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振祥
在全党响应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1961年，刘少奇先后于四、五月份对湖南长沙和宁乡两县农村进行了调查，七、八月份对黑龙江和内蒙古两省区的林区进行了调查，前者历时40余天，后者历时20余天。关于刘少奇的这两次调查的情况，已有不少亲历者、研究者著文介绍，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刘少奇传》和《刘少奇年谱》都以很大的篇幅作了详细记载，另外还有电影、电视和其他一些文学形式的宣传介入。尽管如此，笔者在接触了一些有关材料后，感到对这两次调查仍有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因此不揣冒昧撰写此文，以就教于关心刘少奇研究的同志们。本文只涉及44天湖南农村调查。
（一）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严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中国经济困难局面，在1960年下半年突出地显现出来。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的号召。
毛泽东的号召，不单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党一向重视而自1958年以来却大为忽视的一种优良传统作风的回归和发扬，它在当时所具有的更为现实的重大意义，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指明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上种种失误的根本的原因，以及改进工作、克服缺点错误、渡过经济困难的根本方法和最有力、最具操作性的切入点。两个月后，毛泽东又在广州召开的“三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两次对新近发现的他写于1930年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进行讲解，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必须“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带头亲自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领导干部每年都要有几次“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这要“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在毛泽东强有力的号召下，并且出于率领人民群众走出困境的强烈责任感，全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投入到调查研究工作中去，1961年确实成了毛泽东所期望的“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调查研究年”的开展，对当时调整政策，舒缓矛盾，稳定局势，克服困难，起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而刘少奇的湖南农村调查，不仅是这个“调查研究年”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堪称全党调查研究工作的模范，可以说是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一次最好的实践。
考察刘少奇的这次调查，可以看到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轻装简从，不扰民，不张扬。
调查开始前，刘少奇就提出这样的严格要求：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后来的实践表明，刘少奇完全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了。他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调查，住的是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空房（曾用作存放饲料），这间破旧的房屋加上两张破旧的方桌、三条破旧的长凳、一盏煤油灯、一张旧木床（上铺稻草），就构成了刘少奇的临时办公室兼卧室。随行人员则集体住在隔壁的一间饲料加工房。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调查，住的是王家塘生产队的一间简陋办公室，其条件与在王家湾几乎相同，只是两张旧方桌换成了一张旧三屉桌，旧木床换成了长条凳搭门板，一住18天。在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住的是幼时住过的房子。调查过程中，刘少奇“身着一套蓝布制服，脚上穿着一双青布千层底鞋，头上戴着一顶蓝布鸭舌帽。有时同大家一起坐大轿车，有时坐吉普车，有时靠步行……他总是让随行的人越少越好，汽车必须停在村外”。
虽然当时中国正处在困难时期，农村的条件更不比城市，但一位年已63岁的共和国主席、党的第二把手下去调查，选择这样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常人看来，也还是对自己过于苛刻了。但刘少奇硬是排除劝阻而这样做了，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这样轻装简从，食宿简单，而是前呼后拥，戒备森严，招待特殊，那首先就是在领导与群众、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间筑起了一堵墙，那还怎么接近群众和了解实际情况呢？讲排场的调查，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调查。笔者理解，刘少奇坚持这样做，也是在刻意倡导一种与民共渡难关的精神，并从根本上杜绝由于地方招待而会发生的贪污浪费现象。他对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讲了这样的话：“招待必有浪费，也有贪污，招待费这笔账，是一笔贪污浪费账，今后公社以下一律不准招待，把这个路堵死。”刘少奇首先把自己接受招待的路堵死了。
第二，调查务求深入，真正把握群众的真实意愿。
