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巨成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发动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
护国战争在袁世凯称帝“登极”之前发动，在政治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它揭穿了全民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的谎言，冲击了袁政权的政治—社会秩序，掀起了巨大的经济波动浪潮。这巨大的经济波动，动摇着袁政权的“国本”，加剧了袁政府的财政危机，它与军事、政治上的斗争相呼应，加速了袁政权的灭亡。认识护国战争中袁政府的经济波动，有助于我们认识护国战争和护国运动，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华民国初期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一。护国战争的枪声，给袁政府送来了一个信息：需要巨额军费。
袁政府的财政收入，关、盐两税的绝大部分已为外国银行团所扣留，各省上缴款项，也常常被地方军阀截留，即使上缴，也非常有限。并且，袁政府还继承了偿还清朝外债的重担，本身又有巨额外债。因此，袁政府只能继续“仰给外债，以度岁月”。仅1913—1914年，就举借外债20项，合计约3.76亿元多。而这些借款又大都是由外国银行经手，扣除实交折扣和到期应付外债本息，实收额只占借款额的47.96%强。（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页。）1915年，国库收入共计银元130678127元，支出共计银元139036456元，赤字为8358329元。（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8月第1版，第13页。）
护国战争冲击了袁政府的经济秩序，袁政府的财政立即陷入了困境。“中央财政自帝制问题发生，已耗费不资。兵兴以后，罗掘俱穷。初尚仰给于外债，乃外债，人又不容借。挹注无以，目下已有山穷水尽，不可终日之势。”《申报》1916年5月13日。
云南独立讨袁，正好像晴天霹雳，使袁世凯惶恐不安，举止失措。震惊之余，袁世凯仍然相信他的军事力量足以平定各地反袁力量。他立即从政治上、军事上部署对云南进行反扑。12月26日，他命令驻扎在岳阳的曹锟第三师进入战备状态，密令驻北京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和驻保定的第八师师长刘长泰，准备统兵南下。“张敬尧督队南下，曹锟布置司令部，及设兵站、安粮台，种种耗费，已用去三百余万元。”《申报》1916年1月20日。军队加饷，每月需增加560多万元，至1916年2月底临时追加者已达1300多万元。可见军费需要之巨。
尽管财政困难，但袁政府为了镇压护国起义，十分舍得花钱，并且不择手段地筹集军费。
“政府以现值国家用兵之际，凡军事机关请款者，决不敢稍加留难，故近日经济支绌情形尤甚于前。……政府以旧历年关在迩，曾饬财政总长预计用途定数，以备设法筹集。闻周氏昨已呈复阴历年内非有六百四五十万元不足应付（征滇军费尚未在内）。公府内拟于明后日密召某督办及周氏磋商办法。至其他因滇事而发生之临时费用所在多有，即如电报一项，近来中央与各省往返电报异常增多，因而各电局发电机器昼夜不辍，而电报生大加忙碌，电政局多有详请加给双分薪俸者。现闻交通部对于此事已一律批准矣。”《申报》1916年1月20日。从《申报》的这条消息中可以看到，不可一世的袁政府，在云南护国起义后，连过年的钱也缺乏。
二。袁政府经济波动中的第一个浪潮就是军费问题。
这个浪潮所掀起的经济波动，一直动荡不宁，直至护国战争结束。当然，护国战争结束后的北洋军阀政府，仍有巨大的经济波动，不过，这不属于本文所探讨的范围。
怎样筹集军费？这是袁政府的一大难关。有人向袁政府建议削减官员的工资。“惟在财政一方面，言近日中央筹划军饷，亦颇费踌躇。财政部以当此时机，财政困难，各事须待而行，而军饷又无可商酌之余地，因此一时筹议不定。近闻有人献议，拟将各官俸照民国二年办法，无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各员每月概给薪俸六十元。通盘筹算，每年中央支出可省三百余万元，以此俭省之款为协助平滇军饷之用。闻已蒙财政部采择，大约俟下月可见实施矣。”《申报》1916年1月13日。减发官员薪俸，尽管是杯水车薪，但袁政府还是把它看做救命的稻草。“闻袁政府已经决议，不论位置之高下，均定减俸为六十元，惟在六十元以下者，概不扣减。已定于二月一日起实行，即以云南军事终了为止。一般京官中，均叫苦连天，谓吾辈赞成帝制，虽为人所强奸，然以为总可以得点好处，岂知先将吾辈之俸薪减发，真吾辈自作孽云云。”《护国军纪事》第一期，1916年4月10日出版。
