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华
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一事实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会有怎样的影响？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从他们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出发，得出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构成威胁（“中国威胁论”）的结论。其实，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世界的福音。这是郑和下西洋给出的回答，是中华传统文化给出的回答。
一、“中国威胁论”是美国为遏制中国发展而散布的谬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迅速增长。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政治民主、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国内外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在21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如果有一件大事注定要发生，那就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的和平崛起，这将成为全世界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会有怎样的影响？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话题。美国从他们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出发，得出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构成威胁（“中国威胁论”）的结论。美国散布“中国威胁论”的目的，很明显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在美国，“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就曾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这些地方引起革命，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甚嚣尘上。他们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理念、军事战略、价值取向等多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的论证。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的文章，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稍后，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更是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紧接着，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助手爱德华·廷珀莱克合著的《鼠年》和《红龙跃起》两书，直接提出，“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2000年以来，美国国防部一直在渲染“中国威胁论”。美国国防部炮制的200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报告》把“中国威胁论”推至登峰造极。五角大楼的官员说：新中国军事力量报告的内容是经过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仔细甄别”的，报告的结论，获得了整个美国政府的支持。中国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威胁世界，这就是美国强权政治的逻辑，是对中国的诽谤诬陷，其目的是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以保持其世界霸权地位不被动摇。
对美国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给予坚决的回应。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绝不会构成任何威胁，相反，它将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发展，它是世界的福音。这是郑和下西洋伟大壮举所证实了的。郑和从1405年至1433年的近30年间，七次奉使远航西洋，航程10万余里，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时明代中国的军事、科技、经济、文化、政治力量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之匹敌。据有的学者估算，当时中国GDP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比今天美国GDP占全球的比例还高得多，其综合国力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郑和每次远航都有大海船60余艘，中、小船只100余艘，总数达200余艘，人员27000余人，配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有充足的物资供给，有严密的组织指挥，有先进的航海技术，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武器之精、船只之多、航程之广是空前绝后的，即使是近一个世纪后的哥伦布、迪亚士、达·伽马、麦哲伦的船队，也不可能与之相比。郑和船队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庞大船队，它可以征服所到的任何一个国家。然而，郑和给所到国家送去的是和平与友谊，文明与进步，明皇帝的诏书与青花瓷器、丝绸和茶叶。他没有侵占过他国一寸领土，没有抢夺他人的黄金、钻石、香料，没有贩卖奴隶，更没有向那些国家殖民。他在短短几年间，就使中国与西洋30余个国家建立起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他被世人称为和平使者，深受访问国家和地区的尊重与爱戴。至今东南亚各国还将郑和树为和平偶像顶礼膜拜，海外以“三宝”命名的寺庙、地名至少有60余座（处）。这些国家留下了许多郑和遗迹和有关郑和的传说。有的地方为郑和建庙，把郑和视为神灵，祈祷保佑，香火极盛。
历史是现实和未来的一面镜子，正当美国朝野上下甚嚣尘上地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时候，郑和曾经访问过的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纪念郑和，追忆郑和，寻找郑和。郑和曾多次访问的国家——马来西亚的前总统马哈蒂尔在反驳美国渲染的“中国威胁论”时曾经说：“如果中国要对外侵略，早在600年前就做了。”60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它没有对世界构成任何威胁，而是给世界带来和平。将来，中国和平崛起也不会对世界构成任何威胁，而肯定会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福音。这是中国文化给出的回答。
