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民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开始后，陕甘宁边区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八路军和国民党爱国抗日将士在前方挡住了日本侵略军的进攻，给处于后方的陕甘宁边区创造了一个开展生产建设的良好环境。虽然国民党顽固派不时在边境上制造一些挑衅和摩擦，但终究影响不了“国共联合，共同抗日”的大方向。不幸的是，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掀起的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此后，国民党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并且停止发放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给养。企图用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的两种手段，将陕甘宁边区活活困死。
1938年，盐池县遭受旱灾，有两个区基本上刀镰未动，以人平均每人粮食不满一斗。当年10月，边区政府拨来3000元赈济款进行救济。经过宣传，盐池群众感激地说：“边区政府真好！他们的生活那样艰苦，不向我们要款，林主席反而向中央请求给我们放赈款。民国十七年灾荒时，听说政府发下了赈款，但是人民没有得到。”（《盐池县1938年10月份各项工作情形报告》）
在发放赈济款过程中，政府对灾民详细调查摸底，根据情况将赈济对象分为三等，一等每人8元，二等每人5元，三等每人3元。有些干部家庭同样很困难，但每人最多6元，少者2元。一、四、五区赈济款发放后，发现有吸食大烟的得了钱，马上追了回来。
由于敌人的包围封锁，1941年和1942年边区的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我们曾经弄到了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严重地步。加上从1939年到1941年，盐池县连续三年干旱少雨，粮食歉收，全县普遍缺粮缺草，人无吃用，牛无草料，甘草又无销路，加之瘟疫蔓延，牲畜死亡甚烈，如1941年五区一乡有羊5000多只，死掉了2000多只，商会的120多峰骆驼，就死了40多峰。人民生活困苦，饥馑万状。盐池县政府在《1941年1至6月民政工作报告》中说：“大多数人整天为寻给养还不得一饱，部分百姓找树皮、草根为食，还有发生抢食现象……天旱无雨，大批劳力不能进行劳动，很多跑上来的人（移难民）找不到活做。”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领导人认识到只有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才能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日而又不过于加重人民负担。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1940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当前斗争已进入更艰苦的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要求军政首长、各级政府机关努力领导部队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1941年，货物风涨，杂货、布匹较前涨2倍，粮食涨了6倍以上。黄米由30元涨到210—220元。私用法币1元兑换边币2元；甘草销路不通，甘草庄一家未开；春季羊皮卖5至6元，夏季涨到15至16元，皮毛商三兴长商号从中获利一万多元。（《盐池县经济建设六个月工作报告》1941年6月4日）
为了渡过困难，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出了“精简节约，生产自救”的号召。毛泽东为开展生产运动题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千古名句。中央西北局和边区建设厅指示，要将经济建设工作作为今后“主要而中心之工作”，“以全面的生产收获解决整个长期抗战中的军民给养问题”。（1942年9月5日《盐池县一年来经济建设工作报告》）号召人民“耕三余一”（耕种三年有一年的余粮），防备灾荒，于是，一场军民联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所有的机关、部队和学校都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各级领导干部也都投身到生产劳动当中。就连毛泽东主席也亲自下地种菜。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由高岗、高自立、王世泰、周兴、毛齐华等人组成的生产委员会，高岗任主任。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学校都相继成立了生产委员会。
