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宗丽 杨明伟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从1956年到1965年这十年间，呈现的是一条曲折探索的道路，而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在这两种趋向下，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中在其思想上也必然显现出一些独有的认识特点。探讨这些认识特点，对我们更好地把握党的历史，理解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侧重就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刘少奇的认识特点作一简要的评介。
一
经过“大跃进”的风浪，中国的国民经济急转直下，再加上天灾，极度的困难迅速笼罩在人们头上。主观意愿与客观实际之间的距离远远比人们预想的要大得多。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危难状况，对全党是个巨大的震动，对刘少奇也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在困难形势下，党的领导层开始从思想理论指导的角度进行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思想认识呈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状况。
1960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就如何全面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天津召开会议。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刘少奇同意不能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提法，并同意毛泽东提倡工农兵学哲学的意见，主张进行普及哲学的运动。很显然，刘少奇认为，在认识与实践严重脱离的时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头脑来武装人，才能远离唯心主义，避免主观臆断、片面性和形而上学。
在现实困难和党内反思的双重作用下，刘少奇开始重新审视“大跃进”的错误。天津会议后，3月28日，刘少奇在与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重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审视现实的问题。他指出，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这是不好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平均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想不要社会主义阶段，跳到共产主义去，光要不断革命，忘记革命发展阶段论，这是不行的。必经的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想过就过。刘少奇认为，过渡早了，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妨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过渡的迟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一时期，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主观意志与客观现实的关系，成为刘少奇注意的重点。经过重新反思和认识震动后，刘少奇决定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以期深化认识的成果。
天津会议后，刘少奇先后视察了天津、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德阳、成都、自贡、重庆、武汉等地的工厂和农村。在沿途调研的同时，他的讲话充分地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尤其是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他论述了在“条件论”、“矛盾论”和“主观能动作用”等问题上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包括：
（一）以唯物主义（客观条件的决定作用）为核心的辩证法（主观能动性和矛盾转化）。比如，他提出：我主张不笼统地反对“条件论”，要具体地讲。反对两条，一是不承认某些客观条件，一是不承认主观能动作用、主观条件。他还说：反“条件论”过分，就可能出现主观主义、不要条件、不要革命阶段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里是强调条件，不能忽略条件。没有条件，矛盾就不能统一、转化和发展。
（二）认识不能简单化、凝固化；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唱对台戏，并不是右倾保守。比如，他提出：我们要鼓励唱对台戏。对台戏，就是百家争鸣，经过争鸣，然后再结合起来，就更好。要经常唱点对台戏才好。不要对不赞成的人戴“右倾保守”的帽子。
（三）要全面认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要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比如，他认为，技术进步，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势必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上的改变。不改就会妨碍生产、妨碍技术改革，就不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经过实地考察，刘少奇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都看得更为清楚，这为他调整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间的矛盾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他在中央领导层中发挥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作用，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1960年下半年后，刘少奇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对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关系认识更加深入，他的一些谈话更接近实际。这一时期，他开始直言不讳地指出“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比如，他当着中央和各省市区主要负责人的面说过：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许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这方面。刘少奇提出，我们应该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切实可靠，实事求是，冷热结合。他提醒大家要充分汲取经验教训，废除不切实际的浮夸之风。“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
刘少奇已经点明了由于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要求过急等所带来的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违背客观规律的恶果。可以说，在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全面认清“大跃进”的错误前，刘少奇较早地对错误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能够直接了当地讲到这个程度，恰恰反映出他是一位有勇气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时期，刘少奇反复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尽管他也说“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他思想的出发点，却是引导人们“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刘少奇开始超越“大跃进”期间的认识迷惘。他的思想变化，对中央做出调整的决策是有重要影响的。9月，国家计委在李富春、周恩来等人的指导下提出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措施后，刘少奇予以了坚决的支持。
二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同时提出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中国经济开始了五年的调整时期。
刘少奇的认识状态，与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精神是相吻合的。进入调整时期以后，为进一步摸清实情，刘少奇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于1961年4月初至5月中旬下到湖南农村，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调查研究。这次时间较长的农村调查，对刘少奇在提出解散食堂、认定中央应该对错误承担责任、提倡民主风气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认识角度来看，刘少奇的这次调查，为他进一步确立从实际出发的认识原则，打下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这次调查中的多次谈话，反映了刘少奇的认识成果。