刘少奇调查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调查对象包括县、公社、大队、小队各级干部，普通党员、社员、社办工业工人，少时的朋友、熟人和亲属，还有受过处分的党员干部。调查内容涉及到农民最为关心的各项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收购和分配问题、供给制问题、房子问题、退赔问题、山林问题，还有农村手工业问题、农村商业问题、干部队伍状况问题、商品价格问题、民主和法制问题等。但刘少奇调查的最为成功之处，不在调查内容的广泛及调查方式的多样（方式有开调查会、家庭访问、约人交谈、田头聊天、看望病人、实地观察、听取汇报等），而在于他善于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群众的真实心理和愿望。他曾对天华大队食堂问题作过这样的调查：他首先分别召集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座谈，发现口径一致，都说食堂要继续办，不过划小一点。但在同小队干部的交谈中，他“看得出来，恐怕多数小队长是不愿意办的”。主张不办的，“还没有讲，还有顾虑”。接着，他到天华大队施家冲食堂亲自察看，又召集施家冲部分社员座谈。座谈中，社员们“也不说要办食堂，也不说不办食堂，就是说他们以前怎么生活的，多少红薯、芋头、豆子，养了多少猪、鸡、鸭，有多少猪肉，有多少鸡、鸭蛋。总的一句话，就是说现在不如从前，也就是讲食堂不好”。刘少奇根据社员的发言和其他渠道了解到的情况作出判断：“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现在他们不好讲这个话，食堂是上级要办的，怎么好讲散呢！”在确切把握社员的真实愿望后，他在天华大队总支委员会上明确指出：如果多数社员愿意散、坚决散，“准不准散？我看这个事情应该准”。
在天华大队的调查即将结束时，刘少奇在同工作组成员研究工作时说：调查“要善于摸到群众的真心，不为群众表面现象所迷惑”。“要作深入的工作，真正为群众着想，真正摸到群众的意见。”这不是空洞的要求，而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这次调查中已经真正做到了的。也只有这样的调查，才能真正达到调查的目的。
刘少奇对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可以说到了体察入微的地步。他观察路旁风干了的人粪，来判断人们的饮食结构。通过询问他年轻时熟悉的一些水塘水位的高低，来判断去年的干旱程度。家访时他要看看社员的坛子、罐子里有没有油盐，揭开锅盖看看吃的是什么饭。他还通过仔细地分析案情，为农民冯国全平反了用铁钉钉死耕牛的冤案。这些也都是他调查务求深入的表现。
第三，虚心求教，与被调查者坦诚交换意见并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几次调查会上，一再向干部和群众真诚地表示：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需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中央现在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定，问问你们的意见怎么样，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随便讲，讲错了也不要紧，讲错了也不批评，也不戴帽子，也不辩论，放开讲。”“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怎么好。”只要对大家有利、对发展生产有利，食堂“可以办，可以不办，可以小办，可以常年办，可以临时办，而这几种都是社会主义，并不大妨碍社会主义的”。办食堂后生活不如从前，这是事实，许多人“坐大船”，干活不积极，这怪不得你们，是“政策上有问题”。“首先是我们中央要负责，不晓得你们这种情况，我们不晓得你们房子拆了，自留地收了，官僚主义。‘共产风’刮了一次，中央讲了一次，以为纠正了，不知道还在刮。为什么不知道，还不是官僚主义。”在炭子冲大队，刘少奇更是多次诚恳地向乡亲们表示：“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上边要负主要责任”，“根子还在中央”。
由于这次调查是在工作失误给农民生活造成困苦、“左”的思想禁锢又很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的，农民既有怨言而一时又不敢讲真话，所以调查者表现出怎样的一种态度，对调查的成功与否是至关重要的。刘少奇虚心求教，真正体现了毛泽东曾经讲过的“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求知的渴望”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他敢于面对群众生活不如以前的现实，诚恳地承认工作做得不好，犯有错误。他体谅群众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保证不在要不要社会主义问题上划线，一定做到“三不”。他还设想种种可能会出现的意见，表示均予以认真考虑。感情真挚，言词恳切，不能不赢得群众的信赖。
第四，调查与解决实际问题密切结合。
刘少奇说：“调查不只是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就是说要把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前者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手段，后者才是要达到的改造世界的目的。刘少奇的湖南调查，具体地实现了这种结合。这一点将在后面具体论到。
以上四个方面，刘少奇的调查都堪称模范。
（二）
刘少奇的这次湖南调查，放到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考察，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直接推动了当时农村一些最急迫问题的解决。
刘少奇开始是带着直接听取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农业60条意见的目的下去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他在天华大队提出农民最关心的七大问题，即：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粮食问题、房子问题、山林问题、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到炭子冲大队又突出提出彻底退赔问题。整个的调查工作，既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过程，也是逐步解决问题或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而调查组所在地区问题的解决或解决方案的提出，又直接推动了全国农村急迫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政策的制订。这里以食堂、供给制、退赔三项为例加以说明，因为在众多的急迫问题中，这三项又是最为急迫的。