盐池县地广人稀，宜农宜牧，有大片的荒地资源。抗战时期，中共盐池县委政府发动群众大量开荒，广种多收，增产粮食，防旱备荒。政府在领导生产上花费了最大力气。不但发动了群众发展农牧业生产、组织合作社等，而且动员了机关干部、部队指战员人人动手，自给自足。扶犁、提耧、纺线、织布、养羊、经商，打破了几千年来所谓“大堂（官府）上不种糜子，二堂上不种谷子”和“当兵就是吃粮”等等旧的规矩和说法，在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热潮。加上政通人和，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使大生产运动取得了辉煌成就。
开荒种地1939年至1941年，盐池县连续三年干旱少雨，粮食歉收，造成人无口粮、牲畜无草料、地无籽种的“三无”局面。1939年，全县收获粮食4497石5斗5升（每石约500斤）。
盐池群众主要依靠脚户运盐换粮，但脚户驮的粮食沿途多被部队买去，群众能买到的很少。加上宁夏对粮食的封锁和边币使用的局限，使得粮食更加困难。县政府虽然拨粮救济，并成立了粮食平粜处，但因普遍缺粮，未能彻底解决。
1941年是盐池县生产最困难的一年。春天给群众调剂的籽种，有的又被吃掉了。1942年春，政府发动群众互相调剂，解决困难。全县共调剂籽种22.8石，耕牛227头，土地338垧（每垧5亩），饲草41589斤。一区四乡建设委员马智自动拿出粮食2石、大洋700元，帮助困难户度过难关。1942年盐池县收获较好，据统计，全县收获细粮12418.76石，人口21775人，平均每人0.64石。（《盐池县秋收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雨水较多，庄稼长势很好。但在秋收之际，于农历8月9日全县遭到严重霜冻；10日、15日、17日，连续3天3次冰雹，全县各地或多或少都遭了灾。如17日夜，三区三乡张记沟村东西约40里、南北约20里下了5寸厚的冰雹，打得连草也没有了，并打死羊49只；二区高里吾苏洪水爆发，淹死人4个、羊49只、驴3头；
1941年初，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在陕甘宁边区吹响了大生产的号角。驻防盐池的八路军警备三旅七团（团长黄罗斌、政委左艾），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盐池县的大生产运动开了个好头，打响了第一炮。他们在八岔梁、叶记豁子、黄沙窝等地开设农场，开荒种地，一个营产粮达百万斤；在北园子、五堡、红山沟开辟水浇地200多亩，种植蔬菜；养羊500多只，养猪百头以上，不但解决了自己食用，还能拿出一部分供应群众；开磨坊4个，除了给自己加工还能为群众服务。
部队供给达到了自给自足，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团长黄罗斌曾于1943年3月即兴写下《兴武营大生产》一首诗，作为纪念：
千里冰霜万山寒，赤臂挥锨武营前。
汗水洒湿广漠地，军号频催人未还。
日辟荒地百余亩，小米香味芋头甜。
仓满糜谷百万石，甘草畅销异地欢。
与此同时，全县农牧民和机关干部也迅速掀起了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粮食的热潮。政府帮助农民和移难民调剂土地，调剂劳力、畜力、籽种，发放农贷，解决了生产中的各种困难问题。在土地问题上，县上提出：“有地尽耕，先尽自己种，后让他人种”，“宁教人忙，不让地闲”的原则，改变了有些地主所谓“宁教人穷，不让地瘦”的旧习惯。对于地界不清引起纠纷的，要在不妨碍耕种的原则下，一边解决问题，一边继续耕种，不得以地界不清而影响耕种。另外，要在保证减租和交租的原则下照顾双方利益。这样就给一些没有土地而又积极要求耕种的移民解决了很大问题。对于少数收租苛刻，要收“三七连毛提”（即地租要提取总收获量的30%，而且是以收获的粮食捆子为准，连籽带草一起提）的地主（如石富贵、郭生财、张丕承等），进行适当教育，合理解决。
