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璋
今年是护国运动90周年，云南是护国首义之地，护国运动是云南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开展护国运动的研究，给护国运动历史地位以应有的充分的肯定；同时要高度重视护国运动历史文化的宣传、保护、开发和利用。
一、进一步深入加强护国运动历史的研究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护国运动，是一次重大事件。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护国运动历史的研究工作逐渐深入开展，回忆录、档案资料等不断编辑出版，研究论文和专著陆续问世，过去中国近代史许多著作和教材中关于护国运动内容语焉不详，忽视护国运动历史地位的状况有所改变。尤其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护国战争，谢本书主编的《护国运动史》的出版，标志着护国运动历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及至目前，关于护国运动历史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加强，尤其是与护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历史作用相比，护国运动的历史地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不少著作和论著在谈到护国运动的历史地位时，在简单地肯定几句之后，马上用“但是”来一个急促的转折，大谈护国运动的局限和不足。在现实中，甚至有的人还站在“左”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以护国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加以否定。凡此种种，在我们纪念护国运动90周年时都应予以充分注意。
1986年，我国较早研究护国运动的著名的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就指出：“长期以来，护国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常常被估计得太低了，这是不公平的。”《护国文集·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金先生说：“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次运动虽然推翻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代替它的却仍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的统治，中华民族依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万丈深渊，周围的环境还是那样黑暗……第二，护国运动结束只有两年多，伟大的‘五四’运动便爆发了，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同后者相比，护国运动自然便黯然失色，仿佛不值得多说了。”《护国文集·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金先生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其分析也很中肯。然而，20年过去了，金先生所说的情况虽有一些改变，但改变不大。要进一步改变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拓展视野，进一步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深入研究护国运动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社会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的进程中更是如此。旧的社会制度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倒退与进步，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必然存在，而且往往是激烈的、曲折的，甚至是长期的。
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1640年，接着是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资产阶级统治才稳定下来，前后历时4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始于1789年，1814年路易十八复辟，至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复辟王朝，前后历时40年。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相比，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有着突出的特点。
首先，复辟来得快。众所周知，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封建主义在中国土地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和影响。与英、法相比，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建立早，持续时间长。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也不可能首先发生在中国。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更具艰巨性，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并很快就进行了反扑。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1915年袁世凯就复辟称帝，其间只有4年时间。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封建王朝复辟在20年之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封建王朝复辟则在25年后发生。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封建王朝复辟相比，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封建帝制复辟来得更快些。
其次，中国封建帝制复辟更短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到被推翻，历时28年之久，而法国复辟的路易十八也存在了16年。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复辟相比，袁世凯帝制复辟仅有83天，是极其短命的。尽管之后还发生过张勋复辟的闹剧，不过更为短促。护国运动的历史表明，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共和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即使在护国运动之后攫取了政权的段祺瑞也要借“再造共和”的“英雄”称号来巩固其统治。
再次，中国反对封建帝制复辟更具世界历史意义。与英、法两国相比，中国是东方大国，护国运动使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永远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影响的范围极其广泛，影响的力量极其深远，是中国人民对人类历史作出的突出贡献。因此说，护国运动反对帝制复辟更具世界历史意义。