更有甚者，袁政府公然准备卖官鬻爵。“近有人献议袁政府，人略谓：滇黔用兵，军饷浩繁，库空如洗。对于国民……以其所报效军饷之多寡，分别授以官秩，用昭激劝。其大致办法如下……嗟呼！皇帝尚未登极，而卖官鬻爵之例，竟将实行，亦足以见袁家之穷极无聊矣。”《护国军纪事》第一期，1916年4月10日出版。
另一个办法，就是袁政府加重了对地方的搜括，摊派“征滇军费”，企图把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给地方。“云南起义，各省多响应，袁氏欲出死力抵抗，以达皇冠目的。但以军行之际，后路接济最关紧要，此传浩繁之费用，除中央设法筹措外，并议定由各省再按月摊解征滇军费二百万元。其各省摊解之额……由此观之，袁氏所持以为军费者，全在各省摊解耳。无论各省均欲响应，即使有最少数不响应而守中立者，对于财政一项，自顾不暇，安有余钱解京。自前月以来，即已宣告截留军饷，袁氏虽欲搜括，以何搜括？即此一端，亦可决定袁氏之命运矣。”《护国军纪事》第一期，1916年4月10日出版。云南起义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相继独立，其他没有独立的省份，大多都爆发了民军的起义。这样，袁世凯摊派各省的“征滇军费”，自然不能得到多少。
“暴力，即陆军，是用什么来维持的呢？用金钱。”（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6—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7页。）军饷极为缺乏的北洋军队，从缺钱的那一天起，战斗能力就已开始减弱了。
袁政府为了筹集军费，企图通过发行公债来骗取商民的银元。1916年“二月初六日北京电云：政府议拟募集三项公债：（一）内国六厘债二千四百万；（二）一期有奖实业债五百万；（三）二期储蓄票一千万。嗣经宫内议决，三项公债，恐难同时并举，拟自下月着手发行内国公债，额定为一千万元。及财政穷迫日益加紧，又命新华银行发行第二期储蓄奖票五百万元，定于五月一日发行，票额减少，彩票增加，以期易骗一般商民。查袁氏罗掘之技，所谓‘内国公债’，纯以威胁手段行之，储蓄彩票则以利诱手段行之，至有奖实业债票为农商总长周自齐主干，其性质类于储蓄票，本有重床架屋之嫌，而敛钱之手段，又较储蓄票为拙劣。”《护国军纪事》第二期，1916年4月10日出版。袁政府早已在人民中失去了信用。商人们自然不愿上当受骗。“一般商民，闻之甚不悦服。”《护国军纪事》第二期，1916年4月10日出版。
袁政府1916年的公债发行以后，无人购买。然而，袁政府仍不甘心，制定了三种发行办法：“（一）摊派法。其配置之数，京兆二十万，直隶一百万，山西、山东各八十万，察哈尔十万，余未详。其各省内规定通例，视各县人口之疏密，地方之贫富，令其担任认销一定数目。第一等县所销自六千元至一万元，第二等县自四千元至八千元，第三等县自二千元至六千元。（二）搭配法。官俸搭放公债之议，原定自四月起实行，嗣又改自五月一日起。官俸在百元与五十元之间者搭放债券十分之二，在百五十元与三百元之间者搭放十分之三，在三百元与五百元之间者搭放十分之四，在五百元与一千元之间者搭放十分之五。（三）奖诱法。将嘉禾勋章减价出售，使国民乐于认购。……袁政府批准此办法，饬分行各机关从速着手，每百元实收九十五，在六月缴者得先扣除半年利息。继以财政更形困蹙，拟发一种短期债票，额订五百万，以一年为期，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五种，除抵纳粮税外，并责国内一律通用。”《护国军纪事》第四期，1916年10月出版。
一个已经失去信用的政府，仍然想着去欺骗人民。袁政府发行公债之举，只能是自我安慰，因为发行公债的命令，由于各地的抵制，难以实行下去。
袁政府根据过去的经验，此次仍然希望依靠外国借款来解决军费问题。然而，1916年的外国政府及其财阀和资本家，乘机敲诈袁政府，或者借款条件十分苛刻，或者缓借，甚或拒绝：
袁政府以汉口水电公司担保向美国借款四百万元，被拒绝。《护国军纪事》第二期，1916年4月10日出版。
“袁政府特派路政司长郑洪年偕京汉路员陈钧亭赴沪办理京汉铁道抵押借款事，但外人恐惹起全国民之恶感，无敢冒险投资者。”《护国军纪事》第二期，1916年4月10日出版。
“袁氏迭次命其心腹运动外债，第一次以烟酒抵押美金一千万元不成，第二次以水口山矿产抵押德商五百万又不成，第三次以全国电汽事业抵押西门子洋行借款五百万元又不成。袁氏大怒，痛骂经手人无用。”《护国军纪事》第四期，1916年10月出版。
对于袁政府的借款困难，当时的《申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自各省陆续独立，政府每月所缺少各省解款为数甚巨，其他未曾独立军事紧急省份，又纷纷请拨留解款以作军费，现在每月所收应解款项，仅寥寥数省而已，而支款又日益加增，故对于财政问题，政府异常焦灼。惟借款以救急需，因条件严酷，一时不易成立。其已订约之小款五百万元，除已交百万元之外，其余之数，债权者因时局关系亦推延缓付。说者谓若不为一月内和平解决，即财政一项，已足惹起莫大之恐慌。”《申报》1916年4月21日病急乱投医。袁世凯甚至准备动用商人为反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而自动筹募的救国储金，作为征讨护国军的军费。消息传出，使商人们更加气愤。《申报》1916年2月20日。