（一）在主观和客观、天灾和人祸的关系上调整了认识的角度。刘少奇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
（二）在思想解放的高度上，衡量认识的深浅。他提出：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不要怕，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群众的方便。当然，还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他指出，平均主义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三）在真正的“实际”上，找准认识的出发点。他指出：一切从上面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是共产党员的纪律。他提醒各级干部一定要搞清“实际”是什么。他坦率地承认：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
（四）从决策的源泉上，确定正确认识的途径。他提出：我希望工作组的同志，从始至终贯彻这一条——走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不能在一股风之下表决，要经过反复商量、酝酿，特别是关系多数群众利害的问题，不能急急忙忙做决定。
（五）在调查研究环节中解决认识的过程和目的。他说：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调查清楚，我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容易就是人的主观世界要反映客观世界不容易，要经过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才可能对客观认识清楚。调查，要有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作调查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又进一步认识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查研究中，刘少奇对怎么看待天灾和人祸的关系、如何把握错误和成绩之比例的问题上，他的认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大跃进”期间，刘少奇是主张从“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角度来看问题的；在困难出现的初期，刘少奇也是主张以“天灾”为主，“人祸”为辅来认识困难、错误产生的原因的。这是对形势的一种固定的认识模式。在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大背景下，这是一种普遍认同的认识模式。尽管从1960年下半年起，在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很难看到“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提法，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摆脱这种认识模式。
对于刘少奇来说，改变上述认识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决定一个人的认识角度和认识态度的，首先还是客观的社会实践。刘少奇认识角度的改变，首先也是实地的调查研究。湖南一个半月的农村调查，刘少奇开始放弃对待错误问题上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观点，也开始重新审视“天灾”和“人祸”的关系。在这次调查中，刘少奇开始意识到，“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他认为，现在社员的生活比1957年还差，生产比以前降低了，应该“承认这个现实”。他说：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要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
在“人祸”里面，刘少奇认为，“根子还在中央”，中央的错误是主要的，这种错误包括政策上的错误。他举了“办食堂”为例：“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刘少奇把这一错误提到很高的程度来认识，认为办食堂所造成的平均主义后果，已经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
从中央领导层的认识特点来看，这样的认识，充分反映了刘少奇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
这次对中国底层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对刘少奇认识中国国情，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实事求是地把握形势，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次调研的成果，它所形成的思想理论总结，成为刘少奇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思想认识前提。
回到北京以后，刘少奇于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作了一次总结性的发言。这次发言，充分地表明了刘少奇认识模式和认识角度的转变。他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借用湖南农民的话所作的判断，并不是仅指湖南而言的。他了解了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情况，大都如此。他赞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说法，并得出了“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等结论。
应该说，从这以后，到调整结束，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比较接近实际的。在这个时期里面，他的认识出发点，是比较求实的。之所以把刘少奇的认识状态定位在“比较接近实际”和“比较求实”上，是因为他仍然受着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局限。首先，在主观上，他本人也未完全摆脱全党急于求成的思维惯性，亦未超脱出毛泽东的理论权威的影响。其次，在客观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道路是极为复杂、艰难和曲折的。客观存在的难题是显见的。
湖南调研，使刘少奇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比较接近实际。然而，一两次调研，并不会完全拨开所有的认识迷惘，解决认识上的所有问题。刘少奇在认识上的这种两难处境，在1962年前后突出地表现出来。
三
1962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一年，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成为党的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为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统一认识，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但对于刘少奇等领导人来说，认识上的两难境地仍然是存在的。
一方面，在客观存在的严重困难面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许多干部出现了畏难情绪，在严酷的形势面前开始产生松劲心理。讲透困难是不是会使人们“泄气”？这一点，刘少奇不是没有担心的。毛泽东则更为担忧。因此，在“鼓足干劲”中“统一思想”，仍然是党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也是党的领导集体中的共识。另一方面，不讲清、讲透困难，人们就无法真正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党内也无法制定出克服困难的切合实际的政策、措施，无法实事求是。正如刘少奇在1961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回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上来。不说老实话，或者虚假浮夸，故意多报，故意少报，这种事情作为党的纪律也要定一下。
刘少奇是在这种认识上的两难处境中，迎来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年份的。1月11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这天，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向大会作书面的主题报告。当然，这个书面报告并不能完全表达刘少奇个人的意思。