我们知道，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反复辟的斗争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可以说，中国护国运动的历史意义毫不逊色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反复辟斗争的意义。因此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第二，进一步认识护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如果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应该肯定，护国运动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阶梯。”《护国文集·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换言之，护国运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它还反衬出，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必然性，和更高阶段性。相反，绝不能因为护国运动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社会面对的根本问题，就加以非难、贬低，甚至否定。因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总之，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来充分认识和肯定护国运动的重要历史地位还有待深入研究。
第三，过多地围绕护国运动领导权来进行争论，客观上影响了对护国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长期以来，对护国运动历史的研究很大的一个内容是围绕对护国运动领导权的争论来开展的。事实表明，这在客观上已经并还在影响对护国运动史的深入开展，甚至也影响到对护国运动的纪念。
护国首义、护国战争，及整个护国运动，究竟是谁领导的？孙中山，梁启超，蔡锷，还是唐继尧？进行这方面的学术探讨和争鸣，当然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然而过多地争论某个人的领导作用，甚至不顾历史事实地强调某个人的作用，这就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恰当的。
在我省过去的研究中，一部分主要是非学术界人士总纠缠于护国领导人排名问题，有的文章带着浓厚的个人情绪、狭隘的地方主义色彩。值得注意的有两种倾向：一是，为了把唐继尧说成是再造共和的第一人，达到“扬唐”的目的，不顾唐继尧以自己表现所书写的“军阀”历史，非议中国共产党“倒唐”的历史，否定孙中山，否定朱德。应该说，这已经完全超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界限。二是，对唐继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事实上，不论唐继尧的反袁立场和整个表现如何，其领衔讨袁，作为护国军政府都督兼护国第三军总司令，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否认不了的，也是应该肯定的。
事实表明，由于上述争论所出现的偏颇，有时还表现得十分尖锐，客观上将研究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方面，从而影响了对护国运动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特别是影响了对护国运动历史地位的评价，以及纪念活动的开展。比如，昆明重建护国纪念标，其碑文因为顾忌到护国三杰的排名先后引起意见分歧，干脆一个人的名字都不提。隐去了护国英杰的名字，也就削弱了护国运动的人文内涵及其历史价值。
其实，学术界多数研究者认为护国运动是反袁各派力量大联合而共同进行的。应该说，这种观点既符合历史事实，也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针对研究中出现的偏向，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则应该注意：一是不要过多地纠缠在护国人物的你高我低，或者说“不争论”。二是研究中要重新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重视护国运动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首先，进一步提高对护国历史文化资源重要性的认识。
由于僻处边疆和社会发展的滞后，云南在全国历史发展中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并不多。在近代历史上，首先发生在云南进而扩展到全国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一共有两个：一是护国运动，二是“一二·一”运动。关于这一点，闻一多先生在其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中指出：“‘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闻一多选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护国运动历史文化资源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决不能“将宝石当做煤炭”。
现在来看，我们不仅对护国运动历史研究不够，对护国运动的光荣传统宣传和重视都很不够。表现之一，作为护国首义之地的昆明，书店里护国史研究的图书不多，1984年出版的《护国运动史》由于印数少，加之是省外出版，早已告罄，许多读者对此书是求一本而不可得，甚至高校研究生在图书馆也难借到，护国运动普及读物更是难以见到。表现之二，在纪念护国运动90周年前夕，云南电视台记者在昆明街头随机采访，大多数年轻人不知道护国运动是怎么回事。表现之三，作为省级文物的护国桥，出土重修已经几年了，至今没有相关文字介绍，因此昆明人大多不知道这是一座什么桥，遑论外来游客。表现之四，云南电视台采访笔者，在护国纪念标和护国桥现场，我们看到纪念建筑物污秽浸染，损坏严重。
其次，关于充分重视护国运动历史文化资源的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宣传和普及护国运动历史文化。修订或重新出版《护国运动史》，在此基础上在青少年中加强护国运动历史文化的宣传和普及，使全省人民知道并珍视护国运动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以此为自豪，进而发扬敢为天下先的护国首义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第二，尽快恢复护国门。护国门是1916年护国战争刚刚结束，为了纪念护国战争的伟大业绩，昆明各界代表会议决定，由省会警察厅主持修建的，1919年1月动工。护国门高大雄伟、庄严肃穆，颇有“凯旋门”之气概。20世纪50年代因市政建设而拆除。现铁门虽立于护国纪念标旁，但显得不伦不类。对于护国历史文化这一重要遗产应尽快恢复。
第三，搞好省级文物护国桥的保护工作，尽快设立标志说明碑，使用楚图南先生题辞，修葺保护好护国纪念标，使这些纪念建筑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四，将东风广场更名为护国广场。“东风”广场是“文化革命”中形成的，对昆明没有实际意义，更名“护国”，意义重大。进而在“护国”广场上建立大型“护国”群像雕塑。要求是：艺术一流，体量足够，有震撼力（如南京雨花台烈士群雕、重庆歌乐山红岩群雕），从而成为昆明城市的标志性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