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总章元年(668)，法藏二十六岁。这时，他已能背诵多部经典，只是还未出家，心中总觉不快，于是就前往释迦弥多罗尊者住的地方，请求接受菩萨戒。菩萨戒是在比丘戒、比丘尼戒之外的另一种戒律，据说还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的习俗。由此可见法藏出家修行的内在要求和心情，当某僧人将他引见给尊者时，尊者详细询问并听取了他择师学法的经过。尊者对法藏能背诵《华严经》，兼讲《梵纲经》，非常惊奇，他赞叹地说：“只要掌握了净行一品，就可以得到菩萨大戒，何况还能义解发挥！”
同年，智俨梦中显示般若台倾倒，预感自己今生因缘将尽，便当即召来门人弟子，告诉他们说：“我将要去净土极乐处，游览莲花藏世界。”他看了看法藏，眼光落在法藏的俗家服装上，意犹放心不下，特此将道成、薄尘叫到床前，再三嘱托他们照顾好法藏，还说法藏(他称其为贤者)“随心留意于《华严经》，能无师自悟自通，将来定能弘扬我门遗法。”这样，智俨在弥留之际，就把衣钵指定给法藏这位俗家弟子，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准确的预见啊。十月二十九日夜，据说夜空之中，徐徐有音乐声从西方飘来，随后又自东向西而去，智俨就在这音乐声中圆寂归天。
逝者逝矣，但逝者的精神永存。智俨的弟子中，道成、薄尘年龄已大，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大德，法藏与义湘年纪相当，几乎是同时进入师门，二人是真真正正的同学。而义湘又属于朝鲜新罗人，回国后被该国推为华严宗初祖，后来与法藏不断有书信来往，这是后话。赫赫有名的一代宗师去世，而他指名的衣钵传人竟是一名俗家弟子，这对华严宗来讲，显然有不利的因素。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这是依当时的大环境而言的，一个没有出家受戒、又没有什么影响的人，在游讲参学过程中，难免被人小视和瞧不起。所幸小环境还不错，道成、薄尘在师父去世之后，自动承担起责任，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得失而耿耿于怀，始终牢记师训，随时留心法藏的出家事宜。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荣国夫人杨氏去世，武则天借此机会，在佛门度僧，并特将住宅辟出施舍，改成“太原寺”。依当时的惯例，大凡皇室宗亲上归冥路，都要兴建寺院，以表达生者对死者的慈爱、留恋和祝福。如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二十四日建成的大慈恩寺，就是太子李治为报答其母长孙皇后之爱而兴建的。寺成后，聘请玄奘为大慈恩寺的住持，该寺也就成为玄奘的译经场所。不过，那时的佛教多限于知识阶层，贵族文化的气息很浓，特别是玄奘师徒所弘扬的唯识学派，一般民众对其难免有敬而远之之感。但是，这时的佛教正在深入于普通群众之中，为了用佛教笼络民心，武则天以自己的化妆费为支柱，令人在龙门石窟奉先寺铸成大佛像。这次，她又以太原寺为契机，广为推行佛教政策。
听说武则天舍宅为寺，欲度僧尼，道成、薄尘等乘机联络一些大德名僧，联名写状，推荐法藏，请求度他为僧。这篇联名状写得恰当得体，开头写了法藏自小思慕佛祖以来的拜师求法经历，说他“少有佛志，长而从师”，对佛家经典“背诵如流，运用娴熟”，是个不可多得的佛界奇才。接着笔’锋一转，叙述了法藏至今居俗的客观原因，是由于他多年奔波、遍寻佛法、迟遇良师等因素造成的。最后，状文歌颂了本朝太平盛世时的佛教政策，指出天下万民“身当四方合统之朝，时值三宝重兴之运”，所以借此“自天降康”的美好时机，希望能为法藏剃度授戒。这篇状文，非比寻常，首先它是由佛界有名望的僧人联名写的，说明法藏在佛界已渐露头角，同时也表明是代表了佛界的一致意见；其次，机遇很好，正值皇家朝廷开门度僧，一旦有人被选中，那前途不可限量。那时，朝廷的举动意味着尊严、地位、威望、声誉等等，假若能被朝廷以法律的形式认可，那就不可小视，不可漠然处之，真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对一般人来讲，这种机遇很少、很渺茫，但是法藏已经迎来了这种机遇。
