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前，我20岁，在上海吴淞江边的中国公学念大学一年级。校长胡适请来一位扬州的老先生做我们的国文老师。有一次，他出的作文题目是《落花时节》。等到发回卷子的时候，唯独没有我的卷子。我想，我的作文可能出了毛病，也许遗失了。在课堂上，我不敢问老师；下课铃一响，我一个箭步上前：“老师，我的卷子呢，怎么没有？”老师对我摇摇头：“莫慌！莫慌！跟我来！”我不知道老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邀了一位女同学一同到老师的屋子里去。老师不慌不忙地从长袍口袋里掏出一把古老的钥匙，打开了他那古老的皮箱，小心翼翼地拿出我的卷子，说：“我怕男同学抢你的卷子，所以锁在箱子里。”那时候，男同学很淘气，常常开玩笑抢女同学的卷子。我急忙先看后面的批语：“能作豪语，殊不多觏。”再看卷子中间，有密密麻麻的红圈儿，这才放下了心，拿着卷子回身就跑。老师叫我回来：“莫慌！莫慌！不要跑！”我停了步子。老师对我说：“你的作文跟别人很不一样，有女中丈夫的气概，女孩子要都能像你这样，男女就能真正平等了。”
1932年，大学时代的张允和
那是怎样一篇作文呢？我把落花时节的秋天写得很美，胜似姹紫嫣红的春天。秋天，遍地金黄色的庄稼，农民们欢天喜地，庆祝丰收。果实累累，生活富裕。秋高气爽，精神焕发。这样的美好季节，不值得欢欣吗？为什么文人学士要呻吟“秋风秋雨愁煞人”？为什么闺中仕女要悲叹“凄凄冷冷、闷怀无绪”呢？秋天是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努力学习的最好时光。
我是一个瘦小的人，真是有点弱不经风。我生于宣统元年，生下来没有气，不会哭，经过千方百计的抢救才开始呼吸，哭出声音来。12岁前，我不仅身体十分虚弱，意志也非常脆弱。我爱哭，遇到一丁点儿不顺心的小事就哭。人家骂我：“看你瘦得像条韭菜”，我听了就哭。人家讥讽我：“你苗条得像林黛玉”，我听了又哭。12岁时，母亲去世，撇下了九个儿女，这给我极大的震动。我的大姐不在家住。我这个“二姐”成了一群小弟小妹的头头，感到责任重大。有一次，人家劝我：“哭，哭有什么用？”这句话提醒了我：哭真的是没有用处的。我要坚强起来，担负起做“二姐”的责任！从此，人家骂我、笑我，我沉住气，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下，眨一眨眼：不哭！我立志要彻底改变我的脆弱性格。由于经过这样一次性格的自我改变，我才能用积极的笔墨写出歌颂“落花时节”的文章。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在女孩子上大学还十分稀罕的年代，对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来说，是脱胎换骨的性格变化。
1936—1937年间，我为两张报纸编辑妇女专栏。一张是《中央日报》的“妇女与家庭”栏，另一张是《苏州明报》的“苏州妇女”栏。那时候妇女解放的思想在中国开始萌芽。我在“妇女与家庭”栏中写过一篇文章：《女人不是花》。我反对人家说机关里的女职员、学校里的女教师都是瓶中花朵。我还写了其他一些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是在当时我可尽了鼓吹女权思想的绵薄力量。
我是不是对花完全不爱好呢？不是的。我也爱好花。没有春天的花，哪有秋天的果实。但是，我爱春花，更爱秋实。我反对“黛玉葬花”、“宋玉悲秋”。那样哭哭啼啼、苦苦恼恼过日子，不是新时代青年的正常生活，更不是健康女性的形象。那时，我家后院瓦杂堆上长出了一株无花果，它不占好的土地，不需人工精心栽培，自然枝叶繁茂。它实际上不是没有花，只不过它美丽的花隐藏在果子里面，不在人们面前花枝招展罢了。我爱无花果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