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兴东
由云南省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云南大学和云南郑和研究会承办的“云南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7月8日至11日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人员有来自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郑和研究会、云南省郑和研究会、云南华侨历史学会、昆明市社科联以及中华郑和研究会（台湾）、印度尼西亚泗水郑和基金会和印尼《国际日报》等国内外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出席了由昆明各界人士参加的纪念大会。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向大会致《郑和，云南人》的开幕词；中共晋宁县委书记熊瑞丽作了《郑和，27万家乡人的骄傲》的讲话。上述内容将整个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
这次研讨会作为云南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收到与会专家的学术论文50余篇，涉及内容较为广泛；宏观与微观结合，历史与现实联系，起点高，视角新，并突出云南的实际，成为会议的特点；大会采用主题发言、分组讨论和社会调查等方式，取得显著效果。代表们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针对英国学者孟席斯关于郑和航海发现。
美洲大陆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这是郑和研究的一件大事和一块丰碑，他对郑和的研究，不但采取收集大量资料的方法，而且还运用了考古学、生物学、人类学、遗传学、海洋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作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考证，弥补了郑和研究的不足；尽管该成果还有诸多疑问，但却说明后人对郑和下西洋尚有许多未知领域，郑和研究还任重道远，传统的史学研究观念和方法已显力不从心；郑和研究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学科领域都要不断创新，需要多学科的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席斯不容置疑地开了一个好头，从而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我们要进一步为开拓郑和研究的新局面作出努力。于此，孟席斯的代表FrankLee先生在会议的主题发言中，还就《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涉及的相关内容作了进一步地详细说明。
（二）郑和下西洋的和平外交问题。
多数学者认为，郑和七下西洋遍访亚非30余国，不但与所到之处结下了友好关系，而且传播了中华文化和文明。当今海外诸国留有较多有关郑和的遗迹和传说以及众多三宝庙的修建，显示出各国人民对郑和的敬仰和崇拜，充分说明郑和是和平友好的使者，他同亚非国家建立的和平友好关系万古长青。另外，郑和七下西洋履行和平外交使命，给到访国家带来的是美德，而不是武力征服，至今仍被东南亚许多国家人民敬奉和爱戴，体现出明初中国遵循的儒家传统的谦和好礼、薄来厚往对外关系的原则；这与西方殖民主义掠夺杀戮的行为相比，给出使各国带来的是不同的命运和遭遇。因此，深入发掘和研究郑和和平外交思想的精华，对于建立和平共处的当代国际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郑和下西洋的商贸活动。
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商贸活动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开辟了新的贸易航线，建立了海外贸易据点，开拓出广阔的贸易市场；招引朝贡贸易使团，扩大朝贡贸易范围；采用“赐赉贸易”方式，积极开展出海贸易活动，并进行深入细致的市场调查，搜访大量翔实的商业信息等资料，内容包括考察当地物产、货币使用情况、交易情况、交易风俗及度量衡的换算等，这就为明朝对外贸易的更大发展作了精心准备和创造了前提条件。还有学者指出，明初朝贡贸易的实行，为的是保持与海外国家的贸易，名义上是“怀柔远人”、“厚往薄来”，实际上却包含着相当大的商业成分。通过朝贡贸易一般可攫取高额的收益和利润。郑和下西洋起到了招徕各国贡使、为之扫清海道的作用，把朝贡贸易推向高潮。但由于种种原因，使郑和的航海活动难以维持下去，而朝贡贸易亦随之衰落。
（四）郑和下西洋与中华航海史研究。
有学者认为，郑和称为“航海鼻祖”当之无愧，但中华航海史上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时，开辟了横贯印度洋、大西洋的航线，由中国通往非洲乃至更远的航路，并有航海地图传世，对后来西方绘制航海图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是备好了由中国人制作的蓝本标明了航程的地图，最终完成了航海。因此，郑和的七下西洋开辟了数十条航线，不仅提高了我国的航海技术，而且为世界的航海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还有学者从航海战略着眼，指出郑和七下西洋的成功，是与其主导的一系列思想策略分不开的，即政治上尊奉明朝为“天朝上国”，以期亚非诸国共享太平；军事上兼重边塞海防，欲耀兵异域；经贸上厚往薄来，互惠互利；外交上远迩相交，以德服人；航海上智慧导航，伸张海权；心理上尊重信仰，宽容大度。上述思想和策略确保了郑和航海的成功。