推荐状文很快得到恩准，敕令在太原寺道场为法藏削发授沙弥戒，并聘任他为该寺住持。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圣旨又令在京城的十大德法师，给法藏授具足戒，诏令他在太原寺讲解《华严经》。这时武则天已完全掌握朝政，她令臣下称她为“天后”，称高宗为“天皇”，常常以天后名义发布诏令。端午时节，天后武则天派使节到太原寺，给法藏赏赐衣物，以示慰问，祝他寿如茂松，“永耀传灯，常为道首”。此后，武则天又把《华严经》中“贤首菩萨”的名号赐赠给他，尊称他为“贤首国师”。
四贤首国师
674年这一年，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年代。与武则天提出十二条政治主张的同时，法藏不但实现了盼望已久的出家愿望，而且也获得接二连三的特殊待遇。贤首国师的声望如日中天。
法藏在新落成的太原寺讲解《华严经》，听众络绎不绝，从此名声大振，各寺纷纷请他讲经弘法。次年，他应玄华寺之请，为僧俗群众开讲《华严经》。这次讲经，又是一个提高进步的机会。本来多年前，他就能默念背诵，加之后来听讲时的领悟心得，讲经对他来说，已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但是，每次讲解都有新的收获体会，都会有新的灵感涌现出来，这使得他讲经更有条理，更吸引听众，更容易征服人心。你看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会儿讲得玄妙入微，一会儿讲得具体生动，听众无不敛声静气，凝神思索。这次讲演大快人心，其影响之持久，传播之深远，超出想象。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中印度的沙门地婆诃罗(中译：云日照)，来到中国长安讲学。法藏得知消息后，喜不自禁，当即前往参拜问候。他带着问题虚心请教：“印度对佛陀的一代教法是如何判释的？”云日照告诉他：一‘印度那烂陀寺有两大法师，一个叫戒贤，一个叫智光。戒贤根据《深密》、《瑜珈》等经论，将有、空、中作为三时教判。智光则依据《般若》、《中观》等经论，以心境俱有、境空心有、心境俱空为三时教判。”这一珍贵信息给法藏以新的启迪，他将此连同以前的所思所学、译经心得交融在一起，豁然开朗，智慧大增。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法藏以一教之尊，且又有国师称号，可谓功德圆满，无所不晓。但他不耻下问，学问相长，探究研讨永不知足，从而为弘扬华严宗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佛教各宗派，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净土宗等，纷纷着书立说，弘扬门派，争奇斗艳。华严宗在当时已较有名气，但如何完成师父临终“绍隆遗法”的心愿，法藏内心激动不已。
华严宗自初祖杜顺和尚至今，已有三代，而则天皇后把“贤首菩萨”、“贤首国师”的荣誉赐赠于己，这是华严宗的自豪和骄傲。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称华严宗为贤首宗，这是始料未及的。所以，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前两位师父的思想观点，另辟新的途径，使华严宗的教观、教理、教规丰富和完善起来，以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根本典籍，阐发微言大义，故此得名。法藏眼前似乎晃动着师父的身影。师父常常提起，杜顺初祖是陕西临潼西北人，他依靠《华严经》，宣传教义，法界圆融思想，就是他首先在中国大力提倡和弘扬的。师父智俨，甘肃天水西南人，被称为华严宗二祖，早年随杜顺出家学法，后在智正法师藏经阁前，肃静致礼，默念立誓，信手取得《华严经》第一卷。师父卓异非凡，每读《华严经》，都有新意，别乘一教、无尽缘起思想，是他对华严宗的重大贡献，从此奠定了华严宗的主要理论基础。法藏又想到，自己若干年来一直纠缠不清的相印相融观点，在和印度、西域高僧的交流接触中，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大有不吐不快之感。