二、和平与友谊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的传统文化。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提倡忠、孝、仁、义、礼，其核心是“仁”，即“爱人”。“爱人”作为人的基本品德，它从爱自己、亲人出发，“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仁学”的思想，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仁”的准则。把“仁”推广到社会生活，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所谓“克己复礼曰仁”，就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称得上“仁”。“仁”是人内在的品德，“礼”则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礼仪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即“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把“仁”与“礼”的关系解释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把人应具有“仁”与“礼”的品德与行为作为社会和谐安宁的先决条件。很显然，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和核心的中国文化是一种道德文化，其价值取向是道德，和平与友谊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在处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它强调“和为贵”、礼尚往来、和平友好，反对弱肉强食、以强凌弱。
郑和是一位“才负经纬，文通孔孟”的伟人。他奉使远航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宣德化”、“怀柔远人”、“播仁爱于友邦”，传播中华文明，传播儒家文化，以求达到“扫胡元之弊习，正华夏之彝论，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费信：《星槎胜览》。“恒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朱棣：《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碑》。
在处理与西洋诸番国之关系问题上，郑和始终遵循中华文化以礼待人、以仁律己、以义处事的原则，以“播仁爱于友邦”的愿望和“厚往薄来”的贸易交往，给所到的国家和地区送去和平与友谊，送去亲和的礼仪文化、精美的器物文化、先进的技术文化、和谐的理念文化、宽容的宗教文化，而没有去以强凌弱，掠夺他国财物，侵占他国领土，变它国为殖民地，始终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
郑和船队是战无不胜的庞大船队，但他从不轻易用武，在七下西洋的近30年中，只有三次用武：
一是消灭大海盗陈祖义；二是活捉以强凌弱，且“潜谋发兵数万去和舟”的锡兰王亚烈著奈尔；三是平息苏门答腊内乱。三次动武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其目的是消除海盗、暴君和平息动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惩恶扶善的思想。
史料有这样的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即今天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西王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误杀了170人。郑和部下的军官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西王知道后十分惧怕，派使者谢罪，以赔偿六万两黄金赎罪。郑和确认是一场误杀，鉴于西王请罪受罚，便禀报朝廷，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了这件事。明王朝决定放弃对麻喏八歇国的赔偿要求，西王知道后十分感动，从此两国和睦相处。这件事充分体现了郑和的和平外交。
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朝赐苏门答剌、古里、柯枝、麻林诸国使臣宴，朱棣告谕礼部说：“先王柔远人，厚往薄来。今海外诸番使臣将归，可遣官预往福建，俟其至，宴饯之，亦戒其勿苟简也。”《明成祖实录》卷九十七。一个泱泱大国对弱小国家待以如此之礼仪，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中国和平外交的生动表现，是大国强国外交的楷模。
郑和的船队多次访问过菲律宾，该国的苏努东王巴葛叭哈喇等，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率使团340人回访中国。苏努东王不幸病故于中国，安葬在山东德州。明永乐皇帝为他撰写了碑文，并按王陵的规模建造坟墓。为其父亲守墓的两个儿子，一直留在山东德州，分别以安、温为姓，至今已传至20余代。此事成为中菲友谊的佳话。
中国文化推崇“和为贵”、“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和睦相处，共享天下太平，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主张和平对话，反对诉诸武力的霸道行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鼓吹“中国威胁论”者要么是对中国传统文明不了解，要么是别有用心。后者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它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深远，强调“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西方文化是一种力量文化，其价值取向是力量，扩张与掠夺是它的显著特征。在处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它强调的是占有、掠夺、垄断，用力量、能力取胜，用武力说话。强者不承担任何道德责任，落后被淘汰，弱者被打，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弱者被灭，活该，谁让你要弱。这是贯穿西方中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级的一个核心思想。因此，郑和远航后近一个世纪的哥伦布、迪亚士、达·伽马、麦哲伦的欧洲人航海，就是西方扩张的历史、掠夺的历史、杀戮的血腥历史：占领他国土地，掠夺他国财富，贩卖奴隶，变所到国为殖民地。只要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他们都会去做，并且认为这是合理的。武力征服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军事威胁是他们的一大法宝。他们奉行的武力外交、武力对话使世界不得安宁，与郑和奉行的和平外交、和平对话形成了鲜明对照，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有质的不同，前者以道德为价值取向，后者以力量为价值取向。
哥伦布曾经说过：“黄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做到一切。有了黄金，可以把灵魂送上天堂。”这是西方文化的生动表白。恩格斯也曾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
哥伦布和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于1492年4月，为海上探险而签署的《圣大非协定》：哥氏可投资全部西航经费的八分之一，而以新殖民地所获得收益的八分之一作为报酬；新殖民地的任何经济利益，哥氏均可以征收十分之一作为税金收入。欧洲人大航海之后，便形成了“欧洲中心论”。它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美国从西方文化的视角和价值取向出发来渲染“中国威胁论”并不奇怪，甚至可以理解。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别有用心。
