，上级一旦充当和事佬这个角色，那基层压力就大了。姚志海担任党委书记这些年，就这一点他极不适应，解放了，和平了，坏人好管，一通上纲上线，再不行干脆送到学习班，挖他的思想，挖他的灵魂。几反几复，就是不能入心入脑，但表面上还是诚惶诚恐。这样还不行的话，只要一有运动，马上揪出来，打入坏分子行列，送去劳教或者干脆判刑。但是对于那些有革命背景的同志的管理，难度就大了。都是打江山的人，都讲党性，都讲革命，你能怎么着？哪个人没有几个老领导老上级？稍微处理不好，一状告到老首长那里去，到头来反弄得你自己灰头土脸的。
吕秉林对吴龙喜印象一直不好。事情还得从大会战第一天晚上说起，吴龙喜跟姚志海一个鼻孔里出气，当面搞得轰轰烈烈的，暗地里却忽弄吕秉林。有人反映到吕秉林那里，吕秉林当晚突击检查，抓了个现行。尽管吴龙喜当面作了检讨，立即行动改正了错误，其后的大会战质量也不错，但是吕秉林还是心存芥蒂。
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李秀挺和其他党委成员很是担忧，就业管理科和就业大队如果彻底分开还好说，一个是机关管理部门，一个是基层单位，但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单位，两人原本在配合上就存在问题，这样一来，两人还不吵翻天？吕秉林却不那么认为，说：“怎么就没法配合？你和我还不都是平级的？就这么定了，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吕秉林的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李秀挺也不好再坚持。
一大早，蒲国光就来到了就业大队，尽管腿上还缠着绷带，处着木棍也很不方便，他还是在新生村里转悠了一圈；尽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还是感觉自己很高大，心情愉悦，精神面貌上一定是神采奕奕。
所谓新生村，实际上就是十几排低矮的瓦房，每一排大约有30到40米长，很整齐地排列着，每排房子的两头是厕所，一头是男厕所，另外一头是女厕所。这里有女的，大约由两种类型的人构成，一类是女就业人员。两溪口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关押着女犯，到今年春天男女犯分押，才将大多数女犯转移到专门的关押女犯的监狱，但是农场还是把在一些技术含量稍高的工作岗位上服刑的女犯留了下来，比如医生杨雨荷，护士杨菲菲等。以前满刑的一部分女犯强制留场就业，还有就是确实无家可归的，赖在农场不走，或者回去了一趟没找着家人又跑回来的。这类人一般年龄偏大，很多都带一些残疾，长相也就很一般，甚至很丑陋，不知是何人给她们取了一个外号叫“母的”。这个外号带有很浓烈的羞辱性，母的与公的相对应，比如说母猪与公猪，马上就会联想到配种。在两溪口农场犯人们中流行着一个荤段子：“丑不丑，只要有一个口口。”什么意思呢？不管对方长得丑还是奇丑，只要裤裆里是女性器官，可以****即可。就业人员尽管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但是待遇上与其他公民相差太大，特别是在劳动、学习管理上，跟罪犯没什么两样。在这里干部依旧是皇帝，动辄打骂，其程度与处罚罪犯毫不逊色。所以就业人员很难找到对象，在新社会的政治观念中，一旦你当过劳改犯，哪怕是冤案，平了反，你注定就是坏分子，一辈子都是劳改犯。谁愿意嫁给这样的人？于是，这些又老又丑的女就业人员反而成了香饽饽，来一个就被男就业人员抢一个。还有一类是就业人员的家属。并不是所有劳改犯都妻离子散，还是有相濡以沫海枯石烂的。由于劳动力缺乏，农场鼓励就业人员把老婆孩子户口迁过来，可以分得两间瓦房，子女可以在农场办的小学、初中读书，其退休后子女可以顶班当工人。很多就业人员不好找对象，就委托亲友在偏远的农村找，还有的就干脆先把姑娘骗来，好说歹说，霸王硬上弓，生米煮成熟饭，骗来的姑娘出于无奈，也就留了下来。
就业人员本来就来自南北东西，说普通话的、广东话的、江浙鸟音的，从土匪到将军，从文盲到教授，风俗、习惯、生存态度、道德水准等等千差万别，凶恶顽固之徒、文质彬彬之辈、巧言令色之类把新生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这些淳朴的农村姑娘哪里经得起这般风浪，刚刚结婚还不到一两个月，就死心塌地地要跟另外一个就业人员；还有的就业人员为了蝇头小利把自己刚刚娶回来的老婆让给他人，这些可怜的姑娘自己都不明白怎么一回事，就被让给了另外一个人。
就业大队的管教干部尽管拥有几乎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但在两性关系上还是很谨慎的。不是不想，而是社会舆论对两性关系问题口诛笔伐，加之党纪在处理男女关系问题上从不手软，为了这个犯错误确实划不来。不过，一些女性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家属为了生存如何如何腐蚀、引诱干部，倒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潜规则：只要不是捉奸在床，一般也就挂在嘴边说说而已，权且当做打发无聊时间的笑话而已。实际上，干部也是人，就人性而言，跟犯人、就业人员没什么两样，在那些不能谈政治、没有书看、没有戏看的年代，人们闲暇之余唯一能激发内心波澜、触动内心最柔软部分的，就是性。但是往往以另外一个面孔出现，把对性的渴求变成一种表里不如一的不耻、不屑，暴风骤雨般的抨击与批判。