法藏的回忆与想法，正是他印证自己论点，捋顺思想体系的逼真反映和写照。法藏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的判教学说，他把当时在中国的各家佛教宗派，分别判为五教，其名称和次序是：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终教、大乘顿教和一乘圆教。法藏认为，华严宗在五教中地位最高，属于一乘圆教，而其它宗派则属于偏颇而有弊端的“偏教”。因为世间，一切不同的事物，都有不同的特性和界限，它们是“因缘生起”的，而缘起的实质就是“法界缘起”，或者是“真如缘起”，所以，法界为真如(在佛教教义中，真如等同于佛性、法性、如来藏)之法界，缘起为真如之缘起。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真如或者如来藏派生出来的，山、林、河、尘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如的法界，真如的缘起。只要领悟了这个“一乘圆教”，那么就可“即身成佛”。
法藏的判教学说和主张，使华严宗的思想体系更明确，更充实，更完备，所以，世人公认法藏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当然，也有例外，他的弟子慧苑就认为，“五教”只不过是在天台宗的“四教”之外，加上了一个“顿教”，意义不大。慧苑也因此被摈弃于正统的华严宗人之外。事实上，法藏能融合各家学说，自成一派体系，功绩和作用已成定论，何劳他人评说！
华严宗因“贤首国师”而名声大噪，一时成为与其它宗派鼎足而立的一大宗派。据传说，法藏讲经常常伴随着一些神妙莫测的东西，这就使得华严宗变得不可思议而又非常诱人。须知，当时大多数人对高深的宗教理论和哲学问题不感兴趣，能让他们信服、趋之若鹜的，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不管法藏以什么办法，使讲经场所有如神明降临，他都在有意无意中，传输一种信息，即华严宗是真正的圣教，是可以信任和依靠的。这就是法藏，这就是法藏的讲经。
据说，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八月，法藏举行了一个戒斋忏悔法会，当众为亡灵超脱祈祷。事情的原委是，上年五月间，雍州万年县何容师，因嗜吃鸡子，杀之无数，而暴病身亡。死后与其它七百个鬼，被打入地狱，经受油汤煎熬之苦。在实在不能忍受的时候，他返魂托梦，让第四个儿子行证恳求法藏赎罪，法藏就令他诵读并抄写《华严经》，到这时方才完成。在众目睽睽之中，只见何容师等七百鬼飘出地狱。
武周天授二年(691)，法藏应山东曹州枚宰之邀，前往讲经说法。会中有个不信佛法的人，口出狂言，大骂佛、法、僧，没想到第二天就面容破伤，发眉随手脱落，遍体脓疮泡疹，他恐惧思过，求助法藏。法藏训诫他说：“这都是报应！从今日起，你应当礼敬三宝，诚心诚意地朗读《华严经》，而且要读一百遍，罪才可以免除。”这个人千恩万谢，感激涕零，拿起《华严经》，就高声读了起来。谁知，只读到一半的时候，就形体复原，完好如初。后来，这个人逢人便说法藏的恩德，到处讲解《华严经》的神灵。
上述两则小故事，是法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人们宣扬佛教，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信服它，接受它。他附加于华严宗一些神妙玄虚的东西，只能这么来理解和看待。如果说上述种种，是着眼于本门本派，是振奋宗风的需要，是为自己派别服务的，那确实产生了重大效果。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还不能全面理解法藏，否则，他就不成为“贤首国师”了。