三、当今世界需要中国的和平崛起与郑和精神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和热门话题，它源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扩张。按照西方世界的逻辑，它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趋同或“一体化”全球化是21世纪世界的主要趋势，这一趋势是不可回避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我们期待的全球化是，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要建立和维护世界的这种社会秩序和社会运动，需要世界各国的参与，需要和平崛起的中国参与，需要众多像郑和一样具有多元文化观的和平外交使者的参与。
1.政治一体化与政治多极化的较量将贯穿全球化的全过程。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试图主宰世界，推行它的强权政治，对与它政治制度或政治理念不同的国家动辄采取政治高压或军事威胁，甚至出兵干预，世界失去平衡与安宁。美国高举所谓“民主和人权”的旗帜，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幌子，明目张胆地以强凌弱，使国际社会出现弱国无外交、美国说了算的局面。新的世界社会秩序有待建立。政治多极化是保持世界平衡，维护新的、合理的世界社会秩序的保障。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成为世界政治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它将对世界和平和建立合理的世界社会新秩序作出贡献，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对话将取代武力对话。600年前，郑和以大国强国风范开展的和平外交将在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中再现，美国对世界各国的威胁将大大减少。我们期待世界各国对世界政治多极化作出贡献，出现众多的“极”，以保持世界的平衡与安宁。
2.经济一体化，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两极分化更加突出，各国之间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并非所有国家的经济都能同步发展。经济一体化，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而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这是不少经济学家的观点。马来西亚前总统马哈蒂尔也持这种观点，他说：“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变得贫穷，富国更加富有。”“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发展中国家从正在进行的全球化中得到好处，我们看到的是西方的富国越来越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拥有财富的差距越来越大”。他认为，信息技术时代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威胁——巨大的联合企业能够吞掉整个经济。他还说：“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将全世界变成殖民地。”（转引自《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18页。）“资本自由流动，利润流向西方。”这是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西方国家利用经济一体化推行“新殖民主义”。这让人们联想到500年前的欧洲人航海时的扩张、掠夺和殖民化，更让人们怀念600年前郑和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互利互惠的贸易往来。
经济一体化，各国之间贸易摩擦日益增多，而在处理贸易摩擦与争端时，西方富国对发展中国家动辄就采取“制裁”。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事端，以“倾销”、质量不合格等为借口，破坏公平贸易原则。丝毫没有当年郑和与西洋各国公平贸易的那种强国风范。今天的经济强国在与别国尤其发展中国家发生贸易摩擦时，应该向郑和当年那样让利与弱国小国。这是世界安宁、和谐的重要条件。“制裁”与“反制裁”是世界不和谐的表现，也是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
3.文化趋同与文化多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始终不会放弃追求世界文化“趋同”的目的。文化“趋同”与文化多元化构成尖锐的矛盾。美国极力推行它的“强势文化”，文化霸权，这将给世界各国带来一场灾难。失去自己文化的国家将失去自己心灵的家园。当今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不仅仅表现于经济总量及其发展水平，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方面。大力弘扬民族文化是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和平崛起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化繁荣）。
当今世界应该是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多元文化会使世界丰富多彩，充满生机与活力，文化趋同只会导致国际社会千篇一律，失去生机与活力。
全球化必然引起文化交流提速。美国教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认为，文明冲突是你死我活的冲突，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从美国文化价值观出发得出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郑和下西洋其实就是一项大规模的、多层次的、长时间的文化交流活动。郑和载负的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它在与西洋各国文化的交流中并没有趋同掉对方，而是双方共赢，共同获得发展的机会。文化交流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作用是巨大的、不可低估。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谈到西方文化的发展时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胡品清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今天人们在惋惜郑和船队与哥伦布等欧洲船队相隔58年，而使中西文明的交汇因此擦肩而过，使中国失去一次与欧洲和平对话的机会。今天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国与西方世界平等、和平的对话创造了条件。这一对话是2l世纪世界的一件大事，它将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这正如李约瑟所说：“人类在向更高级的组织和联合形式发展的过程中，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统一的任务之中，我想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汇合了。”
中国的和平崛起，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证明：文明发展的道路，除了凭借力量进行扩张、垄断、掠夺之外，还有一条凭借道德进行和平、友谊、公平的发展道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这一发展模式，其意义比中国的和平崛起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