袁政府经济波动的又一巨大浪潮，就是袁政府金融的崩溃。
袁政府的两个最大的金融机关（并且是袁政府的金融支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平时就滥发纸币。护国战争爆发后，中、交两银行又增发了大量纸币。“中、交两银行之纸币乱发，尤为可惊。据该银行重要人员某君之言，交通银行之正货准备及保证准备银（即政府公债，其他之有价证券）合计不满五千万元，而纸币发行数已在一亿二千万元以上。”《护国军纪事》第二期，1916年4月10日出版。“中国银行现有之准备金不及八百万元。欲借外债不行，欲再骗发有奖之实业债券亦不行。”《护国军纪事》第二期，1916年4月10日出版。对此，当时在京、津等地的中外资产阶级，都估计到这是因为这两个银行已经非常缺乏现银。银行里的现银，早被袁政府提给北洋军发军饷去了。向外国借款，也被拒绝。就这样，中、交两行已经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信用已趋于完全丧失的地步。
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家们，反应最灵敏。他们最先决定凡是在贵州、云南、湖南各省的中、交两行分行发行的纸币，概不收受。《护国军纪事》第二期，1916年4月10日出版。外国银行家的这一举动，对袁政府的金融影响颇大。中、交两行的纸币市价暴跌，住在北京前门外等地的中外大商人，也不敢收要中、交两行发行的纸币。京津两地的商人，“持票兑现提取现款者，拥挤不堪”。《护国军纪事》第四期，1916年10月出版。“数日以来，天津市面忽大恐慌，向中国、交通银行提款兑现者非常之多。”《护国军纪事》第四期，1916年10月出版。穷途末日的袁政府，在金融波动的浪潮中，不得不冒着中、交两行彻底崩溃的危险，于1916年5月12日（星期五）晨，宣布中、交两行停止兑现。这道停兑命令，引起了震撼全国的金融波动浪潮。停兑令遭到各地的强烈反对，全国金融因此陷入混乱之中，各地的反袁浪潮也日益高涨。1916年5月12日这一天，是袁政府的“黑色星期五”。
“东京电：中国政府之停止中国、交通两银行兑换，日本对华经济上实受重大打击。是以日本政府于本日在首相官邸齐集首相以次与此事有关系之各大臣及他有关系之实业家协议善后及他等策。（十三日）”《申报》1916年5月16日。
停兑令发布以后，立即引起市面骚动，人民纷纷抛出纸币，而“钱店商铺，群起而拒绝以纸币交易货物，人心乃大恐慌”。《申报》1916年5月17日。
“北京电：外国人因中国、交通两国库银行禁止兑换问题，对中国之财政，抱非常之悲观。（十五日）”《申报》1916年5月16日。
“汉口电：中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换，汉口市面一时大起恐慌。（十六日）”《申报》1916年5月17日。
金融波动，自然引起了物价波动。“自停止兑换以来，为时不过一月而百物昂贵，除房租外几无一不为八与十之比较。纵米麦转运各路，特为减价，而最高之白米，其价已涨至十四元有奇，最次者亦已十元。面粉一月前价每斤京钱七百文，现则八百二十。贫民所日给之小米，一月前每斤京钱五百六十文，现则六百四十。”《申报》1916年6月10日。
币值的下跌，也很惊人。1916年6月4日，交通、中国两银行发行的纸币，“市兑已跌至七折”。《申报》1916年6月5日。
然而在列强控制下的海关、盐务、铁路以及洋行等单位，并不理睬袁政府的停兑令，五国银行团申明不受停兑令的约束，北京的外交使团对停兑直接提出质问，声称要采取保护“在中国财政利益之办法”，向袁政府施加压力。在列强的强大压力下，袁政府只得部分修改停兑办法，允许海关、盐务、铁路等所收中、交钞票照常兑换现银。（参考《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第136页。）
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失去控制的袁政府，它的停兑令遭到各地不同程度的抵制。袁世凯的心腹大将冯国璋也反对停兑令，冯致电袁世凯表示，中、交停兑“万难遵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江浙财团和外国银行的支持下，拒绝执行停兑令。南京的中国银行分行在停兑后一天就宣布恢复兑现。接着长江一带的安徽、江西、浙江、湖南、湖北也相继仿行，恢复兑现。由于“各省群起反对，北京早处于孤立无援、闭塞不通之境地”。《申报》1916年5月21日。
