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家到学校有几里路，要经过两座山丘，两丘之间有一片平坦的坳地。为了躲避学校的闲得无聊和家中的劳作，我和几个同学便选择这块隐蔽的地方玩起了扑克，并且“带彩”，有几毛钱的“分子钱”就够了，一打就是一上午，有时打一整天。
怎样概括我们这代人的童年，过去有句比较形象的话，叫做“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不错，我们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政权早已建立；那个年代及至我们成人之后，到处可以看到迎风招展的红旗，大城市搞政治运动，经常造出“红旗的海洋”，乡下生产队的农民上工，也要把红旗插到田边地头。因此，说我们是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并非夸张。
不过，我们的童年远没有这句话中喻指的那么幸福，相反，我们经历过的许多磨难与荒唐，今天仍然不堪回首。
对我来说，童年最难受的莫过于想读书而不能读书或没有书读。我上小学时已是六十年代初期，刚过上几天安定日子的农民，却又经历了三年空前的自然灾害。我父母刚与爷爷奶奶分灶立家，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全家人都能够活过来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其贫穷不言而喻。村旁的山丘上有一排干打垒的瓦房，其中两间大一点的用作教室，那就是我们的学校。教室里没有桌椅，老师带着我们用稻草和泥糊起几排土墩子，然后让学生自带一块木板搁在上面，再带一只小板凳就开始上课了。我家里找不出那么大一块板子，外婆家一向比我们“殷实”，外婆为我找了一块旧家具上拆下的木板，头上好大一个被白蚊蛀掉的豁缺。就在那块破木板上，我度过了自己最难忘的启蒙岁月。
初小快毕业时，父亲突然决定让我停学，理由是弟妹较多，生活困难，让我回家放牛，好从生产队多挣几个工分。那天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我与一直闷着头抽烟的父亲进行了一次“谈判”，我同意停学，但他们必须在下午和晚上留出一定时间让我自学。父亲没说二话，答应了我的要求。当时他那种痛苦的眼神，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第二天早晨，从未管过我读书之事的父亲，却破例把我的书包递送到我手中，对我说了句“你还是去上学吧”。他目送我走出村口，我看他的表情轻松了许多。
1966年下半年，我在熊熊燃起的“文革”烈火中走进了高小。那是邻近公社的一所“完全小学”，其实高小的两个年级也只各有一个班，每班不到四十名同学，我是五年级的班长。正当我满怀憧憬，准备好好读完小的时候，到处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连课本都没有。老师整天带着我们“造反”、劳动、念小说、讲故事，消磨时光。后来，我把这种没有课本的学校生活形容为“高班幼儿园”。
从我家到学校有几里路，要经过两座山丘，两丘之间有一片平坦的坳地。为了躲避学校的闲得无聊和家中的劳作，我和几个同学便选择这块隐蔽的地方玩起了扑克，并且“带彩”，有几毛钱的“分子钱”就够了，一打就是一上午，有时打一整天。学校以为我们在家没来，家里以为我们读书去了，均不加追问。渐渐地，我们越打越上瘾，虽然不是每天如此，但每周至少有两三天是这样玩过来的。从春玩到夏，又从秋玩到冬，好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因为“文革”前期教育体制全面瘫痪，我们在高小“读”了两年半）。隆冬，瑞雪盖地，我们扒开厚厚的积雪，围坐在湿漉漉的枯草地上，直打到日落。记得一位去镇上赶集买年货的老人路经此处，惊奇地说：“那上面（指我们手中的扑克牌）真的有火呵！”所以，我现在特别理解那些玩麻将上瘾的人。
我的童年是不幸的童年，几乎是在与饥饿和劳困的搏斗中度过的，几乎是在对知识的渴望中度过的。
我的童年又是十分幸运的童年，几乎是在没有学习压力的轻松自在中度过的，贫困的生活和超体力的劳作磨砺了我的意志，“高班幼儿园”的生活为我们增添了许多乐趣。
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贯彻了生命最深的秘密。
——纪伯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