（五）郑和的开放意识与航海事业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郑和七下西洋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除了明王朝日趋势盛，具备了组建庞大的远渡重洋船队的雄厚物质条件之外，还与郑和个人所具有的特殊才能和素质，尤其是与其思想上的开放意识分不开的，即指卓越的胆识、超然的远见、崭新的观念、广博的知识、宽宏的度量等综合性因素在才能和气质方面的体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才负经纬，文通孔孟”，秉承明朝“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之旨，完成航海任务。第二，具备有丰富的航海交通、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阅历广博，视野开阔，其航海活动开启了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先河。第三，突破了宗教观念的狭隘束缚，在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前提下，兼顾尊崇儒、佛、道、妈祖等其他文化与宗教，旨在为其航海事业服务。还有人指出，郑和为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先驱，他冲破了千百年来闭关锁国的禁锢，迈出了对外开放的第一步，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不断开拓和进取。
（六）从人文视角探析郑和七下西洋。
有学者提出，郑和七下西洋是明初盛事，影响既广又深。从人文视角探析郑和七航，可以发现亚非各国因政治、法制、风俗、生活的落后而促使他们追求先进文化，而郑和的到来则起到了启迪开发的作用。通过郑和的影响，亚非各国提升其人文素养，可以从器物、制度和理念文化三方面来努力。因为受器物文化影响可以改变夷习，受制度文化冲击可以革除旧弊，受理念文化熏陶可以更新观念。这种人文视角无疑给人们以清新的感受。
（七）郑和与云南及其家世研究。
众多学者指出，郑和出生于云南，成长于中国，走向了世界。郑和少年时期所处的特定家世、地理、环境及其少年的活动，对他后来的航海事业有很大的影响。当今在开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时，我们不应该忘记郑和的故里云南。对于郑和家世，有学者通过文献、金石、木刻相互印证，结合《郑氏家谱首序》、《故马公墓志铭》和《赛典赤家谱》的对比研究，进一步论证了郑和确为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还有学者指出，郑和及其后裔家世的情况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根据家谱记载及口碑传说，已列出自郑和开始直至以后清代的十五代世系，从而使人们对郑和家世及其后裔的情况有了较详细的了解。
（八）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启示。
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在带来历史震撼的同时，更多地引发出无尽的思索。郑和之后中国的海外贸易并非一蹶不振，随着政府航海活动的中止，但民间华商仍然主导着东亚贸易，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是制度均衡下的产物；巨大的全国统一市场限制了对外需求，尤其是对海外贸易财税需求的微弱，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而同时期的欧洲则因内部市场的割据、兼并战争与高交易成本，导致对外贸易的旺盛需求，加之殖民扩张的高收益与利益重组，打破了原有的制度非均衡体系，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变化与制度变革。还有学者指出，时值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都不仅是为了重温历史的辉煌，而是为了新的发展，新的超越。因此，纪念郑和既要看他的历史功绩，弘扬其民族精神，更应拓宽眼界看清郑和与哥伦布航海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的不同影响，从中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还有郑和下西洋为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奠定了坚实基础，经600年的培育，如今已根深叶茂，通过对郑和处理亚非国家宗教关系的方式和经验的借鉴，有助于推动和发展当今的东盟关系。
此次云南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睦邻友好、共同发展”为主题，通过上述讨论，认为郑和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航海家、外交家与和平使者，已成为共识。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更是郑和故乡云南人民的骄傲。继承先人伟业，开拓“睦邻友好、共同发展”之路，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