门吱呀一声，接着就是一盆水泼了出来，蒲国光猝不及防，被劈头盖脑地泼个正着，头上、脸上全是水，特别刺骨，还带着一股说不出的臭味，八成是昨晚的洗脚水，又在里面拉了小便。泼水的人看见了他，不仅没有道歉的意思，还数落说：“你走路不长眼睛？活该！”说完，把门砰的一声关上。
蒲国光回过神来，一脚把门踢开，吼道：“刘立信，你给老子滚出来！”
就像炸了窝似的，几间房子的门都开了，就业人员们披着衣服慌张地从门口探出脑袋观察。
暗黑的灯影中，刘立信像一只犯了错的狗，畏畏缩缩地走出来，一出门便点头哈腰地道歉：“蒲大队长，我……我……我没看见是……你……”
蒲国光上去就是一拐杖，将刘立信打翻在地，一只脚踩在他的头上，喝道：“现在看清楚了没有？”
刘立信卷缩成一团，杀猪般地哭喊起来。
“你，把你的洗脚水给老子端来！”蒲国光指着一个就业人员命令道。
那人吓了一跳，陪着笑脸说：“大队长，我……我早上不洗脚……”
“去，到地沟里舀盆水来。”
那人不敢抗命，飞快地跑出去了。
蒲国光今天特意穿了一件九成新的军装，原本是在宣布他为就业管理科科长时风风光光地露露脸，而现在被这一盆污水泼得像落水狗一般，越想越是气，举起拐杖又要打，哪知那只受伤的腿吃不住他身体的重量，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好在他是身近百战之人，反应敏捷，马上用拐杖支撑着地面，才勉强稳住身形。
蒲国光想换一只脚踩住他的头，骂骂咧咧：“****的，连老子都敢泼，不甘心失败是不？老子今天就让你这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知道知道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
刘立信见有机可乘，一个地打滚，滚出几米开外，趴在地上求饶：“大队长，大队长，我真没看见，你高抬贵脚，饶了我吧。我知道，我明白，我早就体会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啊，我们八百万精锐都被你老消灭了，我咋不知道呢？我……”
“报告大队长，水打来了……”
“撒泡尿在里面。”
“这……”
蒲国光喝道：“这什么这，撒尿！”
那人苦笑道：“大队长，我刚撒完，拉不出来啊。”
“拉不出来就去给老子找个人来拉，去！”蒲国光盯着他，扬扬拐杖。
那人哆嗦了一下，看看围观的人。
那些人像遇到瘟神一般，一窝蜂地跑了。
“谁撒泡尿，奖励两片回锅肉！”蒲国光突然怪笑起来。
人们又从门里面探出头来。
“三片！”蒲国光大声说。
“我！”七八个人异口同声地应答，然后冲锋一般跑出来。
蒲国光阴阴地看着刘立信，说：“都给老子撒尿，都奖励。”
等七八个人把尿都拉在盆子里，他走过去看了看，一股尿骚气息直冲鼻息，他连忙掩住鼻子，回头对着刘立信喝道：“你，给老子爬过来！”
刘立信知道逃不过这一劫了，便慢慢的爬到盆子跟前，摸索着攥了半块砖头，眼睛里闪过一丝凶光。
“咋回事？咋回事？！”一个声音传来，接着大队长吴龙喜从黎明的暮色中走了出来。
刘立信像遇到救星一般，连忙转身朝吴龙喜叩头：“报告大队长，我早上起来倒洗脚水，没想到蒲副大队长路过这里，泼了他一身，我错了，该怎么处罚我认了，但是我不是对抗政府，对抗党……”
吴龙喜把他拉起来，说：“去，给蒲副大队长认个错。”
“咋地？我管教一个就业人员的权力都没有了？”蒲国光似笑非笑地看着吴龙喜，“老子今天就是要好生管教管教他，让他长长记性，知道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不是他蒋家王朝了！”
说罢，他对刘立信喝道：“是你自己把这盆水倒在头上呢，还是我帮帮你？！”
“蒲国光同志！”吴龙喜语气严厉起来。
“你还知道我是你的同志？！”蒲国光嘴角闪动着一丝鄙夷，说，“他们是谁？我是谁？我看你立场有问题！”
“他们跟你我一样，现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
“合法公民？！哈哈……”蒲国光狞笑，直视他说，“合法公民还强制留场就业？你脑子晕了还是进水了？”
吴龙喜也直视着他：“蒲国光同志，我得提醒你，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政策是不虐待俘虏，何况他们早已不是俘虏；在劳改条例中明确规定不准打骂体罚虐待罪犯，何况他们现在已经不是罪犯……”
“你别跟我一套一套的，你摸摸良心说，你就没打过罪犯？哼！老子今天没叫他喝，已经体现了革命人道主义。”蒲国光说罢，俯身欲端尿盆。
吴龙喜眼疾手快，一脚将尿盆踢翻，然后冲着人们说：“组织开饭！”
就业人员们呼啦啦全散了，刘立信也趁机一溜烟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