各地银行拒绝执行袁政府的停兑令，不仅断绝了袁政府的重要军饷来源，也使袁政府威信扫地。商人们也通过停兑事件进一步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上海总商会向北京国务院发出通电，公开要求袁世凯退位。电文说：“天祸中国，降此鞠凶，滇黔事起，兵连祸结，盗贼盈野，民不聊生，万商失业，奄奄待毙，又令中交银行纸币横不兑现，全国金融信用陡失。立国以信，古有明训，以此示民，何以善后？人民苦虐政久矣！……元首夙誓牺牲个人地位，救国救民，人神共鉴，务愿诸公以元首所愿牺牲者而敦促之。”《申报》1916年5月22日。这说明上海的商界已公开不支持袁世凯，袁政府的财政金融体系，已完全崩溃。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6月7日，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护国战争取得了埋葬袁氏洪宪帝制的胜利，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
这一政治上的姓氏变动，给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带来了许多幻想，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上的波动。“袁氏暴殂，黎公继位，人心大悦。七日纸币之价由七折涨至八折，九日涨至八四折，十一日涨至九五折。……政府亦开始兑换，十元纸币半付现银之法，并发军米俾廉价出售，专收铜元票。一时市中顿形活气，虽照常营业之举并未能遽复，然已非前日之景象矣。惟此种事，实为我国金融史上之一怪现象。”《护国军纪事》第五期，1916年12月出版。
护国战争中袁政府的经济波动现象，远远不只是以上所述。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然而，一叶知秋，也许可算是本文的目的。
三。经济的波动，是政治的晴雨表。
战争的胜负可以从经济的波动中反映出来，因为经济的波动与战争的爆发有着直接的、间接的关系，而经济的波动又反作用于战争。
“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更加依赖于经济条件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6—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84页。）北洋军队的士兵，具有雇佣的性质。可以说，北洋军队是一支雇佣军，金钱就是维系这支军队的纽带。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战争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交战双方，每一方都以特殊的方式（如战斗、战役等），使用特殊的工具（如枪炮、飞机、坦克、军舰、导弹等等），把特定的物质（如子弹、炮弹等等）、能量（如火药能、核能等）和信息作用于对方，其直接目的是竭力使对方趋于无序，使己方保持相对有序。所谓“有序”和“无序”，是描述事物内部和外部关系的一对范畴，是相对的概念。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系统，每一个系统都具有自身特定的时空结构，有着各要素间的组织联系。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一个系统都具有一定的有序度，有序度体现着系统的组织程度，人们正是从各种系统的不同的组织程度中归纳出有序和无序这对概念。有序和无序的划分标准就是事物的时空组织程度，一般以系统“熵”的数值作为其数量标志。系统的组织程度高，说明其有序度高，或者说无序度低，其熵小；系统的组织程度低，则相反。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必定是其时空组织结构被击溃，丧失了战斗力（系统功能）的一方，胜利的一方，必定是其时空组织结构相对完整，仍保持战斗力（系统功能）的一方。双方相比较，失败的一方，必定是无序的，其熵大；而胜利的一方，必定是相对有序的，其熵小。在战争中，每一方都是在力图以自己的有序来破坏对方的有序，使对方趋于无序。在这里，一方的有序化，就意味着对方的无序化。因此，就常规战争的时空整体上来说，交战中的一方使对方趋于无序的能力（即该方赢得战争的能力）与其使本身保持相对有序，即熵值保持低于对方的能力，实际上是同一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双方使本身有序化能力大小的较量。参见罗志华：《系统·熵·战争》，载《军事哲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护国战争的爆发，使得袁世凯的统治系统趋于无序，使得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熵值增大。云南等省先后相继独立，大大降低了袁政府统治系统的有序度，大大提高了无序度。
护国战争中袁政府的经济波动，增大了袁政府的经济熵值。经济熵值的增大又使得社会熵值、政治熵值增大，社会熵值和政治熵值又作用于经济熵值。这些熵值的增大，又使得袁政府军的熵值增大，有序度降低。袁世凯的死亡，又进一步增大了袁政府的熵值，并使袁政府趋于最高无序度，袁世凯的复辟帝制行动彻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