刘少奇报告所要解决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是统一认识问题。而统一对形势的认识自然成为报告第一部分的首要问题。对国内形势，报告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就。同时报告认为，“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尽管报告提出“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但仍未透彻地讲清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原因就在于，中央的精神还是不想让人们听多了困难而“泄气”，还是要着眼于“鼓足干劲”。正是出于“鼓劲”等原因，也由于对一年多以来进行的“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应有充分的估计，因而报告在总结形势时又作了这样的估计：“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报告希望的是“比较快地战胜困难”，“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
这样的估计显然是与实际存在的困难有一定距离的。现实，并没有像报告所说的，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正由低谷向上发展。但报告中的这种认识，包含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大部分人期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跃进”的求快心理。
除了报告所要表达的上述意思外，刘少奇个人对形势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同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讲话，目的是对报告作些补充、作些解释。他首先讲了“关于国内形势问题”，这里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对困难形势及其出现原因的看法。
刘少奇开门见山地提出，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对出现困难的原因，刘少奇分析得更为坦率：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一条是“人祸”（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两个原因中哪一个是主要的？刘少奇认为，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举例说明有些地方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对缺点、错误与成绩的比重，在书面报告中没有作出判断，只是表明了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刘少奇在讲话中则按照天灾和人祸的比例关系作了这样的判断：总的讲，“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刘少奇的这一看法，显然还是来源于1961年湖南调查的认识结论。
对困难原因及缺点、错误与成绩的比重的看法，直接影响对困难形势的认识。应该说，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困难形势的估计比书面报告进了一步。但是，仍未彻底解决对形势的认识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仍认为，处于次要的、第二位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改正，已经过去了，“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讲话仍说：“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从认识上讲，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他的双重矛盾境界和认识上的困惑依然存在。
七千人大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等目的，但无论刘少奇还是党中央，在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之间，仍然留下了一些差距。认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一点，刘少奇是意识到了的。他也在试图解决。
2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议认为：当前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重。刘少奇在会上坦率地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为此，他果断地提出，在这个“恢复时期”，“非常时期”，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刘少奇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他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过去，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
但是，对刘少奇所主张的“透够底”和“揭问题”的办法，恐怕毛泽东是持保留态度的。“西楼会议”后，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小组多次开会讨论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些办法对国民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对各方面具体困难的认识和在一定程度上对严峻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是同意的。但他不能容忍的是全面估计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更不能容忍全面评估1958年后的建设思路。因此，当中共中央在常委工作会议上全面地剖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时，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
5月7日至11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会议认为，充分认识困难形势并采取坚决的措施，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为了克服困难。刘少奇在会上的总结发言对党的领导层重新端正认识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他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是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总的讲，不是不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刘少奇认为，应该把这种认识上“危险”跟干部们讲清楚。刘少奇的主张，充分表现了一个求实而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的勇气。但刘少奇的所为，埋下的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隐患，而且也种下了政治上的隐患。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刘少奇在讲话的开始便提出来：“‘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样做，被毛泽东看作是右倾的回潮。
政治局开会期间，毛泽东在杭州，他听取了汇报后，虽然同意中央财经小组在报告中提出的调整方针，但是，与“西楼会议”一样，这次会议毛泽东仍未在场，会上过多地讲困难，恐怕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尽管毛泽东当时没有表露，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些认识是不认同的。这种不认同的直接表现便是1962年夏天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如何看待“阶级”、“形势”和“矛盾”三大问题，他在讲到形势问题时，认为党内（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春天对国内经济的困难形势估计得太严重，是刮了一股“黑暗风”。毛泽东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应该说，党的领导集体中之所以在认识上出现反复，是与党的领导人之间对困难严重程度及其产生原因的不同估计，与他们对成绩与缺点错误比例的不同看法，以至于与他们在建设思路上的一些分歧，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对调整大方针的认识，基本还能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所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也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我们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就保证了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能够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