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16日，早上6点28分，我醒了。我的心口有点痛，眼睛湿湿地。我清清楚楚地做了一个梦，一个伟大场面的梦。
一个丧礼的行列。我和大弟走在队伍的前面。我按住胸前一个桑皮纸的大信封，说这里面包的是我爸爸的骨灰。我和大弟走到一个平台上。大弟说要去换衣服，只有我一人站在平台上，双手紧紧抱着桑皮包。这时我就醒了。爸爸是1938年去世的，到今天已经57年了。就是在梦里，我也见不到爸爸的背影，更没有看见爸爸慈爱的面貌。梦啊，你太无情了。
我爸爸有十个儿女，四女六男。我是他的第二个女儿。
1931年，我在光华大学念书，我爸爸住在上海，儿女们多数住在苏州。1932年，是放寒假的时候，我也在苏州。我的大弟宗和、二弟寅和，一位堂房弟弟蕴和（小大黑子），还有一位堂房小叔，他们四个男孩子，都只有十六七岁。要我陪他们到上海去考光华大学。我们是1932年1月24日坐火车由苏州去上海的。我陪他们到大西路光华大学考试。最后一天考试，正是1月28日，晚上就发生日本对上海的战争。
29日的早上，这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上海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十分惊慌，等到我们定下心来，我马上去买火车票。上海开往苏州的火车，已经不通了。我爸爸非常着急，到处找人到十六铺买轮船票，好不容易才买到两张通铺。我们五个人，四个男孩和我一个女孩，已经很挤了。我爸爸很不放心，请男工黄四送我们。黄四是厨子黄二大师傅的弟弟。
1月30日的早上，我们一行六个人，去十六铺码头。码头上人山人海。找到了船。船上已经很多人。我们总算找到了我们的铺位。因为父亲和继母韦均一这两个铺位靠近窗口。可是这两个铺位上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只得请人家挤挤，才让出位子。从早上八点到我们六个人找到铺位，定下心来，已经快12点钟了。我们都没有带行李，更没有带吃的，大家都觉得肚子饿了，才想到要吃东西。这时候，船舱里还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行。我们请黄四上岸去买吃的。
时间过得很慢，人越来越多，船上小过道也挤得水泄不通。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也不见黄四回来。我坐在大弟、二弟的中间，他们把我围在当中。多亏弟弟的保护，否则我这72磅的人骨头都会挤断的。我的肚子很饿，可是这四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更饿，肚子咕咕叫。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还不见黄四这大男子汉回来。人越来越多，挤得严丝密缝的，简直是无缝可以插针。我们等呀等，瞅着黄四去的方向，心里十分着急。一心只希望黄四回来就好，忘记了肚子饿了。这样挤，黄四能挤得进来吗！我们都绝望地低下了头。
午饭没有吃到，晚饭也没有吃。忽然听见有人嚷嚷：“你这人真野蛮，怎么踩我的肩膀，又蹋我的头！”我们五个人抬头一看，黄四像踩高跷似的、摇摇晃晃的，朝我们这个方向踩来。他手里高举着面包，头几乎顶到船的顶板。面红耳赤、一头大汗。我们五个人惊喜欲狂。我们伸出了手，脚并脚，挤得更紧一些，让黄四有一个插脚的地方。他七扭八扭地，终于插到我们中间，赶紧把面包递给了我们。他呀，连擦汗的工夫都没有。我们大口大口地吞吃面包：“真好吃，饿死了！”
黄四忽然想起，说：“二小姐，你们的爸爸现在还在码头上。早上我们前脚走他老人家后脚就到码头。我中午在岸上见到他，他说：‘快让孩子们上岸，这样挤不行。’我说：‘我去买了面包再说。’可是码头上到处买不到，我只好跑了许多地方，才买到这两个面包。等我回到十六铺，天都快黑了，码头上人少了些。我刚踏上跳板时，有人叫我，我一回头，是你们的爸爸。我的妈呀，这样晚他老人家还在码头上。他拉住我的胳膊：‘快……快叫他们上岸！’我说：‘上不了岸了！’你爸爸急忙掏出一叠钞票塞在我手里。”黄四在口袋里掏出钱给了我。我收到一叠钞票。我的心直打战，我的头脑轰了一下。我的嘴里啃着面包，我的眼泪也啃着面包。
六年后，1938年冬，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我的爸爸张冀牖去世了。爸爸是由合肥、六安逃难到霍丘去的。后来听人说，我爸爸是吃了日本人放了毒的井水，患痢疾去世的。那时候我爸爸才49岁。他在苏州办的苏州乐益女子中学已经有17年的历史。
梦啊，请你再给我一个有情有意的梦。哪怕是只见到爸爸那瘦削的身体，和那微微弯曲的背影！
1995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