法藏是朝廷崇赏的一代宗师，他也是社会的一分子。讲经作法、弘扬门派，需要借助于朝廷，对朝廷及其政局，不可能超然于局外，但是他有自己的参与和判断准则。在某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法藏始终能把握好分寸，与时俱进，甚至为国分忧。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契丹族首领李尽忠等，在今辽宁朝阳一带举兵反唐，造成大乱，近七八个月的时间，叛军连陷几座城池，矛头直指河北中南部一带，唐朝十八万大军弃甲而逃。在这紧急关头，武则天又调二十万军队出师讨伐，同时还诏令法藏依经作法，协助王师。君令如山倒，法藏于是沐浴更衣，建立道场，内部放置十一面观音像，默默吟念祈祷。据说数日后，叛军看见有无数神兵汹涌而至，观音腾空闪现，一时间，天鼓之声不绝于耳，敌兵胆战心惊，不战自乱。唐军随即平定叛逆。武则天大喜，称赞法藏的恩德和神兵的威力，于是改年号为神功元年。
当然，将法藏的法力吹得神乎其神，似乎可抵几十万大军，的确言过其实，但就客观效果而言，他对稳定人心、鼓舞斗志，也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重译华严
武周圣历二年(699)，法藏以近六十岁的高龄，参与重新翻译《华严经》。
《华严经》全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又称《杂华经》，是印度大乘佛学经典的一部分。大约在公元二——四世纪之间，南印度、西北印度和中印度都先后流行《华严经》。我国在东汉时，《华严经》中的《兜沙经》，就已经有了译本，至唐朝时，有关此经的篇章译本就达三十五部之多，但其中较早、较全的汉译本，当属东晋时译注的《华严经》，分六十卷三十四品。不足的是，晋译经卷，译文繁杂，许多地方不符合原意，并且《入法界品》内有两处脱落。三百多年以来，晋译本照旧，无人更改，法藏时常叹息，有时默默凝视西天，希望有所补救。680年，中印度和尚云日照来中国时，正好带来了《华严经》的梵文典籍。当法藏知道云日照所带梵文本中有《入法界品》时，他便和云日照一起，翻译、校对、查寻。据说二人译注时发出的声音，如雷震荡。《人法界品》终于被完整地译成汉文，整个译文流利顺畅，言简意赅。
天授元年(690)，是个在中国历史上永载史册的年代。这一年，武则天终于废弃唐朝，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将洛阳改为神都。同时，武则天向天下颁布《大云经》，在全国各地兴建大云寺。之所以如此，据说后凉时昙无谶翻译的《大云经》中，记载有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的说法。于是有些人就穿凿附会，说武则天就是弥勒佛降世，应该代替李唐作皇帝。武则天建立周朝后，就广泛推行崇佛政策，她派遣使者，去今天和田一带，请来沙门实叉难陀(中译：云喜学)，让其讲解佛经。同时又诏令法藏去洛阳大遍空寺，共同参加笔受。
武周证圣元年(695)初，法藏从长安出发，奔向洛阳。长安至洛阳，大约有八百五十里的路程，又值冬季，寒风刺骨，黄土滚滚。潼关、函谷关两侧，耸立着数十丈高的断崖绝壁，绵延数十里。大约二三月间，法藏抵达洛阳，他不顾旅途劳累，立即投身译场。真是天公作美，这次翻译的正是《华严经》，而义净、弘景、圆测、神英、法宝等各位名僧大师，均列席就坐，真是人才济济，满堂生辉。法藏奉旨进行笔受。这次翻译搞得有条有理，壮观非凡，译经寺前，百叶莲花盛开，译经寺内，各位大师字斟句酌，勤勉有加。
有一天，武则天兴致勃勃地光临大遍空寺，亲自探视翻译进展情况，并赏赐饭食，以示慰劳。武则天的幸临，表明皇室对佛教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法藏等人译经的劲头更足了，信心更大了。后来，译经场所改到佛授记寺，法藏愈显得精神焕发，老当益壮，他借这次新译的有利时机，将以前云日照补译的两段经文插入新译经书。这次译经时间长达四年之久，至武周圣历二年(699)方才完成，新译《华严经》长达八十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