关于解散公共食堂问题。刘少奇和毛泽东都曾是公共食堂的积极倡导者，认为举办食堂可以节省劳动力，特别是可以解放妇女劳动力，同时食堂还是共产主义因素的重要载体。食堂开办不久，其弊端即已显露，解散食堂的呼声不断，但直到1960年底以前，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基本态度还是坚持把食堂办好。1960年3月，毛泽东曾以高度的热情批转贵州省委关于进一步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称贵州的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同年11月3日中央发出的以纠正“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12条紧急指示信，依然强调要坚持公共食堂制度。
进入1961年后，毛泽东对食堂问题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他一方面坚持食堂还要办，另方面提出办食堂要多样化。他指出：食堂问题，要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的要求办常年食堂；多数愿意办农忙食堂；还有少数愿意自己拿回家烧饭。要适合这三种人，按照群众的需要办事。不要千篇一律。办食堂这一条是肯定的，但是要多样性，一定要满足群众的要求。这样的想法他讲过多次。而随着各地反映食堂问题的增多，毛泽东也越来越多地谈到食堂的消极作用。受毛泽东派遣赴湖南调查的胡乔木，2月11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认为：长沙县的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因为一个小队的人都已经搬到一个大屋子住了，一幢屋子就是一个小队、一个食堂，户户相通，吃住一起，没有必要再返回去，群众也习惯了，并且是满意的、高兴的。毛泽东对胡的看法表示怀疑，认为不应勉强。4月2日刘少奇到达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后，多次听取了以胡乔木为大组长的中央调查组的工作汇报，研究了进一步开展调查的问题。4月9日，胡乔木再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改变了以往关于食堂问题的看法，而认为，根据湘潭县韶山公社的情况，食堂现在散有利，可以现在散，快一点解决为好。4月14日，胡乔木又向毛泽东送交了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认为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势在必散。毛泽东将此报告批转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并要求送刘少奇一份。
正是在全党都十分关注解决食堂问题的情况下，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经过深入调查，于4月中旬明确表示了应该允许农民解散食堂的意见，并指出：1958年一哄而起“就合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敞开散，没有什么了不起。”“可能百分之百会散掉。办了一两年，可惜是有可惜，但有了经验教训。”如此明确地表达意见，这在中央领导人中，是很突出的。5月上旬，周恩来、朱德等相继致信毛泽东，根据自己调查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反映公共食堂给农民生产和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及农民要求解散食堂的强烈愿望。在全党认识已经统一的基础上，1961年5至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决定解散现有的公共食堂。
关于取消供给制问题。供给制是公社化运动中同公共食堂一起诞生、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色的一种制度。公共食堂是它的主要载体，粮食供给制或伙食供给制是其主要表现。开始叫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后逐渐确定为三七开，即供给部分占30%，其余70%按劳分配，而实行的结果，往往是供给部分大大超过，甚至变成倒三七开或者更多。其弊端是多劳不多得，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同样成为全党关注的一个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前面讲到刘少奇在天华大队提出的七个调查问题中，第二个问题就是供给制问题。毛泽东也将这一问题列入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中。
在天华大队的几次调查会上，刘少奇接连发表意见，提出供给制不要搞30%，只搞20%、10%即可，80%、90%按劳分配，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群众“坐大船、不积极”的现象发生。此前，4月上旬，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曾向毛泽东汇报减少供给部分的意见，毛泽东也认为30%是多了。4月16日刘少奇同湖南省委商定：在全省供给部分不超过10%。与此同时，其他中央和地方负责人也都通过调查提出减少供给部分或取消供给制的意见。随后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实际上取消了供给制。
关于坚决退赔、巩固农村集体和个人所有制问题。毛泽东对盛行于1958年而到1960年更为严重的一平二调“共产风”，曾给予严厉的批评，指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一定要坚决退赔……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发出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明确规定了彻底纠正“共产风”、坚决退赔的条文。但是，刘少奇在这次调查中发现，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退赔的指示，并没有认真贯彻，“有些县和公社说已退赔了百分之几十的数字，据我在天华和宁乡所了解的情况，是完全不可靠的”。“对于平调和破坏社员的这些东西，基本上还没有退赔。”他把这个问题提到巩固现行农村所有制的高度来认识。指出：“所有制不能侵犯，侵犯了所有制，人们就不相信政策了。你可以拿我的，我也可以拿他的，都这样就拿乱了。”“如何保护三级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坚决退赔才能巩固所有制。”“这个账要一户一户地结。这个账要记住。赔清以后，立块碑，或者写一个大单子，用镜框子镶起来，挂在公社里。”“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