耕牛是当时开荒种地的主要生产工具。为了解决耕牛问题，县上一方面发动群众利用关系向附近的蒙民租牛，一方面动员有牛户把可使用的场牛（专门供繁殖和备用的牛）租给无牛户，另外政府还发放一些农贷款帮助农民从外地购买耕牛。县政府委员杨华亭专门买了4头好牛，借给一区二乡无牛户耕种；三区五乡劳动英雄张生福把自家的耕牛抽出一头，借给移民种地，不收租费；二区三乡农民马同，凭着自己和蒙民的友好关系，从蒙地租回许多牛供乡亲们耕种。1942年全县原有耕牛2554头，当年租牛买牛471头，共计3025头；到1945年，全县原有耕牛4093头，租牛买牛582头，共计4675头。全县平均每年租牛300头左右，一年牛租粮食，最高的1石，最低的8斗。耕牛的迅速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开荒生产。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争相扩大开荒面积。如五区三乡大水坑农民王文玉，有耕牛2对，原计划开荒50亩，结果开了140亩；一区四乡夏家墩农民董定治，一对牛即开秋荒90亩；劳动英雄史明统，一对牛就种了80架（每架5亩）地。政府每年发放的农贷款，也给无牛户起了大作用。一区三乡李润泽和五区五乡张有善，原无一头耕畜，就靠农贷起了家。到1945年发展到每家有一对牛一头驴，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人勤春来早。在大生产运动中，盐池县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年年提前做好春耕准备，提早开始动手。1946年农历正月初五，一区的农民就开始到城里抢着掏厕所，往地里送粪。二乡农民黄文，家里没有车辆，就用驴驮，在一个月时间里，用驴驮运的粪肥超过100多车。农历二月十三日，一区的农民就开始耕地了。
由于大量开荒，耕地面积逐年增加。1942年全县有耕地192335亩；1943年开春荒20375亩，秋荒38985亩，共计59360亩；耕地面积增加到289450亩，比上年增长50.5%；当年全县收获粮食24104.1石（30斤斗）。
1944年耕地面积增加到333252亩，比上年增长15.1%；据统计，从1942年至1945年，全县开荒扩大耕地面积321159亩，加上原有耕地面积194879亩，共计达到516038亩。由于耕地面积增加，加上雨水较好和群众生产情绪普遍高涨，再加上政府安置了移难民，使得全县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42年的粮食年总产量为23873石，1945年增加到38290石。达到了“耕三余一”的目标，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大生产运动取得的成果，使机关和部队达到了生活自给，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1943年至1945年，盐池县机关干部共生产细粮196石7斗多；驻盐警备七团三年生产细粮3881石（每石500斤）。1945年机关和部队都自给了7个月的粮食，伙食、办公、被服等都达到了自给。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报》报道：“三边分区机关部队普遍做到丰衣足食”。“各机关伙食大大改善，经常吃各种新鲜菜、豆腐、粉条及牛羊猪肉，并调剂吃大米、白面”。1943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报道：“盐池县机关生产良好，经费大部自己解决，肉食丰富，每天有牛羊奶喝。”
打盐运盐盐池地方有一句俗语：“盐池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在盐池、定边和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交界地带，分布着一连串盛产食盐的湖泊，古时候曾将这里称为“盐川”。其中产盐量较大的有：北大池、苟池、敖包池（倭波池）、花马池（盐场堡）、滥泥池、波罗池、莲花池等。1929年宁夏建省之后，成立宁夏榷运局，以上盐湖（盐池）均归属宁夏榷运局管理。1933年马鸿逵统治宁夏以后，加强了对上述盐湖的管理，每个盐池都配备有缉私的马巡队和步巡队，每年获取盐税约计100万元。1936年6月盐池、定边解放以后，为了团结蒙民照顾蒙民的利益，经中央巡视团毛泽民和西征红军政治部主任刘晓等议定，将长城外的北大池、苟池、敖包池归还蒙民管理，其余盐湖盐务直属西北办事处（后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管理。三边的食盐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支柱。陕甘宁边区对外出口的物资，90%就是食盐。
抗战以来，我国各大盐区相继沦入敌手。抗战军民之食盐发生极大困难。西南依靠川盐，西北和中原依靠青盐、宁夏盐以及边区食盐。但因青盐路途遥远运输困难，宁夏盐区产量不多，供不应求。因此，陕甘宁边区之三边食盐，在供给抗战军民之需要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边区的命脉”。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打盐、运盐就是边区及盐池县军民的头等重要任务。