刘少奇不仅反复强调退赔的重要，而且具体帮助制订退赔方案。当时最为紧急的问题，是食堂解散、农民不再集体吃住后住房短缺。据在天华大队的调查，食堂化后，社员住房面积不到原来的一半，搬动面达60%，而这在湖南全省又是普遍的现象。刘少奇提出的原则是房屋归还原主，但又要逐步妥善解决，具体办法是修、退、改、调、建五种。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中央调查组拟定了《关于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房屋情况调查和处理意见》，由湖南省委转发全省。又在刘少奇的关怀下，“国家给天华大队退赔了2万元平调款，运来12立方米的木材，帮助社员群众修建房屋。散食堂后，大多数社员搬回了原处，已经拆了的社员住房也落实了退赔方案”。
解散食堂、取消供给制、坚决退赔，这是当时为克服1958年以来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渡过农村经济危机的三项重大举措。其他一些急迫问题的解决情况，这里不一一赘述。大致可以说，当时全党努力的成果，集中体现到了农业60条之中。无论哪一项急迫问题的解决，其基础都是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这其中起最主要决策作用的，无疑是毛泽东。毛泽东不仅倡导了“调查研究年”，而且最早把许多急迫问题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上，还对不少问题的解决都提出了大致正确的意向性的意见。作为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则以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亲自把握了农村基层的真实情况和农民的愿望所在，从而为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推进了党对经济形势和造成困难原因的认识，为国民经济全面大调整方针的贯彻提供了重要思想条件。
在对形势的估计上，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样一种形象的比喻，用以说明形势始终大好。尤其在1959年，为坚守“三面红旗”，毛泽东曾不厌其烦地多次在讲话、谈话中使用这个比喻。其他领导人也无不如此。到1960年末，毛泽东开始修正这一比喻。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说：“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又说：“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毛泽东这里讲到缺点错误究竟是一个指头、还是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要“查清楚”，并认为不仅有天灾，还有自己造成的“人祸”。
可以说，刘少奇通过调查，“查清楚了”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调查结束后，刘少奇根据自己的调查所得和一些省委负责人的意见，开始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问题。他在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又问了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几个省委负责人，回答也是如此。“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
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在1960年9月就已提出，1961年1月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但在大约一年的时间内，并未得到有力的贯彻，原因就在于对形势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估计。经过1961年的“调查研究年”，又经过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摸清了经济形势，才最后下定了大调整的决心。这其中，刘少奇对湖南农村的调查，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
第三，推动了党和群众关系的改善。
还在1959年二三月间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即曾指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并认为出现紧张状态的原因，“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这时他所讲的“紧张状态”，主要指“瞒产私分”现象普遍发生。但直到1960年，由于农村政策仍未能调整到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愿望的轨道上来，“五风”继续盛行，“饿、病、逃、荒、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农民同党和政府间存在的某些“紧张状态”，不但未能有效解决，而且有所发展。突出表现之一，是哄抢粮食和其他食品、财物等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刘少奇在调查中更尖锐地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对农民“瞒产私分”问题有进一步了解。他甚至联想到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劳民伤财而导致灭亡的教训，认为只是因为群众相信我们，所以才没有造反（小的造反也有）。他沉痛地说：由于不摸底，以为有粮食，实际没有粮食，还去反“瞒产”，结果造成大量死人。
刘少奇的调查和其他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员的调查，使党的领导层直接了解到1958年以来农村的真实情况、农民的情绪和愿望，直接同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共商了改进工作的办法，而农民群众则从同领导人员的直接接触中看到了克服困难、重新过上安稳日子的希望。这无疑是最好的沟通，最好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渠道。正像刘少奇调查中一位70多岁老人向他所讲的那样：“这一下上面睡醒了。”这句话朴实无华，而又寓意深刻，足以代表当时广大农民的心声。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改善，是五年经济调整时期社会基本稳定、工作能够大踏步前进的基础。
（三）
毛泽东在1961年6月12日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和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两次讲到刘少奇的这次湖南调查。前一个会议上说：调查研究，到现在我没有动手，我只派了三个调查组下去调查。我就想下个决心到我那个家乡去，学少奇同志的办法。少奇同志有很大的决心，住到那个猪场里头。后一个会议上说：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同志呀，你们不要学我这个坏作风，你们要学少奇同志的好作风。这是毛泽东发自内心的赞扬，是客观的评价。
刘少奇湖南调查的好办法、好作风，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不仅在当年值得称赞和学习，到了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这里只讲以下三点：
首先是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问题。
毛泽东在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解他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时说：“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刘少奇在同一次会议上谈到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时说：“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毛主席的文章，提得非常尖锐：调查研究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的。”刘少奇正是在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有这样深刻理解、对调查研究的意义有这样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他的湖南调查的。今天党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面对的情况要比民主革命阶段复杂得多，比五、六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起始阶段也复杂得多。及时地、真正地把握作为决定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根据的国情民意，也要困难得多。因此必须像毛泽东、刘少奇指出的那样，把调查研究作为共产党人必须有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永远坚持下去。
其次是调查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
刘少奇是努力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于他的调查工作始终的。他希望别人讲真情，说实话，他自己首先这样做，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实话。他毫不掩饰地说：我们经常说从实际出发，但“实际”是什么，几年来中央、省委、县委、公社、大队，大家都不清楚。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在谈到农民的生活水平时，他当着社员群众如实承认：这个生活不如从前，这是肯定的嘛！没有什么假，这是事实。好，讲不坏，坏了，也讲不好。而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当然有全国大灾荒这个特殊原因，但主要是政策上有问题。他强调调查工作不要受条条框框的限制，甚至有些中央决定的政策也是可以推翻、补充、修改的。因为中央的政策法令也是人定的，是从实际出发的，不是天生的，是按人民需要定的。马列主义的政策法令是促进生产的、人民需要的政策法令，如果定下来不可修改，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是不好的。十二条发展为六十条是大补充大修改，现在还要补充修改。归根到底，刘少奇就是要追求农村的真实情况、群众的真实意见。这种根据事实说话，而不是去附会已有的什么说法和框框，即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刘少奇湖南调查中所严格遵循、也是今后任何调查研究工作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再次是对情况和问题进行冷静而深刻的思考的问题。
这是刘少奇一生都十分突出的一个特点。这种良好的习惯和修养，同样表现在他这次湖南调查之中。他善于通过典型材料的把握，来思考党的全局性的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思考所及，除前面已提到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估计、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等问题外，还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问题，关于严格划清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界限问题，关于必须确立农业为基础的观点问题，关于“三面红旗”的认识问题，关于反倾向斗争问题，关于加强干部的群众路线教育和发扬党内民主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虽然大都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却达到了非常深刻的程度。刘少奇这种贯穿于调查工作全过程以及之后的冷静思考的精神，也是后人应该很好学习的。
刘少奇的湖南调查已经过去整整40年，但作为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挖掘和研究，以更好地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